▌蔡辉

“希望能再次从自己手中找到中国猿人的化石。” 在发掘工作开始前，裴文中先生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1966年3月15日，在裴文中先生主持下，对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参加发掘的有顾玉珉、柴凤歧等，还有越南留学生杜文宁）。这是自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裴文中先生在主持发掘时，首度发现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后，又一次大规模发掘工作。

周口店遗址出土过4块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引起世界轰动。此前发现的猿人化石无法确定是人还是猿，而来自北京的发现证明了直立人在人类进化中的地位，从而确立了直立人阶段的存在。这是北京考古为人类知识进步做出的重大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相关化石失踪。抗战胜利后，裴文中先生曾赴日寻找。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当年9月27日，中断了12年的发掘工作便重新开始。1951年、1958年、1959年、1960年，前后又进行了4次发掘工作，先后发掘出北京猿人牙齿、肱骨、胫骨、下颌骨等化石，偏偏没有头盖骨化石。

苦寻20年而未得，裴文中先生为之祈愿。

1966年5月4日，遗址中发现了两块头骨化石断片，来自一位50多岁的男性北京猿人，经过与此前出土断片拼合，成为目前仅存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标本。

是北京猿人还是北平猿人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最早发现于1929年底，此时北京已改名北平，为何仍称为北京猿人，而非北平猿人？

在《燕京大学》校刊（1930年第2卷，第23期）上，刊载了裴文中先生的演讲词，称：“1927年拜伦博士在周口店工作了6月之久，又发现了一个牙，卜拉克博士根据此牙，给这种动物起了一个名字叫‘北京人’，这个名字将来也不会改的，不能因北京之改为北平而随之改为‘北平人’的。”

笔录者李德荣可能不是相关学者，舛错甚多。

首先，文中的“拜伦博士”可能是瑞典地质学家步林，而“卜拉克博士”今通译为步达生，是英籍加拿大人，著名的解剖学专家。为收集、整理北京猿人的发掘成果，他拒绝医生劝告，继续工作，因心脏病发作，于1934年3月15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研究室中去世。

其次，步达生将北京猿人定名为“中国人，北京种”，简称“中国猿人”。“北京人”并非严谨说法，未被学界认可，今通称北京直立人。

1936年11月，贾兰坡先生主持周口店发掘（此时裴文中先生已赴法），又发现了3件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化石。他回忆说：“英国一家‘剪报公司’给我来信说，各国的报刊载你的消息有2000多条，售价50英镑，问我要不要。我当然不会要。”可见影响巨大。

“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

作为专门的科学研究，与普通人生活关系不大，为何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轰动？

这是因为，1856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学说，它通俗易懂，且与日常经验相契合，不用专业学习，不用概念辨析，只需在思维方式上稍作改变，即能对不同现象给出万能解释，因而被普遍接受。达尔文生前曾多次表示，进化论只是一种猜想，不适宜延伸到其他领域中。但还是派生出颅相学、人种优生学、社会达尔文主义等逆流。

达尔文的表弟佛朗西斯·高尔顿便坚信，天才自带基因，他整理了605位名人家谱，发现102人有亲属关系，由此提出优化人种战略计划。在此氛围下，当时欧洲列强均大力推动考古研究，以证明自己是优秀种族，在猿人阶段即气质非凡，远比别的民族更古老，脑量更大。

这给中国学者以很大压力，1920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留美期间写下志向：“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人种早、脑袋大，成了当时民族竞争的新指标。

在17至18世纪，西方学者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有埃及说、印度说、中亚说、越南说、巴比伦说等，均停留在猜想层面，只有文献研究，无实据。

周口店发现了人类牙齿化石后，一度被认为是巴比伦说的明证。此时裴文中先生刚从北京大学预科转入地质系，学习古生物学。

据学者朱之勇先生钩沉，裴文中先生原毕业于直隶第三师范学校，但不愿当“孩子王”，失业在家。在同村李慎言鼓动下，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裴文中先生后来回忆说：“我本来是一个很随便而遇事无可无不可的人，凡事多不欲认真，读书亦多不求甚解，自觉很不适意于担任科学上的工作和科学上的研究；但是不知为什么而入了北京大学的理科，又不知为什么而入了地质系——其实那时我自己的兴趣，却在办党和新闻事业。”

成绩最坏的学生成了大师

1927年，裴文中先生毕业后，曾报考中央地质调查所，却未考上。不得不去中学教地理，每周仅3节课，入不敷出。他后来回忆道：“毕业后，欲教书无人聘请，欲作事又无门路可走。流落在北平，穷困已极。”

为谋生计，只好求昔日老师翁文灏帮忙，翁文灏推荐他去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并对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的杨钟键说：“我给你一位成绩最坏的学生。”

1928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联合发掘周口店遗址，杨钟键记道：“日日如此，自觉有些生厌，尤其每日要对付成百个工人，更为繁杂……好像成了工头一样。”到1929年12月，因天气寒冷，发掘成绩差，裴文中先生已收到停工令，他又坚持了两天。正是这两天，震动了世界学术界。

上大学时，裴文中先生曾写小说《戎马声中》，该小说得到鲁迅赞赏，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只因生计所迫，才成了“文坛中留不住的人”。

上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魏敦瑞发现：北京猿人骨化石中，一女性有额中缝，在类人猿中极罕见，而现代人均有；下颌圆枕，黄种人中多见；上门齿冠是杓形的，即内面凹陷，是蒙古人种的明显特征。

魏敦瑞的结论是：北京猿人是黄种人关系最为密切的祖先。

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是当时发现的时间最早的猿人化石，距今20万至70万年间（近年有学者表示，上线距今77万年），远早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化石，“中华文明西来说”逆转为“世界文明东源说”。出现了“当中国人开始创造文明时，欧洲人还在树上”等说法。

北京猿人生活“极其贫乏”

随着基因技术的介入，历史解释再度发生逆转。研究显示，北京猿人与现代人在遗传上并无关联，人类可能来自同一个母亲，即非洲的露西，又称线粒体夏娃。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现代人类在20万年到1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并在6万至7万年前走出非洲，逐步替代世界各地原有的古老人群。在他们到来前，距今10万年到5万年间，东亚曾进入末次冰河期，导致北京猿人灭绝。

从周口店遗址中，只能找到很少一点证据。据古地磁测定，北京猿人生活时期维度靠南4度多，应相对温暖。但北京人化石的堆积层厚达40多米，历时达30多万年，其间山洞多次被硕鬣狗占据，还遭遇两次大水，不同阶段的气温不同。

贾兰坡先生曾说：下层堆积中，喜冷的物种所占比例最大，此后逐渐缩小，至顶部又有略增趋势，大致处于冰期。在北京猿人居住中期，附近曾有广大水域，因发现了水獭、河狸等遗骸，此外山下应有广阔草原，因马的遗迹最多。

在北京猿人居住的洞穴中，有100多种动物的残骸，但“更多的是采集小动物……发现最多的有两种田鼠、两种仓鼠和林姬鼠，啮齿目和食虫目动物共发现有36种”，在贾兰坡先生看来，北京猿人的生活“极其贫乏”。

为反驳“人类起源于非洲说”，学者吴新智院士曾指出，70%的中国人在头骨上有3个特征，与北京猿人一致。但他的学生刘武到非洲考察时，发现30%的东非人头骨上也有这3个特征。

再次挖掘，弥补了历史遗憾

随着遗传学发展，基因研究已能将误差水平控制在正负50年内。比如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出土文物差别巨大，但基因研究发现，彼此存血缘关系。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基因研究目前“精度不够”，可能“生产糟糕的历史”。

在基因研究未被彻底认同前，传统方法仍有价值。

1966年挖掘的价值在于，再度出土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弥补了历史遗憾。此外，新出土的化石“代表迄今所知的北京猿人头骨中带有进步性形态特征最多的个体”，“具有明显的左右侧不对称现象……为进一步探讨人类体质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有意义的课题”。

有趣的是，北京猿人下肢骨与现代人基本相同，比大脑进步得多（北京猿人平均脑容量为1088毫升，仅相当于现代人的77.7%）。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学者谢三思提出，人类体质的进化是“镶嵌进化”，不同部位根据实际需要独自发展，北京猿人初期腿部承担任务较重，所以优先进化，大脑进化则是后来的事。

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共发现了40多个个体的人类化石、10万多件石制品和骨角制品，是世界上材料最系统、最丰富的直立人遗址。作为学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至今仍有科普价值。

贾兰坡先生曾建议，应增加体验内容，让游客深入了解北京猿人的生活。他说：“我很早就有个想法，在我们从前工作站方圆3平方公里的地区内，修盖一所四合院式房屋，或在院外适合的地方叫观众亲手做‘北京人’烤肉吃。”这番心愿，只当趣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