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大栅栏西部的琉璃厂东街，全长350米，宽约10米。胡同东起延寿街，西至南新华街，北侧自东向西与西太平巷、文明胡同、厂甸相交，南侧由东向西与东南园头条、小沙土园胡同相交，曾用名“东琉璃厂”，1965年将改为“琉璃厂东街”。
琉璃厂东街曾经一个旷野人稀的村落，辽代叫海王村，金代改叫海王庄。明代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以前，这里设立了官办的琉璃厂，为修建皇宫和王府烧制五色琉璃瓦和其它琉璃制品。琉璃厂的名字从那时就叫开了。到了康熙年间，一方面由于烧制琉璃瓦件的需要减少，一方面也因为地处城区之内，临近宫阙，烟雾迷漫，很不相宜，于是就把官办的琉璃窑改为窑户自办，并迁至京西三家村附近。从此，琉璃厂就没有琉璃窑了，但是作为地名，它一直保留下来。
据史料记载，清乾隆三十五年，清廷工部琉璃厂的工匠在窑厂取土时，在今琉璃厂派出所以东的地方发掘了一座古墓，内有墓碑，上写其主人叫李内贞，是辽代御使大夫，生前曾担任过雁门县主簿、怀来县丞、工部尚书、光禄大夫、蓟州刺史、银治都监、太子左卫率等要职。在他的墓志上还有这样的记录：“大辽故银青光禄大夫……陇西李公，讳内贞……保宁十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寺第，享年八十，其年八月八日，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从这些出土文物中，人们才知道今琉璃厂这块地方在辽代称作“海王村”。
史料记载，元朝开始，朝廷在这里开设窑厂，烧制琉璃瓦片。永乐年间，明朝迁都北京，由于北京营建工程的浩大，也扩大了琉璃窑厂的规模，直到明朝嘉靖三十二年将此地修建成外城区域。清乾隆年间这里停止烧窑，将琉璃窑厂迁到北京西郊门头沟区的“琉璃渠村”，而此地“琉璃厂”的名称却保留了下来。明代在修建宫殿、城区时，在琉璃窑附近堆满了沙土砖石，今琉璃厂附近的地名，如“沙土园”、“东南园”、“石头胡同”就是从那个时候得来的。
清顺治元年清军占领北京，清朝统治者即颁布谕令：“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也就是说，汉族官员和平民百姓要统统迁居外城，琉璃厂文化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据说，清朝时期有大量的汉族官员和文人学士如孙承泽、王士祯、纪晓岚等，大多在南城琉璃厂附近地区居住，他们在此相互走动，结诗社、兴诗会，吟诗唱和。在逐渐成为文人聚集地和文化活动场所后，琉璃厂东街逐渐开始经营旧书业。
琉璃厂的另一大经营项目是古玩。据了解，早在清乾隆年间，琉璃厂的书肆中就已经杂有古董店及卖法帖、裱字画、雕印章等字号。先前的老人介绍，刻章要找四十岁左右的人，这个岁数的人刻的章比较好，一般用寿山石刻章。
琉璃厂东街店铺鳞次栉比。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四年，乾隆皇帝下旨赏银五千八百两，在此街东头路北建了一座火神庙，其庙东西配殿各十五间，正殿供奉活德真君，后殿供奉观音菩萨，人们在此祈求天神消灾免祸，保佑平安。
今天的琉璃厂东街，那一座座古香古色的建筑，仍然矗立在路的两旁，仿佛一位位老者，向人们讲述着那五彩缤纷的过往。
一、从声遥堂到文光楼：名人题匾的过往
琉璃厂的店铺，不仅在经营内容上很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就是各店铺的门匾，也颇具历史和文化品位，有不少名家书法之作，亦够文物珍宝水平，如由李鸿章题写匾额的庆云堂碑帖铺和大雅斋、式古斋、铭珍斋等著名古玩铺，以及同古堂铜刻墨盒铺等名店的匾额都缺；著名书法家冯恕在琉璃厂题写的“公慎纸行”等匾额，和张伯英题写的“富晋书社”、“观复斋”碑帖铺和“史善朋竹琴社”等匾额。
在琉璃厂各店悬挂的匾额中，清末朝野的文人学士曾评选出“八大名匾”。它们是：铁帽子王克勤郡王写的“德宝斋”（古玩）；乾隆时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写的“清秘阁”（南纸）；乾隆进士、直隶总督、工诗善书的那彦成写的“博古斋”（古玩）；嘉庆进士、体仁阁大学士祁寯藻写的“懿文斋”（南纸）；道光进士、翰林院编修何绍基写的“富文堂”（旧书）；咸丰状元、军机大臣翁同龢写的“茹古斋”（古玩）；道光进士、同治时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曾国藩写的“龙威阁”（旧书），这是七块。而最后的一块，也是最传奇的一块，就是“声遥堂”（后改为文光楼）的匾额。因为他的匾额曾经过清朝才子纪晓岚、清末翰林戴恩溥两位文人的题写。
“声遥堂”开业于清初，名声初时并不显。乾隆三十四年（1769），大藏书家李文藻在著名的《琉璃厂书肆记》一文的开头，就有“未入厂东门，路北一铺曰声遥堂，皆残破不全之书，予从其中买数种。”按所记，这声遥堂书铺，应位于进琉璃厂东街东头路北的邮局西侧。因为，琉璃厂邮局修盖的比较早，大约是清末，是在一块空地上建起的，并没有拆左右的房子，故云声遥堂在邮局之西，今乃是一个小古玩铺。这个书铺大约开设于乾隆十年（1745）左右，“声遥堂”之匾本来是掌柜的自己写的，当然有点凑合对付。
纪昀纪晓岚在乾隆十九年中进士后，因才华出众，很受乾隆重用。却由于他耍小聪明给犯法就要被查抄的亲家通风报信——以一个空信封，里面装了一点茶叶，暗示要“查”而犯罪，惹怒乾隆，把他发配充军到乌鲁木齐。因其有才能，两年后又召回，等候陛见。此前他已见过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一文，并得知李在声遥堂买到一本《广东新语》，后来就被外放广东恩平知县，难道买书也有预兆？他去琉璃厂逛书铺，头一家就奔厂东门外的声遥堂。
纪晓岚还没复官，穿着也平常，掌柜的和徒弟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是客气地随他挑书。他选了几部书，就坐下休息，徒弟给他点烟倒茶伺候着。他抽着大烟袋，和掌柜的闲聊：“前几年，有位进士李文藻到你们这里买书，遇上一本《广东新语》，结果他就放了广东恩平知县，后来升到桂林同知了。可见你们这卖书还真能给人带来点好处，可是你们的买卖看起来也平常。”掌柜的回答：“上我们这里买书的文人学士不少，有不少人做了官；我们还是照常卖我们的书，卖书人发财的不多。”
纪晓岚有意要显示一下：“我这个买书人的钱也不多，选了几部书，身上带的钱恐怕不够，我给你们写个欠条行不行？”掌柜的很客气：“书您只管拿走，什么时候您方便再把书钱给我们带过来。”纪晓岚说，我不给你们写欠条，想写几个字，给你们留个记号；给我找张大纸、拿一支大笔来。他让徒弟给研墨，只准往外一个方向研，不许正反来回磨。墨研好了，纪放下烟袋，拿起大抓笔，一挥，“声遥堂”三个大字，笔酣墨饱，十分气派。他又换了支小号笔，用行楷落款：“纪晓岚”。
掌柜的一见大喜，连忙作揖致谢：“不知纪夫子大驾光临，实在慢待、慢待了，请多包涵。”掌柜的赶紧找琉璃厂的刻匾名匠，制作了一块黑漆底金字的纪晓岚题写的新匾，悄悄摘下自己写的那块原来的匾，择吉日敲锣打鼓放鞭炮，挂上纪昀题写的新匾，轰动了琉璃厂。
不久，纪晓岚起复又升官，乾隆三十八年又做了《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琉璃厂是他和参与修书的翰林詹事们常到之处，选书买书是主要内容之一。悬挂着纪晓岚题写的匾额的声遥堂的买卖非常好，很兴盛了一时。琉璃厂的书业、古玩业、南纸业都随之繁荣起来，文化街的雏形也形成了。
久盛难免一衰。声遥堂旧书铺在琉璃厂厂东门外存在了百余年，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到清同治时，此铺易主，铺底倒给了周姓的江西人。在琉璃厂经营书业最初是江西人与河北人都有，以江西人居多。后来河北人逐渐壮大而取代了江西人。当年双雄并峙时，江西人人多势众，甚至书行供奉文昌帝君的文昌庙（在东琉璃厂火神庙东侧胡同中），也是江西人把持着，河北人进不去。到清末民初，河北书商壮大起来了，与江西书商先分庭抗礼再分道扬镳，在小沙土园另建起新的文昌会馆，供奉文昌帝君，另立古旧书业同业公会。江西书商也一蹶不振。乾隆时，纪晓岚题匾的“声遥堂”字号，是江西还是河北书商所开无可考；但同治年间把声遥堂铺底买过来的是江西书商周秋门。书铺虽有纪大学士的名匾，但是人家还是改了字号叫文光楼书坊，请同治翰林戴恩溥另写了牌匾。纪晓岚写的匾额摘下弃而不用，久之就不知下落了，实在可惜。
文光楼这家书铺，同治、光绪年间，在琉璃厂还有一定名望，光绪进士缪荃孙在清末写的《琉璃厂书肆后记》开头就说：“厂东门路北一铺，曰文光楼石氏，丙子年颇有旧书，余专搜其单本，得百余册，皆不经见之书也，价亦极廉。”按：丙子是光绪二年（1876），石氏乃良乡人石镇字静庵，亦即文光楼又换了东家，回到北方人手中，字号却没变。文光楼在石静庵后是其从弟石铎经营，又易为石景华。到民国十年（1921），再换成河北冀县人郭继庄经营，字号仍是文光楼。17年后的1938年，又换了东家：良乡人崔恺。崔掌柜腹内渊博，决心把这家有将近200年历史的老书铺经营好，还要想办法把当年纪晓岚给文光楼前身的声遥堂题写的那块匾额给找回来。但在日伪统治下的北京，环境太坏了，他几经奋斗，两者都没有如愿，文光楼维持到1946年，还是歇业了。从声遥堂到文光楼，这家古旧书铺几易其主、两改其名，整整存在了200年！可以说，它见证了琉璃厂的起步、成形、发展。
一个小小的声遥堂——文光楼书铺，却有乾隆、同治两朝的两位翰林学士纪晓岚、戴恩溥给题写匾额，足见当时上层社会对“声遥堂”的重视。
这块名匾，是足够进入博物馆陈列的珍宝级文物。然而，今天却早已不知去向。不但是“声遥堂”，本章开始提到的这八块名匾，今天都已无存，主要是这些名店中的多数，早已停业，名家所书之匾以至楹联，都没了；个别的公私合营后，原字号被取消，匾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有的字号公私合营后被保留，门匾至今也还在用。可是在不断修整中，再制的原匾，却把题款给抹掉了，例如高悬的“邃雅斋”的门匾还是原匾再制，可是“姚华（茫父）题”的上下款都没了，成了“秃匾”。按照中国文化传统格局，匾额哪怕是自书，也要落款用印的，因此秃匾也就不能挂出。琉璃厂的名匾，至此只留下了历史的烟尘。
二、琉璃厂信远斋：老店起家酸梅汤
琉璃厂所拥有的，并不仅仅是文物、古籍、字画、笔墨纸砚等文化产品。很少有人知道，东琉璃厂文明胡同中有一家叫做“信远斋”的古董店，起家之始竟是一碗碗不起眼的酸梅汤。事情要先说乾隆年开馆修《四库全书》，信远斋的出现，与之有关系。
为修书，纪晓岚率领着一批清朝的翰林、詹事等“高级知识分子”，苦干了10年。琉璃厂是他们常去必去的地方，书的源头在那里。在琉璃厂寻书、阅书、查书，虽有旧书铺可以落脚，依然很辛苦，尤其夏天热，书铺有茶，还是想喝点凉的。这时有个衡水人姓萧的，在琉璃厂摆摊卖茶水，伺候过往行人。琉璃厂的旧书、古玩行中衡水人很多，已有衡水帮之称。一位翰林见这个茶水萧殷勤和气，就给他出主意卖酸梅汤，还给他淘换到宫廷里制作酸梅汤的秘方。茶水萧在琉璃厂租房按秘方制作，让修书的翰、詹们喝，听取他们的意见不断改进。《四库全书》修了10年，他的酸梅汤紧跟着卖，越卖越红火，就有了字号：信远斋。之后萧家发达了，宅子就在文明胡同中，包括论古斋古玩铺。笔者与萧家后人“宏”字辈的萧宏选、萧宏远是师大一附小同学，他们家包括那时在胡同口还没歇业的论古斋，我都去过，是去玩，好几个院子都是萧家的，房子很讲究。
再说乾隆年萧老汉制售酸梅汤，卖出了字号和名气，信远斋的牌子在文明胡同对过的两间门面上挂了出来。后来信远斋的匾，是清末名士、宣统帝师朱益藩题的。达官墨客只在夏天才能喝到酸梅汤，还不满足，最好一年四季都能尝到宫廷风味。他们把宫里制作果脯、蜜饯、冰糖葫芦、温朴（带汤的蜜饯红果）、秋梨膏等秘方，陆续搜罗给信远斋，让其制作，他们尝鲜。信远斋就在琉璃厂红火了起来，也传了下去，发了财。
到了道光年间，发了财的萧家，也想改变门庭。当家的萧老头（也许是第二代了），把儿子萧秉彝接来北京读书，盼子成龙，能考上举人中进士。但萧秉彝的八股文作不好，乡试未中，没举人资格，进士当然也就吹了。他终日吟诗作画倒也消闲自在，没事时到信远斋柜上，遇到了不少文人名士。他们大多对字画有很深的修养，这时萧秉彝更来劲了，反正他家有钱，就买了不少字画，在自己屋里堆放、悬挂。越来瘾越大，就和他父亲商量想开一家字画店，请到信远斋喝酸梅汤吃蜜饯的名人们过来欣赏。老父亲也同意了，开古玩字画铺，在琉璃厂还是正经营生。父子约定：老的精心继续干信远斋，这买卖不能倒；小的好好做你的字画生意，争取干出个名堂来。老萧头就在文明胡同把口、信远斋对面，盘过来一个铺面，还请一位道光朝的刘进士给题了“论古斋藏画处”的匾额，就在同治元年（1862）开张了。
萧家是靠信远斋发的财，近二百年前就在东琉璃厂文明胡同对面设店，制品绝对保证质量。多少年来，它的冰糖酸梅汤每天只熬两罐，清晨熬，熬好晾着，然后装满两个带盖的大青花瓷罐冰镇着，用木提子提，盛在小瓷碗中，酸甜适口、香味扑鼻、清凉好喝、沁人心脾，一天就卖这两罐，去晚了就没了，当然价钱不低。
萧秉彝开字画店，他可不是正经的古玩铺学徒出身，而是大爷有钱、“票友下海”。票友并不全是“棒槌”、“丸子”，真有有本事的。像陈彦衡操琴并研究谭鑫培唱腔，溥侗的文武昆乱不挡，包丹庭京昆兼能，刘曾复钻研京剧余叔岩、杨小楼的演唱及京剧脸谱，都深受内行的敬服。因为他们真爱，下的工夫就深。萧秉彝也是这样。他不把赚钱放在第一位，更多是收集好书画，为他的“艺苑画廊”增辉。论古斋真有好东西，再加上有信远斋的主顾们支持，论古斋逐渐成为文人学者逛琉璃厂必去的一景。这要比后来的荣宝斋成为名家书画的集中展览地，要早几十年。
萧秉彝光绪十六年（1890）逝世。他生前已有周密的安排：长子维邦，字勋臣，学书画鉴定、经营；次子读书习文；三子做信远斋的生意；四子家乡务农；幼子留在身边。论古斋当然由大哥萧勋臣接掌，众无异议。他经营到民国十年（1921）。这30年中，论古斋声名大噪。这也是萧勋臣自小用功，诗书、写字、绘画都有相当的基础，鉴赏字画颇有眼力，在喜爱字画的人们眼中，他是个鉴别古代字画的名家。尤其论古斋“艺苑画廊”展出五代时的南唐画家董源的山水大轴，成为19世纪末的一时之盛。
那是光绪十五年，萧勋臣领父命远赴广东，历经辛苦收来宋元名家字画数百件，引起京城轰动。其中就有董源的山水大轴。这是广东冯展云收藏众多书画中的10件至宝之一。另一件至宝是元?王蒙高山仙馆图立轴，也到了萧的手。董画绢本，高253厘米，宽163厘米，系双幅拼成，写意，微着色，主峰雄峻，丛林茂密，映带村舍，人物四个，顾盼有神，布景平淡，笔力圆浑，无款，有董其昌行书横题：“魏府收藏董源画天下第一，董其昌鉴定。”还有元顺帝的“宣文阁宝”印鉴，证明此画曾被元朝御府收藏。后此画归清国子监祭酒王莲生，价格不菲。
萧勋臣粤东之行收获颇丰，论古斋成为琉璃厂收藏古代名人字画最多的大古玩铺。其三弟经营的信远斋也大有发展，声名远扬。当然，萧家也就成了原籍衡水县最大的财主；在琉璃厂也数得着，何况还有名闻于世的论古斋及其“艺术画廊”和信远斋。
进入民国，萧勋臣年老，论古斋交由其五弟萧云章协助经营。萧云章自小随父学习，颇具修养，又学其兄，深入江南收购明清名人字画，包括明朝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清朝“四王”、“扬州八怪”的各种佳作，琳琅满目。此时，论古斋在琉璃厂还有相当的影响。琉璃厂后起的尊古斋的“一黄”，铭珍斋、悦古斋、韵古斋的“三韩”迅速发展，其他一些实力雄厚的古玩铺也加入竞争。年老的萧勋臣在1921年病逝，三年后的1924年，年纪不算大的萧云章也随之而去。论古斋有能力有眼力的掌柜的没有了，接任的是萧云章之子萧少云，能力眼力远逊于其大伯和父亲，经验不足，书画鉴别能力较差，不敢做大生意，就靠吃货底维持了。幸而论古斋的货底子很厚，就是坐吃山空，卖一件吃一件，又维持了18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次年1942年，实在难以继续了，只好歇业关门。算来论古斋存在了整80年。
这家80年的老字号主要鉴定、经营历代字画，瓷、铜、杂项文物都不经营，只有一些文人用的砚、墨、石章。论古斋关张后，一位古玩同行，见到一块黑色石章，就向萧少云提出“匀”给他。萧少云毫不在意地让他拿走了。人家回去细细磨去表面的黑色，竟然是一块质地颜色俱佳的鸡血石章材。
萧少云主持论古斋18年，他也是掌柜的，有收徒弟的资格。虽然他没有太多的能耐，可他的徒弟李心田，在鉴定张大千、齐白石作品上，比他师父强的多，真可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了。
现在，信远斋又做回了老本行——酸梅汤饮料，并且已经成为了我国饮料行业的龙头企业，其厂址也迁出了大栅栏。然而，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是那样的隽永，那样的意味深长。
三、赏奇斋的兴衰故事
东琉璃厂路北的赏奇斋，开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仅存四十多年，日本投降前后停业。不过说起他的兴衰，可是有一段故事。他的出资者是清末摄政王、溥仪之父载沣。
相传1901年之前，琉璃厂东南园有个没门脸没字号、夹着包袱去古玩铺搂货，再跑到大户宅门做买卖的顺义人张楼村。由于身无长物，只有一块包袱皮儿，所以人们管这种做旧书、古玩生意的叫“包袱斋”，不无揶揄之意。不过这个张楼村却在不久遇到了好运气。
有一天，他走到什刹海后海北岸，对面来了开路顶马，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他不知道身后就是醇亲王府，一时躲避不及，赶紧面墙而立。王爷是回府，下轿后，一眼看到老老实实面壁而立的张楼村，就问他是干什么的。张楼村一时紧张，说不出话来，仆役挥鞭子要打，被王爷拦住。后来王爷知道这人是串府卖古玩的，就让把他带进王府。张楼村想到自己祸福难料，被吓得浑身哆嗦。
王爷要看看他包袱里的古玩。一看是些小件的青铜器，就说：“这些破铜烂铁算什么古玩。来人呐，把我收藏的金胎、银胎的珐琅彩盘碗拿两件来，让他开开眼。”张楼村可真开眼了，哪儿见过这样的好货呀。王爷说：“这是康熙年洋人进贡的，你们怎能看得到。”张楼村赶紧顺竿爬：“王爷，您把奇珍异宝让老百姓饱饱眼福，功德无量！”醇亲王听了也有些动心：“你把这盘子拿到琉璃厂去，让你的同行们也开开眼。”“小人不敢，这样的宝贝我没地方搁。我是提溜包袱做古玩生意的。”王爷见这人老实，同情心大起：“琉璃厂还没你的地盘儿？我出钱开个古玩铺，你当掌柜的，拿我的东西让老百姓去开眼，赶明儿我逛琉璃厂时，也有个歇脚的地界儿。”
醇亲王一言九鼎，但按清律，他也是不能出面当东家开铺子的，只能由总管代理，账房支领银子九千两开古玩铺，就由张楼村出面作掌柜。由于目的是拿出奇珍异宝给老百姓看，所以店面就取了“赏奇斋”的字号，还找当时的巡警部尚书、后当了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给题了匾，很是风光了一把。
1908
年，醇亲王之子爱新觉罗·溥仪登基为帝，醇亲王变成了摄政王，赏奇斋更加风光了。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张楼村去世，接替他的是冀县人程启元。这位是个虽爱出头露面，却助人为乐的好人。哪个同行碰上点麻烦，他交情广，三言五语就给你化解了，也不用谢。赏奇斋赚了钱，王府不要，程也不交账，把钱会同龙泉寺住持道兴大和尚创办了孤儿院，收养了三四十个孤儿；到冬天，还开粥厂舍粥。程启元很做了一些救济穷人的事，在琉璃厂得了个“程善人”的美名。至于买卖，醇亲王府那时已经成了摄政王府，很是富足厚实，不把它当回事，做善事是积德，连王爷还不时捐款呢！
然而，正所谓“福兮祸所伏”。被王爷看上固然是好事，可是若是在民国那个多事之秋，再摊上一个德薄之人作掌柜，赏奇斋很快就岌岌可危了。
这个人叫杨润斋，是赏奇斋第二任掌柜程启元的徒弟。杨润斋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有一对鉴定文物的好眼睛，是个有本事的人。不过这个人脾气挺足，派头也大，做生意独来独往，很是秘密，买卖的事，柜上的人都不清楚。他在同行中只与大古玩商和大收藏家来往，对琉璃厂的一般同行都扬扬不理。这样琉璃厂的同行逐渐与赏奇斋疏远了。
偏偏此时的中国是多事之秋。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末代皇帝溥仪被赶下王位，连带着他的父亲、摄政王也失了势。而溥仪长大之后，很快就走上了邪路，与日本人串联起来，企图依靠日本人扶持复辟帝制。在这样的复杂局面下，以摄政王府为靠山的赏奇斋若是想不与其同流合污，就要求掌柜的要有爱国的情操和傲然的风骨。
可惜的是，杨润斋恰恰就是个没有什么情操和风骨的人。与他师父的为人和作风截然不同，杨润斋看到溥仪与日本人关系密切，就打起了将宝物卖给日本人以发财的打算；而日本人也正打算借此盗买中国国宝，二者一拍即合。于是，杨润斋就把原本做观赏用的醇王府的珍品陆续变卖。像上文中提到的那个金胎珐琅彩盘，是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精品，杨通过收藏家桂玉汀，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时，以15两黄金卖给了日本古玩商高田；还有十具银胎珐琅彩的“官僚雅集杯”，也被他用同样的方法出卖给了日本人。
就在杨润斋盗卖文物正起劲的时候，就在日本将要投降的1943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赏奇斋突然倒闭，杨润斋本人也不知所踪。当时琉璃厂的很多人都声称这是“报应”。可见，即便本事再大，没有一颗爱国和感恩的心，任何人也是不买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