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其辉

1877年，李鸿章在其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与天津机器局间架设了十余里电线，并且用购置的莫尔斯电报机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报；1883年，北京最早的电报局在通州设立；1884年，清政府在京城设立官电局和商电局。电报进京，缘何分了三步走呢？

“行辕正午一刻”

1844年，美国人莫尔斯发明了有线电报，并创立了莫尔斯电码，人类进入电报通信时代。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频仍，俄、英、美、法、丹麦等国不断向中国政府提出在我国境内架设电线、办电报的要求，丹麦、英国甚至先后通过海底电缆在中国上海登陆设局，开办电报业务。而清政府的官方通信依然是传统的驿站传递，与电报相比，劳人费马，效率低下，贻误战机，中国的外交、军事都处于严重被动局面。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千余名士兵登岛，而清政府却全然不知，待此事上报到朝廷，已过一月有余。

这件事对清政府刺激很大，遂下决心整顿海防。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临危受命，作为钦差大臣巡视台湾防务，他深感台湾孤悬海外，与福建交通阻隔，于是上奏“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奏折获得批准，于是拟由福州至厦门用陆路，厦门至台湾用水线建设电报线路，至1874年底，已在福建架设电线六十余里。可惜的是，兴办电报在清政府内激起巨大争端，遭到朝中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导致清政府兴办电报的政策发生动摇，最后以中国自办的第一条电报线“流产”告终。

尽管日本从台湾退兵了，但台湾的隐忧仍在。这一点，新任福建巡抚丁日昌也深有感触，他在台湾积极筹备着电报线的建设。

当时，清政府整顿海防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将沿海分为北洋和南洋两个防区，命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为海防事宜钦差大臣。他们深知，如果没有快捷的消息沟通，面对外强的坚船利炮，所谓海防形同虚设。

于是，李鸿章在自己的职辖内，积极地从事着电报的尝试与推广。1877年，李鸿章在其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与天津机器局间架设了十余里电线，并于6月27日用购置的莫尔斯电报机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只有六个字：“行辕正午一刻。”

1877年10月，在丁日昌的主持下，由今天的台南到高雄的军用电报线终于建成。1879年，李鸿章又设立了从天津到大沽、北塘等炮台的军用电报短线。

1880年9月，李鸿章上奏《南北洋请设电报》，向朝廷提出创办津沪电报线的主张。奏折全面阐述了设立电报为军事防务之必须，并请由天津循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电线。奏折获准后，李鸿章于当年10月在天津成立了津沪电报总局（后正式命名为中国电报总局），同时开办电报学堂。1881年12月，这条全长1500公里的津沪电报线全线试运行，沿途设有紫竹林、大沽口、临清（1882年撤销）、济宁、清江浦（今淮阴市）、镇江、苏州、上海8个分局。

津沪电报运行一年多，清政府切实感受到了电报的好处，于是李鸿章、刘坤一等人继续上奏推进南洋的电报建设。1883年，苏、浙、闽、粤各省沿海电报线全部贯通，从此，中国1.8万公里海岸线可迅速贯通消息。在左宗棠、郑观应等人推动下，自镇江至汉口长达800多公里的长江线也于1884年建成，构成了中国创办电报初期的三条长途干线。

电报与“风水”

就在南北两洋埋杆架线、兴办电报之时，朝廷中握有重权的顽固保守势力强烈鄙夷电报，认为它是“奇技淫巧”，变乱风俗，破坏“风水”。要么惧如洪水猛兽，要么嗤之以鼻。例如工科给事中陈彝在奏折中认为电线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内阁学士文治也上疏称自己“闻铁路而心惊，睹电杆而泪下”。当时办洋务的多是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巡抚，而保守势力则多为朝廷重臣。因此，南北两洋通电报后，朝廷却仍按旧法，往来信函、消息，全靠大兴、宛平两个驿站传递。南方发往朝廷各衙门的军情、信函，先用电报发至天津，再由天津驿递至大兴、宛平驿站，然后再送往各衙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83年。

通州与北京最早的电报局

津沪电报线路的开通运行，让总理衙门再也按捺不住对消息迅捷的渴望，遂致函李鸿章，要求将天津电报线路延至京城。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曾出任多国外交大臣，深知落后通信方式之弊，亲自登门拜访李鸿章，建议把天津电报线延伸到总理衙门。

其实，李鸿章早就知道朝廷非常需要电报，也一定会使用电报。“神京为中外所归响。发号施令，需用倍切。”但他又不得不顾忌皇亲国戚、朝廷重臣中保守派的权势，曾说：“臣于创办电线之初，顾虑士大夫见闻未熟，或滋口舌，是以暂从天津设起，渐开风气。”

眼下总理衙门疾呼将电线延至京城并设立电报局，这不但正合李鸿章之意，也成了电线向京城延伸的缘由。于是李鸿章马上与中国电报总局督办盛宣怀商议为总理衙门设立专用电报局事宜。他心里清楚，作为地方官员，自己根本没有权利擅自把电报线引入京城，总理衙门要求在京师设立电报局，但又没有谕旨颁下，只能决定先将这个电报专用局设在通州。这样做既不越权，还可以回避保守派的“口舌”，待将来时机成熟后，再将电线由通州接展至京畿内城。另外通州归属顺天府管辖，也是国都之地，电线展接通州，也算进了京城。且较从天津驿递电报快得多，也能初步满足总理衙门的要求。李鸿章深谙为官之道，这其实是在总理衙门与朝廷反对派之间取了个折中，两不得罪。

当时，李鸿章正在上海为母亲守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由张树声代理。光绪九年（1883年）五月十二日，李鸿章电饬张树声：马上派人勘察天津至通州的线路，命其与通州通永道薛褔辰酌商，在通州城内选定公所设置电报设备；选派天津紫竹林电报局王继善担任通州电报局委员（局长）；盛宣怀则与外商洽谈，订购电线设备，六月二十日前将电线设备运到天津。

五月十六日，张树声按李鸿章要求，派直隶州知州叶金绶负责，县丞蒋文霖协同，率领洋匠、学生勘察线路，测量距离、核计杆数，绘图贴说。张树声还将筹备的所有事宜，一一上报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没有再坚持原先“电线展至京城内，并在衙内设置电报”的设想，而是默认了李鸿章的决定。

用时一个月，线路勘察完毕，沿河由天津至通州分段运送杆线准备就绪。

六月十四日，李鸿章正式上奏《展接津通电线折》。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奏折，它既是北京地区设立电报的第一本奏请，又说明即将兴建的通州电报局不是一般的地方电报局，而是朝廷衙门专用的电报局。各省及外洋与清政府之间的电报，都要先到通州，然后再由专设的驿站递送朝廷。当时，驿站快马送电报到内城衙门大约需要半个时辰，当然比天津快了许多。

据《海防档》丁——电线（上）记载：光绪九年六月十七日，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此意为皇上同意这样办。

八月初七，总理衙门接到顺天府禀报，根据通永道薛褔辰禀报的通州电报局委员王继善的函，称：奉委办理通州分局，卑职到通后，租定局室，置备器具，安设机器电台，部署一切，已渐有头绪……遵于光绪九年八月十八日开局，传递报务，理合将开局办理日期禀报。再，所有一等官报，抄录封固呈送，加封交通州驿传递。可否谕知通州李牧饬驿径自送往总署各地投递，不必再由大兴、宛平两号转投，以免稽迟等情到道。

公元1883年9月18日，北京最早的电报局——通州电报局开局通报，从此结束了北京没有电报的历史。

设立京城电报官商两局

通州电报局开局通报后，发往京城各衙门的官电到通州落地，由驿马快递入京，虽说只需半个时辰，但仍存诸多不便。如夜间收到电报，城门关了，驿马会被阻在城门外，还是有所延误。此时总理衙门已深深感受到电报的重要，恨不得把电报机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他们已经不能容忍再等待了，认为将电报线直接引入总理衙门的时机已经成熟，刻不容缓。光绪九年十二月初六，总理衙门致函李鸿章：

中国旱路电线，业由贵处督饬局员安至通州，官民无不称便。惟距京稍远，未免多一周折。昨佩纶（张佩纶，任总理衙门行走，女作家张爱玲的祖父——作者注）回京具述阁下扩充到京之意，实与敝处意见吻合。现拟安装双线，由通州展至京城。以一端引入署中，专递官信。以一端择地安置，用便商民。且线端由水关暗入……俟来春解冻时，迅速开办。

这次与天津电报线延至通州完全不同，总理衙门不再是商量，而是直接要求李鸿章将通州电报线展至京城。而且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安设双线，一线直接接入总理衙门传递官报，另一线择地安置，便于商民；二是电报线由东便门水关暗入；三是开春解冻后马上施工。

总理衙门同时致函顺天府和步军统领衙门，要求马上派兵协同电报局人员勘察线路。接到总理衙门函件，李鸿章马上派县丞蒋文霖、通州电报委员王继善进京勘察。此时已临近除夕，勘察设计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

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议设电报线进京，将反复商议的设线、设局方案上报总理衙门，并请总理衙门禀奏朝廷，以待开工。

根据蒋文霖、王继善勘察报告，通州至东便门全长二十七里，用旱线（立杆架线），进东便门后改用水线安置城河河底，再进崇文门东面水关，长七百余丈。但是，由崇文门再到总理衙门所在地东堂子胡同，就没有水路了，七百余丈地段，约三十丈就要立一根杆，亦甚碍目；用铜线埋入地下，又恐污秽相蚀，线难持久，一旦损坏，必须挖沟更换，极不方便。

这个问题让李鸿章颇感棘手，犹豫再三，还是向总理衙门建议：电报线不要进入内城了，电报局设在外城离总理衙门也不算远，总比通州近多了。而且北京外城是平民的居住区，立杆架线也不至于招惹王公宗室的非议。

据史料记载：京城南，前门、崇文门、宣武门和东、西便门为内城门，明代嘉靖年间，建造了连接广渠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安门五个城门的城墙，两道城门之间被称为外城。而东北西三面，一直未建外城城墙，致使北京城呈现出一个“凸”字型。到了清代，宗室王公、朝廷大员的宅邸及各衙门都设在内城，以致内城以王府、官宅、衙门命名的街道、胡同数以百计。汉族人不得居住内城，一般平民百姓聚集外城。

意识到电报重要性的总理衙门没有采纳李鸿章的建议，坚持电报官所一定要设在内城。但考虑到立杆碍目，放弃了在衙署内设电报局的想法，决定在城墙边泡子河附近择地设立官报公所。

闰五月二十日，总理衙门上奏朝廷《拟将通州电局移设京城》，当日获得批复：“知道了，钦此。”

李鸿章接到谕旨，马上命令通州至京城电报线全面开工。六月初，根据盛宣怀的推荐，李鸿章禀报总理衙门：通州电报委员王继善负责专办京城电报外局事务，命其即刻赴京，先在外城东河沿附近架线设局，安置机器，专收商报；并在官报所尚未开通之前，传递往来官报。要求“俟设线工竣，即将通州分局暂时裁撤，原班司事学生人等，局中应用机器物件，均移京局”。

通州电报局于六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陆续将设备物资运往京城，约计手推车十余辆，座车八九辆。车上用电报局小旗为记，入城查验，以示区别，由东便门至新设电报局所。

电报线在城内分为两路：一路进内城，在泡子河边吕公堂设官电局，专门收发政府电报；一路进外城，在崇文门外喜鹊胡同杨氏园设商电局。开局后，以商电局的盈利补贴官电局的费用。

李鸿章认为，北京电报局分设官商两个公所，事务繁重，尤其是官电所责任重大，应分别管理。于是禀报总理衙门：派王继善专门负责外城商电局事务；派通晓西学的大兴县县丞庄佩兰专办内城官电局事务。

那时在电报局工作的报务人员，可以说象征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但要精通电报业务，还要精通英语，因为有大量英文电报，必须是“海归”或电报学堂毕业的专门人才才能胜任。

1884年8月22日，商电局建成通报；8月30日，官电局建成通报。历经七年，电报这一近代通信工具终于完成了天津-通州-北京“三步曲”，进入了北京这座千年古都。

通州电报局的地址具体在哪里，史料没有详细记载；设于外城的商电局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前就被义和团焚毁了；设于内城的官电局在1898年被总理衙门迁到了衙署内，成为外务部电报局。

1907年清政府在东长安街建成北京电报总局，外务部电报局的作用也就随之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