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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北京 如何做一名山长
2020-02-01 网友投稿

李 爽

最近,随着电影《老师·好》的热映,老师这一职业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历史上涌现出非常多名师与高徒的佳话。

在古代社会,学生主要集中在书院中学习,在书院中,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山长。山长是古代书院的主持人,他不仅负责书院的组织管理工作,同时还肩负着教书育人的职责,故山长也有“掌教”、“主讲”的称谓。元明清时期,北京聚集了众多书院,最为知名的就是金台书院。在清代,金台书院走出了许多进士,还出现了第101个状元——陆润庠。如今,这座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书院,演变为著名的小学,在教书育人上依然起着重要作用。

另外,在通州、昌平以及延庆等地,也有很多书院,这些书院的山长们诲人不倦,兢兢业业,为当时的社会培养出了一大批栋梁之材。


谁适合当山长?

“山长”一词最早见于五代十国时期。史料记载,五代十国时期,好学能文的永州名士蒋维东,隐居衡岳(即南岳衡山),以讲学为生,受业者众多,蒋维东被尊称为山长,山长这一称呼由此而来。此后,宋、元、明、清一直沿用这一称谓。清代,乾隆皇帝认为“山长”这一称呼显得没有文化内涵,便将其改为“院长”,但人们习惯上仍然称书院的主持人为山长。

山长是书院的主持人,这个角色非常重要。要想做山长,有哪些规定呢?明代以前对于书院山长的任职资格没有硬性规定,但在当时,山长对于书院的管理和声誉都至关重要,所以担任山长的人多是德才兼备或科第出身。比如,岳麓书院(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历代山长,都是满腹经纶的名士。岳麓书院的第一位山长周式,以“学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在他的精心经营下,岳麓书院学生由60多人增至数百人,开启湖湘一脉浓厚学风。清代,岳麓书院的张栻、罗典、欧阳厚均等人,均善为人师,名扬当世。

在北京,书院也多用德高望重的人士做山长。明代通州杨行中书院的山长杨行中以及明代通州双鹤书院的山长李三才,均是进士,不仅自身才华横溢,在当地还有着极大影响力。当然,北京其他的一些书院对于山长的任职资格不强求统一,颇具特色。如清代的金台书院(如今东城区金台书院小学),是由顺天府主管,山长需要由京师官员当中有学问的人或进士出身的人来充当。昌平州燕平书院的山长,可以聘请本地学识渊博、品行俱佳且科甲出身的绅士担任,但不允许聘请其他地方推荐的人员。而延庆州冠山书院对山长的出生地要求与燕平书院相反,冠山书院要求山长必须是由外地人担任,本地的绅士不可以出任山长,以此来防止当地官员亲戚和幕僚兼任山长。同时担任山长的人需进入甲榜、乙榜,即取得进士或举人,可见要想担任冠山书院山长,品行与学问都不可或缺。

清代自乾隆元年(1736年)以后,对书院山长的任职资格逐步明确。乾隆元年的上谕特别指出:“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这说明担任山长的人,必须是通晓经学、品行端正的人,不仅如此,还需是众人之中的楷模。乾隆三十年(1765年)又规定,丁忧在籍的官员不得充任书院山长,道光二年(1822年)明确规定,书院山长必须是科第出身之人。当时,河北保定的莲池书院是直隶省的最高学府,属于省级书院,任职于莲池书院的山长大都是进士出身。


山长如何选?

元代时,书院山长多数是由朝廷直接委任,冠以行政级别,领取朝廷俸禄。明代的书院山长有的是地方官聘请,有的是地方绅士公推,有的就是书院创办者自我任命。清朝时期,山长的选聘程序大致同明朝。地方州县书院的山长人选由地方官会同乡绅“公举”,乡绅的话语权增大。比如,通州的潞河书院山长,早在雍正年间就由乡绅公推产生了。

清代山长的任期大致为一年一任,或三年为一任。在北京,这些书院的山长任期大致为一年,每年的年末时商定出次年的山长人选,可以连任。比如,延庆冠山书院是由书院的绅董和知州在每年的十一月十五日协商选出第二年的山长人选,再由州府发出聘书。事前,绅董遍访京师名儒,拟出候选人名单。这种选任方法可以有效地防止聘请山长的有关人员敷衍了事,甚至拿此作人情,从而影响山长的聘请。

金台书院山长是一年一聘,如山长蒋祥墀在《散樗老人自纪年谱》中记载:道光十六年,余年七十五,主讲金台书院。十七年,余年七十六,仍主讲金台书院,选刻课艺。十八年,余年七十七,仍主讲金台书院……

他每年的履历中均特别提到“主讲金台书院”一事,可以看出,金台书院山长每年都要重新选聘,但可以连任。

在南宋以前,朝廷对于书院山长的考核还没有规范,自南宋末年,朝廷开始委派山长,将其列为朝廷命官中的一员。到了清代,朝廷加强了对书院山长的管理,要求每年对书院山长的教学成绩进行考核,对成绩显著者予以奖励。地方州县要把所聘请的山长姓名、籍贯、到达书院的日期等造册详报抚藩衙门察核,以杜徇情延请之弊,书院山长常年不在书院居住、滥竽充数以及学识与品行不达标的人,将会立即被斥革。

房山的云峰书院对于山长的管理有严格的要求,山长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根据《云峰书院条例序》记载,云峰书院的山长必须住院与诸生共同探讨学术,“朝夕攻磋”,与学生每日切磋学艺,不允许拥有山长这一头衔却不履行应有的职责。

延庆冠山书院的《冠山书院章程》中也规定,每当遇到山长年末解聘时,必须要事先说好次年山长的预定人选;如果有的山长任期未满而去职,也要随时有能够接替的人选。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书院一日无师,而耽误生员的学业。


好山长有哪些?

任何机构的运作都离不开经费,书院也是如此。书院日常支出经费包括书院山长、教师、行政人员与杂役人员的薪金,工食钱和生徒的膏火银以及办公经费等。关于书院经费的来源,一种是官员、乡绅的捐赠所得;另一种是自身经营所得。

山长的薪金又称“修金”、“束脩”或“脩脯”,在清代书院日常经费的支出中,薪金占有很大比例,通常情况下,山长每年的薪金大约会有三四百两银子。

清朝时期北京书院的山长薪金是比较高的,每年的薪金在200至400两之间,即使是在办学经费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也依旧如此。康乾盛世,山长的薪金也高,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潞河书院创办之后出现经费不足的情况,但每年仍发给山长薪金400两、膳金240两。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道台李调元重新修复潞河书院,酌定在每年500金的日常经费中,支给山长薪金300两,可见书院山长薪金之高。

晚清时期,经济衰败,反映到山长的薪金方面,就是收入的减少。道光年间延庆州的缙山书院山长和昌平州燕平书院山长的脩金,每年为纹银200两。根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到了光绪五年(1879年),潞河书院“院长修金每年改送一百四十两,节敬由道府州捐廉酌送。”也就是说,潞河书院的院长脩金减少到140两,另有数目不定的过节费,由官府酌送。

由于北京古书院对山长具有较高的任职资格要求,又经过严格的聘任程序,加上规范的管理,使北京的书院教育有声有色,涌现出了很多“好山长”。

乾隆十九年(1754年),陈兆仑任顺天府府尹,他先后聘请了顾镇和张集馨做金台书院的山长。顾镇(1700—1771年),字备九,常熟人,一代经学大师,曾在国子监担任助教。他品性惇良,耿直朴素,在掌教金台书院时,每天阅文数百卷,不知疲倦。甚至因过度劳累而大量咳血,也不愿放下手中批改作业的笔。

张集馨(1800—1878年),字椒云,别号时晴斋主人,扬州仪征人,道光九年(1829年)中进士,在翰林院供职,著有《道咸宦海见闻录》等。史载他“主讲金台书院,教士犹不知倦云”。他还整理出版书籍,把测试、考核金台书院诸生的八股文编辑成《金台书院课士录全集》,以供诸生研磨。

董元度(1712—1787年),字曲江,别号寄庐,山东平原县人,他是清乾隆年间的著名诗人,因诗而声满京华。他与纪晓岚为好友,俩人经常把酒吟诗,纪晓岚在《戏赠曲江》中写到“爱尔如兄弟”,可见将董元度视如亲兄弟。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董元度担任通州潞河书院山长,在他任职期间,潞河书院办的有声有色,培养出了许多进士。

王茂荫(1798—1865年),安徽歙县人,字椿年,号子怀,道光年间的进士,清朝货币理论家、财政学家,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个中国人,著有《王侍郎奏议》11卷。他为人公私分明,学生吴棠想要送五百两银子答谢当年王茂荫的举荐之情,但被王茂荫拒绝了,并言举荐之事为公事公办。他直言上谏,敢说真话,多次献计献策,同治皇帝给予他“廉静寡营,遇事敢言,忠爱出于至性”的评价。在咸丰三年(1853年)后的一段时间,王茂荫在通州养病期间,被聘为潞河书院的院长,他与学生同住一院,和诸生朝夕相处,对他们循循善诱,认真修改试卷,培养了一批人才志士。当他病愈要离开书院时,还反复叮嘱诸生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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