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书院，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赫赫有名的地方书院，很少会有人与北京联系起来。实际上，北京书院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不仅古代就有二十多座书院，而且现代书院更是在全国具有独特的地位。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程旺对于北京书院情有独钟。经过一番专门的调研，向世人展示了北京书院的今昔变迁。

古代书院

现状：20多处书院仅存留一处实体

“其实，北京的书院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只是研究程度不高、重视程度不足。”程旺博士感慨道。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哲学专业时，他的研究方向就是儒学，书院正是儒家藏书、讲学的场所。在开始课题研究之前，程旺对于北京书院的历史已有所了解。他介绍道，与全国的书院发展历程相似，北京古代书院兴建很早，在五代时期的后梁，北京就诞生了第一所书院——窦氏书院。随后，北京书院时快时慢陆续发展。程旺粗略统计，元明清三朝，北京地区总计书院不少于23所。

虽然没有出现岳麓书院这种全国知名的大书院，但北京地区也有一些书院在当朝闻名世人。明朝的首善书院，是明代有识之士议论时政、抨击阉党的集会场所，与远在无锡的东林书院遥相应和，有“南东林北首善”之称。首善书院所表现出的士人气节，为世人所敬仰。清朝的金台书院，前身是明朝大臣洪承畴的私人住宅。后来，顺天府设义学，收留孤寒生童在此就读，康熙皇帝特赐御书“广育群才”的匾额。乾隆十五年，这里正式更名为“金台书院”，成为考生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

那么，承载着厚重历史的这些古代书院现状如何？令人遗憾的是，京城的20多处古代书院，目前存留有实体的只有金台书院一处。“部分书院因为历史久远、记载不明，所以难以确定准确地址，诸如西城区太极书院、昌平区谏议书院；还有的被禁毁，就像西城区首善书院。”程旺说道，很多清代书院改制为学堂，延续下来就是现在中小学的前身。除了金台书院转型为金台书院小学之外，此前的卓秀书院旧址上建起了良乡小学、云峰书院旧址上为现在的房山城关小学、白檀书院旧址为现在的密云二小等。

不过，与金台书院小学依然留有古色古香的历史建筑不同，其余由书院转型而来的学校已经看不到古代书院的建筑印记，部分学校仅以碑刻或校史馆的形式提醒着那段历史的存在。虽然有金台书院小学和良乡小学转型现代教育机构的代表，但在程旺看来，古代书院的整体保护还任重道远。以书院为主体入选文保单位的，只有金台书院一处，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叠翠书院虽然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但因为隶属于居庸关长城景区，只属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一部分，并不是以书院为主体入选。通州区潞河书院入选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也只是以古代书院的部分建筑入选。程旺走访时发现，更多的古代书院遗址无声地消逝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建议：进行普查登记 摸清书院家底

“文物级别低，并不代表文物价值低。”程旺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他建议，应该对古代书院的遗址加强保护，对古代书院进行普查登记、摸清家底、建立档案，并在遗址上设置相应标志说明。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可以考虑重建。

“保护意味着传承，保护绝不意味着封闭。”程旺认为，像金台书院、卓秀书院等北京历史上有名的古书院，应该是属于全体市民的文化资源。在保障学校安全和教学秩序的前提下，可以考虑设置诸如开放日、公益文化等活动，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让更多的北京民众了解并参与到书院活动中。

此外，在程旺眼中，古代书院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这些资源包括历史传承、书院宗旨、书院规制、书院建筑、培养方式、学规学制等多个领域，值得分门别类加以研究。比如：建筑领域可以吸收建筑规制、设计、功能等经验；教育领域可以重点整理研究古书院的学制、学规、讲记等内容，对现代国民教育形成补充。”

现代书院

现状：文化热、国学热推动书院发展

与古代书院的“没落”不同，北京地区的现代书院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甚至可以用“热潮”来形容。“这与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90年代‘国学热’的兴起有很大关系。”程旺如此表示。

通过对新兴的现代书院梳理，程旺进行了大致分类：新兴书院的主体是民办书院。同时，有小部分属于公办书院，诸如隶属国家图书馆的文津书院、海淀区委区政府创办的敬德书院、故宫博物院与昌平区政府合作创办的紫禁书院等。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学办书院，比如：清华大学的苏世民书院、新雅书院，北京三十五中的鲁迅书院等。

从承担的功能上来看，现代书院大致分为“讲学”和“童蒙教育”两类。其中，什刹海书院以讲学、培训为主。自2012年以来，连续开办系列传统文化主题论坛活动，并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发挥了一定的社会教化和文化普及作用。作为蒙学教育的代表，七宝阁书院开设课程涵盖经、史、子、集、中医、书画等内容，面向社会开设传统文化课堂。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北京新兴书院快速发展的背后是标准的缺失。“新兴书院没有相应的准入条件、限定因素和监管机制，创立比较容易，所以数量还会持续增长下去。”程旺认为，这就导致了很多新兴书院“有其名无其实”，造成了书院文化的虚无化和空心化。同时，一些书院还化身校外培训机构、书画商店、旅游景点。更有甚者，一些以商业开发为目的的项目也高挂书院之名，以提升文化品位。“这些都只是把‘书院’当成了一种符号，借用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在程旺看来，除了具有传统教育的基本功能外，书院还涵盖着其他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功能，比如：讲学、研究、藏书、刻书等。其中，讲学、藏书、祭祀一般被认为是传统书院最为重要的“三大功能”。“新兴书院无论怎样发展，都不能丢失教育的内涵。”

建议：鼓励多元化发展 出台相应监管措施

程旺表示，虽然当今书院与传统书院有差距，整体情况也参差不齐，但是以儒家经典为载体的教化功能基本被延续了下来。因此，对于新兴书院的发展，不能一概加以否定，而应该进行引导和鼓励。与此同时，在规范化上应有相应的监管措施。

书院教学机制如何与体制内的教育环节相结合，也是需要关注的一大问题。“在提供书院特色教育的同时，如何保障学子的体制化身份及升学需求，是以蒙学教育为主体的书院必须面对的问题。”程旺认为，只顾书院特色，不顾现代教育的制度安排，不是一个应有的理性态度。不过，书院蒙学教育与体制教育的融合和接轨，离不开教育管理部门的政策性支持。

书院在数量和功能上的有机统筹也势在必行。据不完全统计，民办新兴书院分布呈现出不均衡状态：一方面，海淀区和西城区较多，反映出新兴书院集中在教育资源高地，这和书院的主要功能相一致；另一方面，书院向外围扩展的趋向明显，在顺义、昌平等郊区数量有所突出，这和北京中心城区地理空间和成本越来越高不无关系。程旺认为，“可以推动‘北京书院联盟或协会’的组织建设，既进行数量和功能上的统筹，也能取长补短，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实现书院质量的共同提升。” 本报记者 牛伟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