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松梅

老话儿说，北京城是漂来的。

的确，不论是建城时所需的砖石木料，还是京城灿烂的文化艺术，很多都因大运河北上而生。运河，塑造着北京的城市面貌，见证着千百年的时光变迁。

今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如今，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在北京六个区、82公里的河流沿线全部启动，驿站、码头、闸坝、桥梁等文物遗产一一梳理勘查，并进行保护、修缮或复建。

京城大地上，星星点点的运河文物遗址璀璨生辉，映照古今。

先有大运河，后有北京城

“大运河文化带的提出，意味着运河不仅是一条河，更是一个带状文化区，是一片文化高地。”通州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梓夫说。

大运河何以拥有如此高的地位？这要从它和北京城的关系说起。

明初修建北京城，砖石、木料、工匠，都通过大运河输送到北京，于是才有了“漂来的北京城”之说。北京本地虽然物产并不丰盈，可由于有了相对廉价的水运，百万京城军民生活得以保障。

如果没有大运河，很难想象北京能够长期成为都城。

大运河贯穿五条大江，纵贯幅员辽阔的疆土，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促进了物资、文化交流。

舳舻千里、万舟骈集，所言非虚。史料记载，明代京杭大运河上共有11775艘漕船。漕船每年运来约四百万石粮食，保障着皇家、官员、军队的口粮。体型较小的是贡船，拥有优先通行权，载着鲥鱼、杨梅等时令鲜物疾驰而来。商船则主要运输南方的洋布、瓷器、丝绸、茶叶，山泽百货源源不断运至京城。“哪怕是个头最小的船，也有21米长。”北京物资学院教授、运河文化专家陈喜波说，“各种船只加起来，可不就是要超过千里了！”

半天下之财富，悉经此路而进。大运河带动了沿线经济的发展，就拿漕运重镇通州来说，这个京东小城的集市昼夜不息，甚至掌握着整个京城的南货定价权。

运河之上，人员往返、书籍流动，艺术、习俗、生活方式交流融汇，也促使北京成为了全国文化中心。北京本地民俗，如花会、庙会、河灯、舞龙等，多与运河有关。

如今，运河虽已不是经济动脉，但承载着千年古都的宝贵记忆，铸就了包容、大气的城市品格，在彰显“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时代价值。

保护这条文化带，首先就要保护散落其间的文物遗产。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中，文物遗产占据着基础地位，京城的水道、桥梁、码头、驿站、仓场、闸坝、官署……都深深烙上运河的印记，是运河文化最重要的承载体。

大运河绵延千里，北京城内河段长度不足全长的1/10。但沿线文物等级高、分布密集、时代跨度长、类型丰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运河源头再现龙泉漱玉

大运河终点是北京城，北端源头在昌平白浮泉。

元代以前，白浮泉是离离荒草中默默无闻的一眼清泉，遍考史籍也不见任何记载。然而自元初以来，白浮泉便与漕运紧紧相连，它不但在中国水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了大元帝国。

故事，要从通惠河的开凿说起。

元代初建，迁都北京。南征北战、攻无不克的元王朝却被京城缺粮难住了！“漕粮自杭州至张家湾，要走3700里水路，从张家湾入皇城，需再走60里陆路，这两段路途距离相差数十倍，运输成本却大抵相同。”陈喜波说，陆运成本高、效率低，到了雨季，粮食往往未进城便霉烂了。

开凿通惠河已然势在必行。忽必烈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朝廷重臣、水利学家郭守敬。

修筑运河并不难，难的是为它寻找足够的稳定水源。

北京地势西高东低，朝廷曾遍寻如今的门头沟、房山、石景山诸地，都未曾如愿找到合适的水源。原本最被看好的是永定河，但其暴虐无常的水势，让人们不得不敬而远之。

1291年，郭守敬的脚步踏破了龙泉山的宁静，在昌平山麓之中，他发现了白浮泉！清泉喷涌，水量大而稳定，是极为理想的运河水源。

白浮济漕，本该径直向东南引水进元大都，但这一路地势凹凸，山水重重，难以实现。最终，郭守敬拿出的引水选线方案至今仍令人拍案叫绝：将白浮泉水引向西南，绕行京西，流入瓮山泊，再向南汇入积水潭，然后穿过城区，入通惠河最终抵达通州，全长“一百六十四里又一百四步。”

为什么说这是个绝妙的方案呢？因为京西多山，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若要引水绕行必然是逆流而上，简直是天方夜谭！但郭守敬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海拔高度理论，并精确测量出白浮泉地势高于西山山麓。泉水按着郭守敬规划的路线一路畅行，绕行京西六十里，海拔高度才缓缓下降数米。即便是利用现代测绘工具，做到如此精确也实属难得。

从此，漕粮可直抵皇城。“与历史上之北京城息息相关者，首推白浮泉。”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这样评价。

直到明成祖择昌平为陵寝，为漕运做出120年贡献的白浮泉才被弃用。以致于通惠河运力大减，明前期经大运河运抵通州的货物，不得不恢复陆路运输。

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昌平区正规划设计一座白浮泉遗址公园，再现“龙泉漱玉”景观。如今，遗址公园范围内的别墅、会议室、宾馆等建筑已完成拆除，不久之后，将修复都龙王庙、围墙、九龙池和碑亭等文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干涸的白浮泉，今后也有望复涌。眼下，市水务部门正研究周边的水源补给路径，并开展渗水试验，为泉水复涌提供科学支撑。

复建京门首驿潞河驿

通州区赵登禹大街5号院，潞河驿将进行恢复性修建。它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是难得一见的水陆两用驿站。

驿站，是传递官文书或情报的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沟通南北经济，发展漕运，专门在南京至北京设置驿站41处，明末增至46处。其中， 潞河驿因地理位置重要而被称为“京门首驿”。

“明清两代，潞河驿是外地官员进京、外国使臣来华的必经之地。他们在这儿下船，由礼部官员来此迎接，接受礼仪培训，并按身份分配马或驴当坐骑，之后方可入皇城朝见。”陈喜波说。

漕艇贾舶如云集，万国鹈航满潞川。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因不愿向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礼，迟迟无法进入京城。据史料推测，其盘桓多日的地点很有可能就是潞河驿。

过去百年时光中，潞河驿明珠蒙尘，直到2010年本市文物普查，才在通州东关大街附近被发现，这也是全市仅存的驿站遗址。此前，驿站房屋一度被当做商铺出租，仅残存西配院，而主院、东配院、驿亭已消失多年。

关于潞河驿的形制，《通州志》记载颇为详尽，为恢复性修建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通州区文物所的李自强介绍，潞河驿复建将严格遵循史书记载，目前正编制具体方案。其占地约为一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南北四进院落。

自潞河驿往南，走40里水路，便可来到漕运重镇张家湾。明代初期，通惠河水势浅涩，这里便成了运河水运的终点，南来北往的货物集散于此，车水马龙，日日为集。于是明代便有了“潞水东湾四十程，烟光无数紫云生”的诗句，来形容张家湾的热闹瑰丽。

在张家湾镇的无名小路上左躜右绕，终于抵达萧太后河畔，张家湾城墙遗址便展现眼前。城墙仅余南城门，但依然不难想象出当年的雄伟，夕阳西下时，更平添苍凉的美。如今，张家湾镇政府已将城墙周边的土方、杂草清理干净，并面向全球征集设计方案，不久的将来，古城将得到部分复原。

恢复神木厂历史景观

今年秋天，神木厂历史景观将正式在东三环的庆丰公园亮相。朝阳区文物部门专门征集了一根金丝楠木，大头直径约2.4米，也将安放于此。

皇宫、皇陵以及藩王府的建筑用木，被称为皇木，其中尺寸最为巨大者，才有资格被称为神木。

“要修筑宫殿，北京本地的建材仅有汉白玉，而更为常用的巨型木材则多产于湖广川贵的深山密林之中，品相好的甚至‘每根价银数千’。”陈喜波说，楠木、檀木、鸡翅木、黄花梨……凡南方木材都要由大运河北上，在通州张家湾码头卸货后，再经陆运进城。

明清宫殿宏阔巍峨，建筑用木数量巨大，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采办体系，包括勘察申报、采伐、拽运和泄运、运解交收、储备五个环节。其中，储备这些皇家用木的场所即为皇木厂或神木厂。

双井黄木庄，正是明清时代的神木厂所在地，其储存的神木世所罕见。《春明梦余录》记载，神木厂所积木材中最大的一根是金丝楠木，“围二丈外，卧四丈余，骑而过其下，高可隐身。”到清乾隆年间，乾隆两次巡视神木厂并赋诗，建黄琉璃瓦碑亭，立神木谣碑。同时，神木厂又成为祭祀木神的场所。

王朝更替，神木的光环渐渐消失。1937年，储存神木的房屋在暴雨中坍塌，神木糟朽，腹心中空。

1952年，北京市乐器厂在此选址建厂，将神木及碑亭圈入大院。由于传说神木有神，当地老百姓常常来锯木头，回家煮水喝以治疗疾病，工人也常拾碎木做成镜框、筷子、榔头柄用，零星碎木遍地飘洒。后来，工厂又把较完整的神木开成木板，做成会议桌，目前有八张存于朝阳区文保部门。

近年来，朝阳区启动了神木厂历史景观恢复工程。朝阳区文化委文物科的殷小鹏介绍，庆丰公园中在建的历史景观工程，将对神木谣碑进行保护，建设御碑亭，复建神木廊房，并建设一座皇木博物馆，展示中国历史皇木文化和大运河文化。

在通州，还有两处名为“皇木厂”的地方。“张家湾是运河第一码头，早年间，许多物料都在那里暂时存储，建有皇木厂、花板石厂、砖厂、盐厂等。”陈喜波说，至明嘉靖七年，通州至张家湾之间的河道疏通，货物可以直接运到通州城北上岸存放。于是在那里又设一座皇木厂，位置就在如今的五河交汇处西侧。

张家湾镇的皇木厂村，如今已无皇木，惟余木厂官吏所栽国槐一棵。它至今有600余年树龄，仍枝繁叶茂，冠状如伞。村口仍堆叠着本地出土的46块巨型花板石，这也是当年经运河而来的建材，默默诉说着这里的漕运故事。

八里桥退役迎大修

朝阳、通州交界处，一座三券高拱桥横跨通惠河。它就是大运河北京段保存最完整、形制最精美的石桥：八里桥。

八里桥建于1446年，两侧有33对刻工精美的石狮。白天站在桥上凭栏东眺，燃灯宝塔历历可望。桥梁往往是古时市井繁华之地，人车往来，奇珍集散，而八里桥扼守着通州进京的要道，自然更是市肆繁华，古人曾有诗句形容它：“万斛舟停芦荡雪,百商车碾桂轮烟。”

新中国成立后，八里桥桥面铺以沥青。后因年代久远，人车来往频仍，石桥风化较严重。今年春天，其上游160米处的新八里桥竣工，古桥今后将不再通行机动车，并迎来近三十年中的首次大修。此次修缮中，桥面的沥青将被揭开，展露出掩盖已久的石板。

距离八里桥不远处，还有一处运河文物——御制通州石道碑。

明清两代，漕粮运输关系着王朝兴衰，因此，京城至通州各粮仓、码头之间必须交通通达。清雍正七年（1729年），花费34万两白银，历时9个月时间，将原来朝阳门至通州的土道铺成石道，以缓解通惠河运输压力，解决雨天土路泥泞难题。

石道长四十里，宽二丈，路旁有石碑一座，沿途植被茂盛，因而乾隆有“白云红树通州道”之赞。它沟通着皇城与通州，成为进出京城的官员、使者、商人、举子的必经之路，自春至秋，车马日夜不绝。“朝廷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的禄米，须自行前往通州粮仓领取，走的也是这条路。”陈喜波说。

如今，石道碑仍保存完好，立于八里桥东京通快速路北侧，石道则随着城市建设被埋于地下。不久之后，八里桥公园将对外开放，园中将展现八里桥和通州古石道的辉煌历史。

人工运河往往需以水闸调节水位，保证航运畅通。高碑店附近的平津闸，是通惠河水闸中惟一保存较完整的一道，存有绞石、闸板、条石。今年，朝阳区也将启动平津闸修缮工作。

运河滋养着北京，北京也呵护着运河。在运河文化带上，如一颗颗明珠般的文物古迹，正擦拭掉尘埃，展露出璀璨光华，让千年文脉在京城大地上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