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市的血液。北京虽无主干河流穿过城市，但周边却不乏水源。按光绪《顺天府志》，京畿有五大水系：南运河、永定河、清河、子牙河、北运河。其中北运河包括白河、潮河、榆河、沙河等诸水。

京城的设计者充分考虑到水在城市中的方位。《日下旧闻考》载：青龙为白河，白虎为玉河，朱雀为卢沟（即永定）河，玄武为湿余、高梁、黄花镇川、榆河，俱绕京师之北，而东与白河汇合，保证了北京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

水利专家费思量

周边有水，并不意味着城内水的充足。如何把京城周边的水引入城市，设计者颇费思虑。自从辽金定都中都伊始，就有过各种设想。先考虑河水。京城西高东低，永定河的地势、距离都较为合适。金大定十年（1170年），决定引永定河河水入京，开工不久便停止了。第二年，重又决定把金口河（即东西金沟）导至中都北入壕，后再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仅十来年，恐洪水“暴涨为患”，于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便用大石堵塞了河道。

河水导入京城有难题：大量的泥沙和洪水的泛滥，再加上永定河与京城较大的落差，难以克服。京城如何解决水的难题呢？

元代，都城从上都开元南迁至金朝的中都，不久，忽必烈令重建都城。主持者刘秉忠在金中都的东北选择了水源较为丰沛的地方建设宫苑，那里有积水潭、太液池等。这些水能一时解决宫廷用水，却难以承载城市用水的功能。护城、漕运、灌溉、生活都等待着水。

古人对水的认识非常深刻：知道所以为患，才能知道所以为利。水患不能预测，如能够事先有所防备，就能说是善于治水了。治国先治水。随着元初经济的发展，在短短的时间里，大都人口迅速增至40多万。水源成为元初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时事造英雄。人们不应忘记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人物——郭守敬。他对北京城市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郭守敬（1231年-1316年）字若思，河北邢台人，父亲早逝，从小跟祖父郭荣一起生活。郭荣通五经，精于算数、水利，并与刘秉忠、张文谦等一批元代名臣同学于顺德州西紫金山，这对郭守敬的影响很大。青少年时，祖父便让他师从刘秉忠。郭守敬对游戏娱乐类的事一概不喜好，潜心学习。

中统三年（1262年），时任中书左丞的张文谦向元世祖忽必烈推荐31岁的郭守敬主持水利，称赞他“习水利，巧思绝人”。郭守敬很快被忽必烈召见，当面陈述了关于开发华北水利的六项建议，包括元大都附近的运河，引黄河、沁河、漳水、沙河等河道的水灌溉农田等。其中，第一项便是修复金中都时的旧漕河，东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这些建议体现了他对水资源综合利用的规划构思。元世祖忽必烈每听一条便赞叹，“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并任命他为“提举诸路河渠”。

郭守敬对北京水利的建议未能全部实现，但引入玉泉水的思路得到了验证。京西北的玉泉亦称玉河，导诸水汇高梁河入京城，再分为二：一入护城河，一入积水潭，又入海子。水质问题解决了，水量不大，却满足了宫廷的用水。这就是所谓的金水河。中统四年（1263年），郭守敬因兴修水利有功，升任副河渠使。

至元二年（1265年），郭守敬升任都水少监，协助都水监掌管全国的水利工作。自西夏回到大都后，郭守敬还是认定了他的观点，提出重开金口河，以引永定河的水入大都，兴漕运与灌溉之利。金口河指的是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开凿的渠道，“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卢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金口河经过大都至通县入白河，“上可以致西山之利”，解决大都使用西部建材等运输问题，“下可以广京畿之漕”，解决京城的漕运问题。为防止洪水暴发，郭守敬在上游预开了一条又宽又深的减水河，有洪水可自西南还回大河。至元三年（1266年）全面整修金口河，使这条旧渠道起到灌溉和漕运的作用。后因“土势高峻，水性浑浊”“其势汹涌，冲没民舍，船不能行”，河水的落差、泥沙、洪水等问题无法克服，金口河使用的时间很短，最后废掉了。

新的水源又在何处？难题考验着城市的建设者。

龙泉山上白浮泉

昌平州东南有一座孤山。此山不高，70多米，名气不小，仅名称就有多个：龙泉山、龙山、神山，还称凤凰山、白浮山、神岭山。光绪《顺天府志》引《明一统志》：“考神岭山，即神山也。”不同的志书中有不同的叫法。龙泉山周围类似的山峰多，且相距不远，几个名称也就笼而统之了。

此山引人，是这里源源不断的泉水。其水量大，且稳定，因村子叫白浮村，泉也称为白浮泉了。泉水发自龙泉山的东北麓，半山腰有一块盆地，清澈的泉水从山根处的碎石间奔涌而出，形成一潭清水。《日下旧闻考》载：“潭东有泉出乱石间，清湛可濯。”明初在泉上修建了九龙池，池壁用的花岗岩，龙头用汉白玉雕刻，嵌入石壁。泉水便从九个龙口中流出了。

清代，这里俗称鳌鱼沟。光绪《顺天府志》中记载：“昌平神山泉即今龙泉寺鳌鱼沟水。”光绪《昌平州志》又载：“南沙河不曰发源一亩泉，而曰发源鳌鱼沟，何也？曰：今昔水势不同也。鳌鱼沟水势较大，论今之水道，当以大者为纲。”详细说明了白浮泉要比周围其它的泉水流量大。

有了泉水，也就有了这座山上的人文景观。离泉不远处有龙泉寺。《昌平州志》：“龙泉有二。一在州东都龙王祠下，一在州西神岭山下，亦有龙潭。”寺内正殿三间，东西配殿各三间。正殿内供奉着弥勒佛。寺后有76级台阶，笔直，可达山顶，上有都龙王庙。都龙王庙建于元代，寺院不大，有50米见方，正殿配殿格局规整。东西两边建有钟楼鼓楼。正殿门口的楹联为：九江八河天水总汇，五湖四海饮水思源。横批：都龙王祠。寺内供的是人面龙王。大殿两侧的墙上绘有《东游巡踪》彩色壁画，现在，色彩暗淡，墨迹不清。

为何叫都龙王祠？当地人有两种说法：此庙是北京规模最大的龙王庙，再是统管所有龙王。道教有诸天龙王、四海龙王、五方龙王的说法；佛教也有无量诸大龙王、如毗楼博义龙王、婆竭罹龙王等记述。于此，可知在元代，泉之重要，山之重要。

此山常能形成独特的小气候，都龙王庙的意义进一步扩大，历朝都有修护。明代洪武八年（1375年）重修。

光绪年间也有记载，在光绪《昌平州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李鸿章上书皇帝，奏章中说：据昌平知州吴履福禀称，“该州白浮村北凤凰山，旧有都龙王庙，每遇水旱祈祷辄应。”而今年春夏以来，天久不雨，庄稼都生了虫子。这里的人们“诣山虔祷，旬日间甘霖大霈”，被虫吃的庄稼也“得雨复生”。秋天收成很好，乡民共同庆贺。当地官民准备自筹资金，重修庙宇，希望能御赐匾额。臣李鸿章核实了此事，“早晚秋禾，皆得及时补种，实属御灾捍患，功德及民。”他也恳请皇上“天恩俯准”，能颁发匾额一方。光绪皇帝看罢李鸿章的奏折，回复了《上谕》，并果真“恭书匾额一方，交李鸿章祗领，敬谨悬挂昌平州凤凰山都龙王庙。匾额四字为：祥徴时若。”

因此，遇到干旱少雨，便由地方官绅或耆老率领，每户出一男丁，抬三牲厚礼，上香祈雨。每年农历六月十一至十三日，龙泉山还有庙会。内容丰富，不仅可看州官到都龙王庙上香的全过程，还有戏曲、花会表演和购物等。早年山脚下曾有戏楼，坐南朝北，10米见方，高5米，楼顶为单檐起脊。戏台5米见方，前面有木制护栏。

龙泉山神奇，也就有一些传奇故事。山半腰曾有一古洞，且载入志书。《日下旧闻考》援引《畿辅山川志》：“龙泉山在州东南五里，山顶有都龙王祠。山半一洞，尝有人附石而下，初狭渐广，行里许，水声砰訇，不敢前。洞北麓有潭，深不可测。”在《光绪昌平州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古洞自清末便没了记载。为何消失？这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和想象，也引出了一些故事：说是八国联军火烧颐和园后，和尚保护国宝，拉回三车藏在山洞里。后来慈禧张榜要杀死护宝之人，于是和尚便把古洞堵上了。如今无人知道洞在何处。

关于龙山，还有一段民间传说：龙王敖广把儿子小黑龙下放到龙泉山。小黑龙工作不敬业，使这里连年干旱。柴王爷一气之下失手用独轮车轧死了小黑龙。小黑龙也幡然悔悟，变成了这座神山，口吐清泉，源源不断，于是有了白浮泉。

按庙内乾隆十七年（1752年）制的《都龙王庙置田碑记》载：龙泉山上有三个寺庙：“一白衣庵，一龙泉寺，其峰顶侧都龙王庙焉。”早年，人们来龙泉山游山玩水。白浮泉、上寺、下寺、戏楼和古洞，成为人们喜爱的景观，成为昌平州人游览的佳境。光绪《昌平州志》所载，时人评选的燕平八景，白浮泉名列其中，有《龙泉喷玉》诗为证：“凭虚歕薄泻飞泉，矫矫翔龙出九渊。峭壁危崖愁绝倒，琼珠玉粒讶空悬。风定涧头声细细，雨余谷底水涓涓。怪来爽气清人骨，过客临流思欲仙。”

泉水修筑白浮堰

元代，大都的空气湿润，地下水丰沛。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朝廷派郭守敬巡察水利。他经过详细勘测，发现了白浮泉的利用价值，回来后，便把多年对水利调查研究的成果，归纳为十一项建议，向朝廷禀报。第一条便是彻底改变大都地区的水源问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而南，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经甕山泊至西水门入都城。”《元史·河渠志》：“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今崇文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最后“入于潞河，以便漕运。”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高兴，对这一方案给予极高的评价，立即表示：“当速行之”，并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倡工”，多大的领导也要带头干活；且“待守敬指授而后行事”，一切还要听从郭守敬安排。这给郭守敬以极大的支持。

引水方案有几个重大的技术问题：如直奔东南引向大都，有沙河、清河两条大河当道，且河谷低下，难以逾越；如向西行，那里是西山，京都西高东低。在一般人眼中，“神山、白浮皆在州之东南，地势西高东下”，水怎么会逆流而上呢！

面对这种复杂的地形条件，郭守敬运用早年在治理黄河时总结出的理念：入海口高度低于黄河上游任何一点，也就是今天的海拔高度。经过实地测量，他得出白浮泉地势要高于西山山麓。按今天的测量，白浮泉的海拔为55米，瓮山泊的海拔为40米。时人不能知道海拔概念，而感叹：“守敬乃能引之而西，是不可晓。”

这一结论强力支持着郭守敬的观点。他把泉水引向西山，然后大体沿50米等高线南下，避开河谷低地，再向东南注入瓮山泊。瓮山泊又名七里泊，清代向东南开拓，改名为昆明湖，用它作为河水涨落的调节水库。沿渠修筑堤堰——白浮堰。《天府广记》载：“郭守敬所筑堰，起白浮村至青龙桥，延袤五十余里。”河渠沿大都北部的山脚画出一道漂亮的弧线，沿途又拦截了沙河、清河上游的水源，汇聚西山诸泉，使水量大增。河水再向东南流入高梁河，进入积水潭，并以此为停泊港。积水潭东侧开河引水，向东南流。再经金代的闸河故道向东至通州。全“长一百六十四里又一百四步”，真乃北京水利史上的杰作。

郭守敬要求，每10里修一座水闸，距闸1里左右，再修斗门，“以过舟止水”，便于节约水源，控制水深和流速，保证船只平稳航行。沿河修建了20座水闸和斗门。按郭守敬标识，修水闸处，常能发现金代水闸的砖木等遗迹，与古人暗合。时人赞叹郭守敬的神功妙算。流经朝阳区水闸和斗门的位置现在还有遗迹，据《北京市朝阳区志》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在王家庄建籍东闸，有上下二木闸，俗呼二闸，同年建郊亭闸、杨尹闸。”

河渠开通的价值不可估量。《元史·郭守敬》载：“陆运官粮，岁若干万石，方秋霖雨，驴畜死者不可胜计，至是皆罢之。”工程便利了漕运，节省了人力物力，还解决了大都的城市用水及其郊区的灌溉。至元三十年，工程完工，元世祖从上都返回大都，路过积水潭，“见舳舻敝水”，极为喜悦，当即给这段运河赐名为“通惠河”，并奖赏郭守敬“钞万二千五百贯”。

京杭大运河多少年来，由于没有稳定的水源，也就没有固定的起点。自元代，我国的内河船只便可自杭州北上3500多里而直抵通州。运河由初建时以漕运为主，迅速衍生为货运和客运并举，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流域水运交通相互沟通，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交通命脉。

白浮堰几经沧桑。明永乐初曾两次修整，后便废弃。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和光绪《顺天府志》中有记载：明成化七年十月，（天顺年）《天府广记》议开通惠河，命户部尚书杨鼎、工部侍郎乔毅相度。他们作了考察和踏勘，得出结论：白浮泉水，往西逆流，经过祖宗山陵，恐于地理不宜；“及一亩泉水经过白羊口山沟，雨水冲截，俱难导引”；城内沿河“两岸多人家庐舍坟墓”等原因，遂止不用。

泉水记忆永流传

郭守敬主持修建的这项水利工程至今仍有深远意义。京密引水渠基本沿袭了这条水道，是北京水利设施的基础工程和城市河湖水系的骨干，起着城市洪涝排水、农田灌溉、美化城市、优化生态环境等作用。

为纪念这段历史，1990年，侯仁之先生撰文，刘炳森书写的《白浮泉遗址整修记》刻于卧碑之上。碑文记述了白浮泉变迁的全过程。碑的正面写着：白浮泉遗址。另一块石碑上标识，这是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修建十三陵水库，影响了水系，泉水曾断流。为了重现景观，现在可以看到九龙口中吐出的流水，一潭清水，四周环绕着绿树。潭旁按照元代风格修建了敞亭，上悬“白浮之泉”的匾额。

由于时代的原因，我们不可能看到当年白浮堰的胜景，不可能看到这条河流穿过北京流向东去的壮丽全景。我们却可以通过瑞典人奥斯伍德·喜仁龙的文字，追忆护城河水流过京城的画面。他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多次来到北京，对北京城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于1924年写出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书中有对旧时护城河脏乱与城墙残破的惋惜，也有对保护良好河道的描述：“不过城根下也有这样地段：其间延亘着杨柳蔽岸的城壕或运河，或者在城壕与城墙之间栽着椿树和槐树。这些地方最宜在春季游览，那时，淡绿色柳枝交织起来的透明帷幕，摇曳在水明如镜的河面上；或在稍晚的时令，一簇簇槐树花压弯了树枝，阵阵清香弥漫空中。如果善于选择地点，环绕这些古墙周围可以发现非常出色的绘画题材。”

这是一个外国人对老北京护城河的目睹、感受和赞美。我们能从他笔下的字里行间，联想到当年杨柳岸绿水环抱京城的秀丽景色。如果水系全存，贯满京城，自西北流向东南，注入大运河，该是多么宏伟的一幅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