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连稳 李爽

书院是中国唐末五代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文化教育组织，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它不同于私塾，也与官学有着区别。北京的古代书院最早诞生于五代时期的后梁。当时，士大夫窦禹钧创办了窦氏书院，这是一所兼具藏书与讲学功能的教育机构，窦氏书院的建立揭开了北京书院的序幕。通州作为北京的东大门，又拥有较为便利的运河水路交通，陆续出现的书院为当地的教育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北京书院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历史上通州的书院主要存在于明清时期，共有5所，这5所书院分别是明朝的通惠书院、杨行中书院、闻道书院、双鹤书院和清朝的潞河书院。这些书院类型主要分为两种：考课和讲会，通惠书院与双鹤书院就是讲会类的书院，杨行中书院、闻道书院、潞河书院则属于考课类的书院。

在通惠书院以前，通州地区没有书院，而官学校舍又十分简陋，学子们通常居住于寺庙或是道观之中，环境艰苦。嘉靖二十七年（1548），御史阮鹗到通州视察粮仓时首先到州学拜谒先圣，在听说诸生没有学习的地方时，便出资建造书院，通惠书院便是由此而来。通惠书院前后存在了15年。

杨行中书院，由左副都御史、通州人杨行中于嘉靖末年创办，位于通州旧城内水月庵，今通州区新华街道东海子居民区。关于杨行中书院的具体情况，由于史料的缺乏，不得而知。

闻道书院是由御史、通州人马经纶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创办，因其门人生徒私谥他为“闻道先生”而得名。闻道书院位于通州旧城东南隅文昌阁附近，今中仓街道莲花寺胡同东端南侧，马经纶去世以后，闻道书院由其子马健顺维持了一段时间。马经纶和杨行中都是因为得罪了权贵而获罪归里，创办书院，继续造福桑梓。

巡抚、通州人李三才因力陈矿监税使之害，被迫辞官回家，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创办了双鹤书院，书院位于通州张家湾城内，今通州区张家湾镇。因书院设在李三才自家双鹤轩内而得名，史载他“归而置双鹤书院，讲学其中”，十余年后，随着李三才去世，书院停办。

潞河书院最初由仓管总督张仪朝和通州知州朱英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创办，因古代通州称“潞河”而命名。潞河书院命途多舛，经历了多次迁徙与重修。光绪六年到十五年（1880-1889），因经费不济，潞河书院停办，光绪十七年，在天恩胡同东端北侧重新建设。光绪二十九年，潞河书院改为“通州官立小学堂”。

历史上通州的书院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明朝时期的通州书院存在时间都较短。这除去私人创办、财力不足的原因以外，还和明朝统治者的书院政策不稳定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有关，如嘉靖、万历年间，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当权者往往通过禁毁书院，来打击反对派，在这种环境下，马经纶、杨行中和李三才因得罪权贵而回归乡里创办的书院，很难延续下去。清朝时期的书院政策比较稳定，有利于书院的发展，虽然潞河书院多次迁址重修，但还是顽强地向前发展。

第二，从数量上来看，历史上通州一共有5所书院，相较于北京其他地区来说，书院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通州位于京杭大运河的北端，著名的漕运码头所在地，明清两朝均在此设立仓场总督，这里商贾云集，是北方地区的交通枢纽、商贸中心，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这是历史上通州书院数量较多的重要原因。北京的书院大多分布在郊区，少者1所，多者5所。市中心的书院数量并不多，共有3所。这种现象说明，明清时期北京地区书院教育资源比较均衡，并且达到普及的程度。

第三，通州书院和大运河关系密切。从东便门大通桥至通州北运河这段河道称为通惠河，明代的巡仓御史阮鹗在通惠河畔创办书院，故名通惠书院。还有张家湾的双鹤书院，也是建在运河旁边。清代的潞河书院也与运河有关联。

历史上通州的书院，推动了北京东部地区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人才，潞河书院还从事修书和刻书活动。潞河书院于乾隆四年（1739）刊刻了清人张叙撰写的《孝经精义》，光绪九年(1883)又出版了《(通州)州治图》。大运河文化带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和研究通州书院文化，对于建设富有文化蕴涵的城市副中心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