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宇东 郭子纯

编者按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北京更是在第一时间组织医疗队驰援武汉。医护人员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感动了无数人，也让国人无比感慨：如今中国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水平，今非昔比。

回想一百多年前，中国近现代化医疗设备几乎是一片空白。随着西方医学文化的到来，零星的医院才开始在中国出现，其中有些医院，跨越时光的变迁，直到今天依然起着重要作用。

北京市民熟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及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北京医院以及普仁医院等，都是由一百多年前的“洋诊所”发展而来。尽管它们是外国人所建，但是在一百多年的变迁中，医生们救死扶伤的精神贯穿至今。

需要提及的是，这篇文章两位作者的父母，是协和医院和同仁医院的医生，他们时刻准备着投入到支援武汉的“战疫”之中。两位作者也试图通过对北京这些医院历史的梳理，找到中国医生们何以有一颗“勇敢的心”。

从施医院到协和医学院

1861年10月23日，东交民巷北侧的“英国府”（英国使馆，原淳亲王府）旁的一所小诊所闯入了京城老百姓的视野。

这应该是北京城第一所西洋诊所，诊所的大夫都是蓝眼睛黄头发的“洋大人”，名字自然也是一连串的洋文：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Chinese Hospital at Peking（伦敦布道会北京华人医院），要不是后来挂出来一块“施医院”（取慈善乐施之意）的牌匾，估计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

当需要治病的老百姓进去后，发现这里都是从西洋引入的西式疗法。这引来不少居民来“尝鲜”：开诊第一年，这里就接待了三千余位病人，到第二年年底，多达两万余患者先后来此就诊。

1864年，施医院的院长雒（luò）魏林（William Lockhart）回国，由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杜德珍接任。这位杜院长将医院迁至米市大街一处新购置的小庙中，根据历史档案记载，这座庙宇位于东堂子胡同的西口附近，大门直面大街。在原有庙宇周边，杜德珍还修建了礼拜堂和医务人员的住所等建筑。

当时在医院门口有两根70英尺高的旗杆作为标记，当然也有可能原来的庙宇前就有两根旗杆。不管是原有的，还是新立的，正是因为这两根旗杆，这所医院也被称为“双旗杆医院”。根据乾隆年间的《京城全图》来看，施医院有可能是占用了东堂子胡同西口南侧的火神庙旧址。

施医院此时发展拥有三十张床位的规模，1895年还开设了妇女儿童诊室。施医院开设期间，救治了很多患者。1900年施医院被毁。不久，伦敦会又重建了医院、教堂以及住宅。医院重建后的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医院北起东堂子胡同，南至外交部街，西至东单北大街，即今日协和医院别墅区旧址一带，都归属这座医院。医院的名字仍然延续了原来“双旗杆”的名称。

1905年，为了纪念双旗杆医院创办者雒魏林，伦敦会又创办了一所医学校。由于这所医学校的教学质量优异，引起了在京各教派的重视，于是长老会、美以美会等都将自己有专长的传教士，送到这里学习医术或实习。而各教会每年交给医学校的学费，就成了学校的运营经费，也正是因此，这所医学校出现了一种“合办”的性质，故而医学校成立不久，便更名为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

1906年，为纪念雒魏林，协和医学堂新建成的主要建筑被命名为娄公楼(Lockhart Hall)。娄公楼平面呈“山”字形，坐西朝东，主入口临东单北大街。

协和医学堂的首任学堂管理者是托马斯·科克仁，这位格拉斯哥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曾在中国东北行医多年，他之所以能被伦敦会选中，与其较强的人际关系和对于中国的人情关系把握得比较好有密切的关系。事后看来，伦敦会的这个决定非常正确。

当时，宫中有一位伺候慈禧太后的宫女“德贵人”，在听闻科克仁高超的医术后，请科克仁看病。经过诊断后，德贵人需要做一个小手术，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德贵人担心一个男医生给自己做手术后，自己回宫无法交代，但协和医学堂实在又派不出女医生。于是科克仁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和德贵人认了亲，拜为兄妹，哥哥给妹妹做手术，这样就能让德贵人名正言顺做手术。德贵人的手术很顺利，科克仁的大名随着德贵人的宣传，也传到了老太后身边的红人——大总管李莲英的耳朵里，于是李莲英也成为科克仁的“病号”。在李莲英的帮助下，伦敦会得到了慈禧老太后的认可，并得到了慈禧太后捐助的一万两白银，同时李莲英也慷慨解囊，为协和医学堂捐助了一万余两白银。在这些资金的帮助下，协和医学堂逐渐扩大了自己的规模。

1915年，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以二十万美元购得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资产，同时又花费了十二万五千美元将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豫亲王的王府买了下来，打算建成一座一流的医学专门学校和一座标杆性的医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及协和医院。

需要指出的是，全新的协和医学院与协和医学堂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虽然洛克菲勒基金会购得了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资产，但基金会只留用了协和医学堂的少部分人员。因为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看来，要办一所够得上世界一流的医学院就要从头开始，而不可能是在当时任何一所医学院的基础上改造而成。

事实也是如此，1921年，协和建筑群落成时共14座楼，整体建筑质量达当时世界最高级别。美国时代周刊记载：“从1913年5月开始的十年内，洛克菲勒基金会花费了将近8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一笔礼物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截止到那时，用于协和的共计1000万美元，比用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700万美元还多。据1956年统计，最终，基金会为打造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协和医院的总计投入超过了4800万美元。”

2007年，讴歌撰写的《协和医事》中记载道：“1921年6月24日，新建的‘北京协和医院’开始收治病人……高年级的医学生在秋季进入临床实习，那年医院里的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加起来一共72人”。协和医院是一所中国早期的以西方治疗技术为主的医院，开辟了我国医学发展的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修建协和医院的同时，在洛克菲勒财团中国基金会的赞助下，一批完全不同于老北京四合院的美式别墅，于1921年在东单北大街路东开始建造，这些别墅是专供协和医院的高级教授们享用的住宅区，别墅的建筑几乎完全仿照美式乡村别墅的风格修建，朴素自然，结构布局井然有序。2003年，别墅群成为北京市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座别墅群常年不为市民所知，只有协和医院的人才能进入参观，笔者曾有幸参观了别墅群的内部景观，别墅群的主体颜色为红色和深灰色，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样貌大不如以前，但是格局大都还保持着历史的原貌，它们见证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数不清的协和人为我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尤其要提到张孝骞先生。

张孝骞于1897年12月28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教师家庭。他先后在长沙明德学校、益阳信义中学读书。1913年，张孝骞毕业于长郡中学，毕业后他决心行医治病，1914年，他不负众望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湘雅医学院学习。7年后，张孝骞从湘雅医学院毕业，留校任职，成为一名住院医师，并将内科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1924年，他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

1926年9月，张孝骞被选送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修一年。在这一年中，他努力学习，取得的成绩引起美国医学界许多人的重视。学成回国后，张孝骞任教北京协和医学院。

抗战期间，已在协和工作十年的张孝骞受母校（湘雅医学院）之邀，回到母校担任教务长兼内科教授。随着日本入侵中国的加剧，张孝骞始终与湘雅医学院共存亡。1948年，张孝骞再次回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并一直在协和工作，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医学事业。

同仁医院起初开在崇文门教堂旁

北京协和医院最早的前身施医院，是西方人在北京城开设医院之始。自施医院建成后，西方传教士和慈善人士，纷纷在京开设各类医院和学校，为老北京的文教卫生事业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其中有不少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除了人们熟知的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背后也与浓厚的“西洋”背景。

如今的同仁医院的主体建筑，已经成为崇文门路口最为重要的地标。回到四十年前，走在这一带，会有一种仿佛到了上海外滩的感觉。因为从1900年起，崇文门内以西一直到前门东侧一带的东交民巷，作为租界，归属于各个国家的公使馆。

二十世纪初，经清政府批准，由美国医生霍普金斯（中文名贺庆）投资改建的一所医院，也在东交民巷东口开始建设。1903年新医院落成，当时美国驻华公使以及清政府的总理衙门派来的专员都参加了落成典礼。医院的英文名称为：贺约翰氏捐建美以美会医院，而中文名称则为现在所熟知的同仁医院。严格说来，这并不是最早的同仁医院。最早的同仁医院，与美以美会有关。

美以美会本名为卫理公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其简称为M.E.M，他们最初在福建活动时，当地百姓根据简称而将其称之为“美以美”。这支教会在北京留下了很多痕迹，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崇文门周边。1870年，美以美会在崇文门内东侧兴建了教堂亚斯立堂（如今的崇文门教堂），教堂规模虽然不大，但这所教堂名声在外，它也是北京最早的一批教堂之一。

1873年，冦慕贞女士（L.L.Comb）受美以美会委派，来到北京。她在崇文门教堂（亚斯立堂）旁开设了一家医院。当时，这家医院的规模不大，只能算是一个简易的诊所，开办之初只有35个床位和一个药房，医生则只有冦慕贞女士一个人，而前来就诊的病人则以妇女儿童为主。

1875年，冦慕贞向美以美会申请了部分资金，对原有医院进行了升级。这家医院维持到了1879年，这可以算得上是同仁医院的“前身”。需要提及的是，和这所医院同时兴建的，还有以冦慕贞女士名字命名的慕贞女子中学，这所学校当年和育英、贝满、汇文并称为京城的四大教会名校。后来慕贞女中更名为125中学，如今这里是汇文实验中学。

1885年秋，兰华德（Walter R. Lambuth，出生于上海，熟悉中国情形，又曾在美国攻读过医学）来到北京，将这座已经停办的诊所进行了整修，并于1886年重张营业。此时的医院已经更名为“同仁医院”，其含义则表示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

上文提到的霍普金斯医生，这时打算对这所同仁医院投资，并准备在崇文门东侧扩大其经营规模。然而此时却发生了庚子之变，所有准备好的建筑材料毁于一旦。也正是因为这起突发事件，才使得后来的同仁医院落脚于今天的位置：东交民巷东口。

同仁医院的这位投资者霍普金斯医生，后来直接担任了同仁医院的院长。由于他曾经是位眼科医生，因此对于眼科非常重视，并且在设备方面很舍得投资，而在用人方面则优先考虑眼科大夫的聘请，并在医院建筑面积上向眼科倾斜，以此形成了同仁医院的特色。

1906年同仁医院的磨镜室成立，1910年该磨镜室升格为制镜科，这也标志着北京城的居民再也不用到国外去淘眼镜了。

历经百余年发展，如今的同仁医院已经成为一所以眼科学、耳鼻咽喉科学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大型综合三甲医院，许多学科得到了教育部和国家的认可，并获得了多项成就。

德国医院与民国时的社会名流

如今在同仁医院西北侧不远处，还有一所著名的医院：北京医院。它的前身也是一所“洋医院”：位于东交民巷东口的德国医院。

1900年庚子事变，德军在使馆区内设置了一所战地医院，1904年对该医院进行了扩建。1913年，在北京“德侨医学协会”的邀请下，曾以教会医生身份赴华后又回国的德蒙·狄博尔，再次入华，担任德国战地医院的院长。

1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时，院长狄博尔因精湛的医术，没有被遣返德国。狄博尔在教会的支持下，将军用医院改为民用医院，最初住院部只有20个床位。一战结束后，中国收回了这座医院。

1921年北洋政府与德国重新建交，在狄博尔的推荐下，1917年被遣返回德国的另一位原战地医院的大夫克礼被邀请回北京。

这两位德国大夫在北京期间诊治了大量的名人和普通百姓，包括鲁迅、溥仪、梁启超以及来访北京的罗素。

因为狄博尔在北京的时间比较长，他在京城很早就享有盛名，鲁迅一家与他有非常深的交往。1917年，周作人病重，恰好北京正流行猩红热，鲁迅忧心忡忡，四处找医生为周作人看病。周作人回忆，当他高烧不退时，鲁迅“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要十二块钱看一趟”。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北京。1921年3月，他到保定育德中学演讲，因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大礼堂脱掉大衣，回到北京后他就发高烧。担任罗素在华接待人的赵元任，立刻安排罗素住进德国医院。在狄博尔的精心治疗下，一个月后罗素脱离了危险，逐渐恢复健康。

而另一位德国大夫克礼与梁启超一家，关系非常好。梁启超的书信中常出现克礼的名字。1926年1月，梁启超因小便出血前往德国医院就医，克礼嘱咐他精心休养，2月初，梁启超“很费心造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于是小便又再红起来，被克礼很抱怨一会儿，一定要我去住医院”。过了几天，梁启超还是听了克礼的话前去检查，并且开始住院治疗。梁启超也对克礼非常信任。

1927年的一天，梁启超的孩子梁思礼病了，“幸亏发现得早立刻去医，在德国医院住了四天……克礼说若迟两天医也危险哩”。

这两位德国医生为北京城和北京市民奉献了一生。1933年3月，狄博尔在北京逝世，克礼也于1938年9月在北京逝世。

抗战胜利后，这所医院改名为“市立北平医院”。1949年中央军委卫生部带领延安中央医院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医务人员接管该医院，并随后更名为“北京医院”。

普仁医院最初给英国侨民看病

1900年庚子事变发生后英军进驻北京城，并在崇文门外建立了一所军医院。1901年更名为普仁医院。当时这所医院隶属英国基督教会，主要给英国侨民治病。1931年英国驻华使馆从香港汇丰银行抽调10万元庚子赔款费用，在外八区（现崇文区）抽分厂购买空地20余亩，筹建普仁医院新址。因为使用的是庚子赔款，所以这座小楼又叫“庚子楼”（现已无存），此址经过多次改建和扩建至今。

1933年3月，新普仁医院建成使用。最初由病床50余张，每日门诊100余人次。虽然医院医护人员并不多，设备也不是特别先进，但在当时的外八区，这所医院的条件仍属一流。抗日战争期间，普仁医院被日本人控制，改为卫生试验所，所有医疗服务被强行中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医院由国民党北平市卫生局接管，并改称卫生试验所，主要开展食品检验工作。1947年初，北平市卫生局委派北平医院（现北京医院），在卫生试验所设置了北平医院分诊所。1949年，中共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接管该院，并更名为北平市第四医院，后改为北京市第四医院。2000年，普仁医院建院100周年时，将“北京市第四医院”改回“普仁医院”这个有着历史底蕴的老名。

道济医院与北京市第六医院

1885年，美国长老会在交道口北二条成立了一所妇婴医院。几十年后，这所医院改名为道济医院。与此同时，还兴建了北京第一所护士学校：道济医院护士学校。道济（Deborah Matilda Douw），是一位美国人，为何医院和学校都以道济为名？这与她对这所医院的贡献离不开。

1869年，道济跟随长老会在北京定居。生活在北京，最让她感到震惊的是中国旧式的接生方法。有一次她看见一位产妇难产，孩子只露出一只脚，结果接生婆采取的方法，竟然是给这只伸出的脚穿上小鞋，因为按照迷信的说法，孩子穿上小鞋后就能自己走出来。结果可想而知，产妇和孩子无一幸存。

这件事情让道济感到十分震惊。1877年，她回到美国，用了8年的时间，向长老会募集了8万美元。1885年，她再次回到北京，用募集的资金在交道口建起了上文提到的妇婴医院。随着这所医院的建立，新式的接生法在中国得以传播。1917年，这所医院与长老会建立的另一所男子医院合并，医院用她的名字命名，称为道济医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以医院是美国敌产为由，查封了医院。不久，中国收回了这座医院，更名为“北京市第三医院”。当时，北京协和医院各科专家如林巧稚、邓家栋等人先后来道济医院上班，协和护校也一度并入道济护校。1952年道济医院更名为“北京市第六医院”，该名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