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诚

张家湾曾是古运国脉的文化精髓，如今已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将会加强张家湾古镇的整体保护，文化休闲城镇的定位也将带动古镇的绿色发展。

因张瑄督海而得名

张家湾镇位于通州区中部偏北、北运河西侧，地处永定河、潮白河冲积平原交汇处，北运河（潞河）、凉水河、萧太后河、玉带河贯穿全境，是水陆重要码头和军事要塞，曾经商业繁盛。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张家湾得名是由于“元万户张瑄督海运至此而名”。

张瑄初为海盗，后追随元朝受封为沿海招讨使。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因海道转运粮食封为海道运粮万户。元代漕船自天津进入内河后，在张家湾停航等待。海道万户府派人检查和清点船只及漕粮，之后放行至通州。元代海运每年在春夏季节进行，海运繁忙时节，张家湾每天舳舻众多，人声鼎沸，等待验看放行。

明代为了缓解通州漕船聚集、搬卸粮食困难，正统十年（1445年）在张家湾建粮仓储藏漕粮，粮仓名为通济仓。通济仓可视为通州仓的备用粮库，当通州仓粮满后，通济仓开仓贮粮；通州仓缺粮时，则由通济仓放粮转运。随着通惠河日渐淤塞，至嘉靖六年（1527年）御史吴仲建言重修通惠河，才将河道改在通州城北的石坝与白河合流。

三个月建成张家湾城

明代张家湾的大事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张家湾建城。大学士徐阶曾作《张家湾城记》，详细叙述了建城的背景与过程。

嘉靖四十二年，蒙古骑兵再度攻入京城近郊，劫掠顺义、三河、密云等地，京师戒严。鉴于京城附近缺少攻守兼备的屯兵地点，次年春，顺天府尹刘畿开始修建张家湾城。建城所需木石来自营建宫殿的剩余材料及废弃的道路桥梁，建城费用由朝廷光禄寺支出。取材便捷、百姓支持，张家湾的建城仅历时三个月。

张家湾城周长约为3000米，城墙包砖，四周有瓮城，以潞河等为护城河。除城墙四门外，另辟便门一座，水关三处，并有常驻军队五百人。在徐阶看来，张家湾城的兴建俨然成为了京城的“犄角之助”。建城后，张家湾不再是单一功能的转运码头，来自江南、山东等处商人日渐聚集，商业日益昌盛。

张家湾城的繁华，得益于重要的地理位置。明代樊阜曾作诗“朝发燕山阳，暮宿湾河侧”，张家湾是出入北京的重要通道，也是旅人商贾的暂歇所在。明代张家湾的长店村设有大通关，时称“百货汇集”于此地。张家湾的商税数目已达税银二千余两，钱二千八百余贯，税额是京师最重要的崇文门税关的六分之一，可见商贸之盛。

明代在张家湾设置了多种机构，如巡检司、提举司、宣课司、盐场检校批验所等，管理着张家湾的治安、课税、漕运等。为满足城市建设，张家湾还设有料砖厂、花板石厂等。民户的聚集，也促进了城市设施的完善。明代张家湾城有广福寺、圆通寺、佑民观等建筑。因城四面邻水，张家湾城周桥梁遍布，最为有名的是张家湾城南的通运桥。在张家湾城南门外，逢单日便有菜市、猪市、草市、骡马市等集市，是通州除城关外规模最大的市集。

漕运沉船赔偿参照长江黄河

清代，张家湾仍是漕运体系的重要一环。清代帝王沿运河南巡时，御舟曾多次停泊在张家湾，皇帝由此舍舟登岸，进入通州城。乾隆二年（1737年），朝廷要求直隶总督李卫等查勘漕运河道。李卫等奏称自天津溯流而上，只有守卫河道的兵丁，却没有官员管理，治理河道难免有名无实。此后设置漕运通判一官，驻地为张家湾，专门管理河道疏浚工程。

张家湾的繁荣在清代前中期仍在延续。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江苏泗州的漕船在张家湾遭遇大风，船只损坏十二艘，粮米沉入运河中共有五千二百余石。朝廷表示因风灾造成的粮米损失可以参照漕船在长江、黄河等沉没的成例，免于赔偿。这从侧面反映了运河漕运规模之大。

随着商贸规模的扩大，甚至出现了银钱不够流通的情况，张家湾出现了私自铸钱的现象，所铸铜钱轮廓大小与朝廷认可的制钱相同，私铸铜钱甚至流进了北京城。掌控铸币权的朝廷得知后自然严厉打压。不过，促使张家湾从繁荣走向衰落却另有原因。

张家湾是漕运码头，运河的兴废对其有直接影响。明代对张家湾段河道的整治以疏浚上游河道为主。宣德七年（1432年），侍郎王佐认为张家湾西旧有浑河，应当疏浚补充运河水源，却被明宣宗以差役负担过重而制止。成化年间，鉴于元代开金口河失败的教训，朝廷将水源地改为西山泉源，又对大通桥至张家湾的六十余里河道集中整治，疏浚泉眼三处，增置水闸四座，漕运形势稍为缓解。但是所引泉水有限，河道狭窄容易淤塞。果然不出两年，河道再度壅涩如旧。此后正德二年（1507年）又曾疏浚河道，修闸十二座，建坝四十一处，然而效果有限。

北京第一个“亿元乡”

近代以来，张家湾屡受炮火洗礼。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沿运河向北京进犯，张家湾民众与清军一起英勇抗击英法联军，但因敌人炮火猛烈，被迫撤退。张家湾镇陷落后，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军与义和团在此共同抵抗八国联军，帮办武卫军务大臣李秉衡在此殉国。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时，张家湾是北京郊区较早起义的乡镇，通州起义司令部设在张家湾城。

改革开放后，张家湾发展走在北京郊区乡镇发展前列。1985年，张家湾成为北京郊区第一个“亿元乡”。

水少沙多终被弃

漕运管理不仅包括河道维护，还有漕船费用支出。明代张家湾因是水陆转运码头，更易受漕船价格波动影响。弘治元年（1488年），御史上奏请求增加运粮漕船造价。因为物价上涨，明初制定的漕船价格已远低于实际造价，新造漕船超出的部分转嫁到漕运兵丁身上，兵丁们不得不变卖资产子女来筹钱应对。船至张家湾转陆运时，又多雇用车辆转运，使得本已负担沉重的漕运兵丁还要遭受车主的盘剥。御史请求朝廷增加造船费用，得到皇帝允准。自此之后，每艘经过张家湾的漕船均加银二十两。

清代对张家湾运河沿岸的河堤修缮多集中在春季，这是由于春季雨水未到，因而筑堤更有成效。乾隆十四年（1749年）署理直隶总督刘于义等奏称，在张家湾东南，从木厂至善人桥，共计五里有余的河堤被连年水灾冲塌，急需维修。清代对河堤的维护一般有加厚堤岸、修建闸坝等措施。次年四月，张家湾、通州河堤完工后，直隶河道总督高斌奏称河堤并无官员管理，请求将通州州判移驻张家湾专司河堤维护，得到乾隆帝同意。以管理体系来看，清代张家湾一带的漕运管理有了更为明确细致的分工。

乾隆帝重视畿辅河工，常常亲自查看河道。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在注意到凤河断流后，乾隆帝命直隶总督方观承派员逐段查看断流原因。经仔细查验后，方观承奏称断流原因在于张家湾段河道狭窄，河道曲折，容易淤塞。管河官员采取了深挖拓宽河道及裁弯取直等措施，得到了乾隆帝的嘉奖。

嘉庆十二年（1807年），张家湾处运河已是“到处流沙”，建设闸坝、维护河堤已全然无用。原本弯曲的河道因为迟滞了水流下泄，反而成为了积聚水源、转运漕船的地方。加之上游康家沟河水长期冲刷，嘉庆帝遂命官员疏浚张家湾河道，同时堵住康家沟来水，以保证漕运安全，同时要求整治河道务必在年内完工。不过，河道整治工程并不顺利，次年康家沟水势渐大，已经成为流量较大的河流，而张家湾“正河”却淤积成为滩地，且河底较康家沟高一丈有余。疏浚张家湾运河工程量已远大于利用康家沟水。群臣建议不如将漕船行康家沟，试行一年观察通行效果。

嘉庆十四年，漕运河道的抉择又发生了变化。七月，嘉庆帝指出康家沟本就不是运河的“正道”，虽然水流量大却难避免干旱之年无水可用，嘉庆帝要求河道仍行张家湾处。他的旨意却没有得到地方官的执行。经官员亲自测量，张家湾处河头淤积已相当严重，难以筑坝存水，疏浚河道耗费时日，但漕粮转运又不能耽搁，漕船只能继续在康家沟运行，“再为察看一年”。嘉庆帝拘泥河道走向的意志最终败给了张家湾日益淤积的现实。张家湾河段的小修小补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河身抬升、水少沙多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