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田

开栏的话

今年1月11日，是北京市级机关搬入城市副中心一周年的日子。北京城市副中心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其实，城市副中心所在的通州，在北京城的建设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辽金时期开始，很多运送至北京城的建筑材料和生活物资，都是从通州转运进京。如今，通州留下了诸多当年的繁华印记，有历经千年的燃灯佛舍利塔，有“向背两水流洋洋”的大光楼等历史建筑。除此之外，还有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诉说着当年鲜活的细节。

从本期开始，“五色土”开设“城市副中心史话”栏目，向读者系统介绍城市副中心悠久的文化和历史。

从2017年底开始，北京市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大班子陆续迁至通州区，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现实。北京城市副中心为什么会选址通州？这是由通州的区位优势所决定的。

其实，在历史上，通州一直就有着“副中心”的优势，它是北京城的重要依托。通州离不开北京，北京也离不开通州。只不过，通州的这种区位优势，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通州从最初的军事桥头堡，不断发展为交通枢纽，甚至一度成为北京城的经济命脉。

公元前222年，秦国灭燕后，在东北方设置了渔阳、右北平、辽西等郡，并且修建了从蓟州到辽西襄平的蓟襄驰道，这条驰道就路过通州境内。西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在此地设置“路县”。路县之名，源于“蓟城东首要驿路为名”。这是通州独立建制之始，县名以“路”，明确地说明了路县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

东汉时，路县改称潞县。曹操在此毗邻地区挖掘平虏渠、泉州渠，水运比重开始增加，此时的古河流——潞河（潮、白二河流经潞县因以名潞河）就被用作漕运，这是通州后来成为北京城重要漕运码头的发端。

南北朝北齐时，潞县的县城迁到潞河西畔（今通州区新华大街），都是这里水运发展的证明。隋代，隋炀帝开挖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河段。五代十国时期，后唐皇帝赵德钧开挖“东南河”，都是利用了通州在漕运中的优势。

延至宋辽时期，双方在北京一带对峙，辽占据北京并将其升为陪都南京，北京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地位骤然提升。当时，从辽阳府（辽宁辽阳）筹措的大批粮食物资，经辽阳一直经水路到天津，再通过潞水到达张家湾，然后通过萧太后河一路向西，运送至辽宋对峙的前沿重镇——南京城（北京）。

金国灭亡辽国，占领了辽南京后，又以此为根据地南下灭亡北宋。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在北京设金中都大兴府。为了建造金中都，各种物资都需要通过潞水向燕京运送，鉴于潞县的物资转运枢纽地位，遂升潞县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通州”之名始于此时。

元、明、清时期，北京作为都城，通州的作用更为重要。元代，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从运河运送而来的物资，都在通州聚集，再通过通惠河直达什刹海，通州与北京城水脉相连。此时的通州，不仅是运河北端的重要码头，还是北京城的经济命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在事实上已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

与此相应的，通州成为北京城东面最为重要的门户。当来自各地的漕船驶入通州，远远地看到北运河边的燃灯塔，他们就知道京城到了：“一支塔影认通州”，它认的不只是通州，更是京城。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因北运河上游水源保障困难，运河维护费用剧增，加之天津至北京的铁路建成通车，光绪皇帝下令“停漕改折”，通州的地位一落千丈。

很多人会问，通州作为交通枢纽，除了漕运，不是还有陆运吗？何以漕运码头地位一失，通州连陆运的优势也几乎一起失去了呢？原因是历经元明清三朝，北京周边的很多湖沼变成粮田，北京的陆路交通也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通州在陆路交通上虽有优势，但已不是必须选择的枢纽了。

民国元年（1912）通州降为通县，民国十七年（1928）废京兆，通县改属河北省。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北京的政治经济发展，通州京畿重镇的地位又开始逐步恢复。2012年北京首次正式提出将通州打造为“城市副中心”，自古就有“一京二卫三通州”之誉的通州，至此又恢复了历史地位，再次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