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销声匿迹40多年的典当行在北京重新开张。一开始,人们好奇张望却不好意思进门,现在,人们把典当行看成了“保险柜”与“淘宝店”。
“京城第一当”开张
当铺,又称典当行,多年来,被人们认为是个不光彩的行当。新中国成立后,当铺一度销声匿迹,直到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重新开业。
据本报1992年11月21日2版《北京重开典当行》报道,消失40余载的典当行在京城又挂招牌。位于西单北大街92号的本市首家典当行——金保典当行开始试营业。这家典当行以提供抵押融资的形式,面向工商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个人进行金融服务,通过物品抵押取得典当金借款的方式,来解决企业或个人短期的资金需求。
同年12月1日,这家典当行正式开业。大理石柜台、玻璃隔板……屋内陈设就像普通的储蓄所。宋先生是京城当铺正式开业第一天的第一位顾客。他拿去当的是一件湘狸皮大衣。“四五年前买的,七八百块钱呢,可一直没穿,闲搁着。如今急等钱用,我想还不如先当了它。”十几分钟后,他拿到了320元典当金,满意地离开了。当然,也有小插曲,有两名顾客前去典当铅做的“银元宝”和铜做的“金戒指”。
那一天,无论是久违了当铺招牌的老人,还是不知当铺为何物的孩童,路过这新开张的典当行时,总不免抬头看一看那高悬的红色灯箱上一个大大的“当”字。一天下来,金保典当行成交了13笔业务,当款金额4900余元;洽谈未成者11笔,接待咨询逾百人次。(1992年12月3日《北京日报》1版,《当铺开业首日》)
此后,金保典当行被人们誉为“京城第一当”。
2010年,典当行开进大型购物中心,店内展示的绝当品除玉器、首饰、名表等贵重物品外,还有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小家电。 孙戉/摄
最初几年风光难现
继金保典当行重开之后,北京又有几家典当行开业,包括阜昌典当行、华夏典当行和宝瑞通典当行。不过,最初几年,京城典当行业的营业额呈逐年下降之势,有的已到保本经营的地步。
对于这种现象,本报2000年5月24日10版《典当业为何风光难现》曾进行过分析,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一些人对典当行的认识还局限于对旧社会当铺的了解,认为进典当行丢人,是一种穷困潦倒的标志,所以不愿跨入典当行的大门。
其次,当时可作为典当行质押品的一般只有企业可移动的闲置设备、积压产品、过季商品、各种原材料、机动车辆等,以及居民个人的金银饰品、珠宝翠钻、古玩字画、家用电器、照相器材、手表和汽车、摩托车等。由于这些质押品种类大多出现贬值趋向,价值越来越低,因此造成典当金额降低,典当行收益下降。当传统的典当物品越来越少,典当新品种的开发却相当缓慢。比如,那时候住房已成为越来越多个人的私有财产,但典当行当时是不允许开办住房典当业务的。
此外,典当行数量少,只能利用自有资金,难以形成规模经营,而缺少行业法规等也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
房屋汽车成典当新宠
进入新世纪,国家经贸委颁布了《典当行管理办法》,只要是有价值的实物,如黄金饰品、古董、房产、汽车等都可以典当。随后,本市典当行业迅速发展,到2002年时,全市典当行已达22家。(2002年8月27日《北京日报》6版,《典当行不再一本万利》)
那个时候,传统的金银首饰已退居业务二线,而住房、汽车消费的热浪大有业务前景。只要彻底拥有产权,相关证照齐全,并且缴清了银行贷款,客户就可以办理汽车、住房的典当。当期按月计息,月利0.5%,典当行每月按当金的4.5%收取综合费用。正因为如此,在各家典当行的业务中,一多半儿的典当物是汽车和房屋。(2003年2月28日《北京日报》6版,《百姓创业 借钱的地儿多了》)
本报2004年3月23日8版《典当行顾客净是生意人》这样记载:李先生开着自己新买不久的奥迪A6径直奔向典当行,不到一个小时,就拿到了急需的30万元钱。他高兴地说:“到银行贷款手续麻烦,向朋友借未必借得到,现在多好,不求人也能筹到钱。”像他这样开着汽车走进典当行的大有人在。在他之前,一位姓张的先生当掉了一辆本田雅阁,他的理由很简单:“有个项目缺10万元钱,向银行贷款先得找担保,能不能贷还得单说;向朋友借吧,赚了钱分多分少不好平衡,万一闹出隔阂来就不值了。”
在那个年代,用房产作抵押贷款的多数是私营企业主。他们往往拥有不只一套住房,典当后,能快速“将死物变为活钱”,迅速筹集做生意所需的流动资金,有的甚至当天就能拿到钱。一旦手头宽裕了,只要缴纳相应的利息费用等就能赎回,比较划算。
春节礼品节后送进典当行
每逢春节过后,京城很多典当行的“民品”(首饰、家用数码产品等)交易量就会大幅增长,一些市民会把节日期间收到的根本用不上的礼品,送进典当行换成现钱。
“手机这东西贬值快,不拿来当了,过不了多长时间,价钱就得往下掉。”在一家典当行,一位先生拿着一部新款手机说。典当行的工作人员介绍,每逢过节,由于很多居民家中早就备齐了手机、相机等数码产品,有些人再收到这样的礼物就会选择典当。手表、珠宝首饰也是典当的热门。尤其是首饰,好多人因为不喜欢款式,连价签都没摘就直接拿到典当行了。
当礼品的顾客通常会选择“死当”,即不再准备来赎,典当行可以立即进行变卖处理。凡是“死当”物品,典当行给的价钱相对要高些,因为典当行可以马上根据二手行情进行处理。
为防止典当行成为不法分子销赃的场所,公安部门在全市典当行安装了数据采集系统,将其纳入监管范围。典当行每做一笔业务,都要将交易物品的详细情况以及交易人情况、身份证号、当票号等信息通过系统上传公安网。一旦发现交易物品和登记过的赃物相符或者有其他可疑情况,公安网会立即报警,发回信息。(2006年2月7日《北京日报》7版,《春节礼品节后排队进“当铺”》)
成新型“保险柜”与“淘宝店”
如今,北京的典当行已达200多家。越来越多的人改变陈旧观念,开始光顾典当行。典当行成了人们心中的“保险柜”和“淘宝店”。
本报2006年7月11日7版《大学生典当行里存“细软”》记载,一些外地大学生在放暑假前会把不好携带的电子产品送到典当行,开学后再赎回去,花不了多少“保管费”。这些大学生不像其他顾客是因急需用钱才找到这里,所以没人选择“死当”,都是选择一两个月的当期。而且,由于打定主意是要赎回去,他们自己要的价钱通常比典当行给出的评估价要低很多。比如有位大学生典当的电脑原本价值几千元,他只是以100元的价格典当,按照典当行4.7%的利息,一个月后,除了还上100元钱,他只需要另外付出4.7元的利息费,电脑就可以“完璧归赵”了。
由于积存了大量过期未赎的当物,越来越多的典当行做起了绝当品销售的生意,典当行也成了许多消费者“淘宝”的去处。在一家典当行,展柜出售的商品全部为绝当品,包括名表、钢笔和珠宝玉器等等,均为世界名牌,全部标注着价码。其中,有的是包装精美的原单货,有的则是八成新的裸货。与这类商品在百货商店的销售价格相比,绝当品的售价至少低个两成左右,最多可低到五成。(2011年3月24日《北京日报》11版,《典当行变身奢侈品折扣店》)
作为众多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一种,典当行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多元了。
本版文字:贾晓燕 制图:焦剑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