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骞
时下，正是莘莘学子高考的时候，不禁想起一个多世纪之前，众多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种种情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考试，但这是在传统上推进文化精神、知识类型以及价值取向的一种转型。这个转型也留下许多令人思考的话题。
贡院，即科举考试的场所，通常建立于城东南方，顺天府贡院，便建在北京城东南观象台西北。大门正中悬“贡院”匾，大门有牌楼，依次有龙门，进去为至公堂。龙门与至公堂之间，有明远楼。贡院两旁建号舍，以供应试者用。
清代，北京城及其他大省贡院的号舍凡万余间，小省则数千间。数十间至百间为一列，形如长巷，每巷用《千字文》编列号数，如天字第几号，号舍以砖墙相隔，宽三尺，深四尺，高六尺，置一小桌，南不设墙窗。考生入号前严格搜身，以防私带书文作弊，入号即封号栏，俟交卷方开。古时，贡院有围墙，外铺荆棘，以卫考场安全，贡院亦称棘闱。
依清制，科举分乡试和会试，会试由礼部侍郎主考，中试者称为贡士，可参加殿试。殿试在紫禁城皇宫保和殿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题是时务策，两千字左右。殿试以文章成绩决出状元、榜眼、探花，后授翰林编撰（从六品）、编修（正七品）官职，余下的进士，可再参加一次朝考，以试卷水平，分别授予御史、给事等职或充任地方官吏。
殿试前十名进士之姓名、名次以及考卷，也要进呈皇帝审定。然后由考官填写乌金榜，上钤“皇帝之宝”御印，于第二天在太和殿举行传胪典礼，皇帝率百官到场。典礼毕，礼部官吏奉持金榜（黄纸书写）出午门，到长安门外张榜（文榜挂在长安左门外,武榜挂在长安右门外），诸新科进士随之观榜，此所谓“金榜题名”之荣。传胪后第三天，皇帝在礼部赐新进士以恩宴，后再择日到孔庙举行祭礼，并由国子监将新科进士之名刻于碑上。
科举是读书人走仕途的必经之路，它不可避免出现腐败现象，在清末，这种现象尤为突出。鲁迅祖父周福清科举贿赂案，便是一例。
鲁迅祖父周福清（1838-1904），于清同治十年（1871）获进士，后参加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省金溪知县，后又任内阁中书。据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浙江巡抚崧骏写给光绪帝的奏折《已革中书周福清求通关节案审办由》看，可确认周福清科考行贿案成立。周福清“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试者嘱托，希图中试……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张，加具名片，装入信封。”也就是说，周福清暗订了“宸忠”和“茂育”四字作为关节字眼，写在一张纸上，另外还有一张纸写着“洋银一万元”，这是周福清许诺在事成之后的酬金。
周福清贿赂案发后，先避住上海，后患病回原籍绍兴，没多久便自行赴会稽现自首投案。针对此事，光绪十九年（1894）十二月二十五日颁布了“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的上谕。因贿考，周福清被判死刑，鲁迅之父周凤仪原有秀才的功名也被革除。
光绪虽下命处周福清“斩监候，秋后处决”，却没有抄没周家家产，但为了保周福清之命，周家不断花大钱上下打点。此时正逢“百日维新”失败，光绪自身难保，周福清处决一拖再拖，一直关监至1901年，出狱后回绍兴，三年后郁郁而终。鲁迅遂有“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之感慨。
科举除科考舞弊之腐败，阅卷取士也极不严谨，清时，一些考官和阅卷官非以试卷优劣取舍，而多以个人好恶任意屈仰。清《宾退随笔》有这样的记载：光绪年间，理藩院尚书裕德任阅卷官，凡于试卷中看到有犯其先人名讳的字，就起身整衣敛容，拱优行礼，然后把试卷恭谨置于一旁。传到坊间，每逢此公阅卷，考生就事先了解其家人名讳，考卷中不犯名讳，避免落榜不第。
1905年，慈禧太后迫于“戊戌变法”后的历史潮流，诏废科举，改为“举贡考职”。1904年的状元刘春霖也成为清代科举最后一名状元。科举废除后，为解决众多举得举人、贡生等身份的士子的出路，清政府于1907年开设了“举贡考职”（亦称“举贡会考”），即将举人和贡生集合起来考试，按照考试成绩授予不同的官职。
没想到的是，在1907年的“举贡考职”中，选出了一位后来集“状元”、章门弟子以及共产党员、革命烈士等多种身份于一身的传奇人物：吴承仕。
1884年，吴承仕出生于安徽省歙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五岁进私塾就读，十七岁便中秀才。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吴承仕十八岁，赴南京乡试，中举人。1907年，二十四岁的吴承仕，以举人的身份，赴紫禁城保和殿参加“举贡会考”，也就是俗称的“殿试”。此次“殿试”，不仅有举人参加殿试，此前科举所中贡生也可以参加。吴承仕获“朝元”、即过去的“状元”之殊荣。光绪钦点他为大理院（清代中央审判机关）主事。
辛亥革命后，吴承仕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司法部佥事。1914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于军事教练处，后转往龙泉寺幽禁，不久又转入东城钱粮胡同软禁。吴承仕对章太炎的言行和学问非常钦佩，遂以司法部官员的身份，到章太炎被监禁处问候。两人从此开始接触，并结下师生之谊。吴承仕拜章太炎为师后，开始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及经学。
1924年，吴承仕离开司法部，专心执教讲学，先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系主任及教授、中国大学国学系系主任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联席会议主席的吴承仕，和学校师生一起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1934年，在中国大学任国学系主任时，吴承仕创办《文史》杂志，多载高尔基等进步作家作品。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五十多岁的吴承仕与热血青年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赶到新华门前集会。
1936年，经北平地下党的批准，吴承仕被接纳为中共党员，与齐燕铭、陈伯达等编在同一特别小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后，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吴承仕化名“汪少白”，转移到天津，继续秘密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后来，为了吴承仕的安全，毛泽东曾派人到天津接他赴延安，因天津当时发水灾而未成行。
1939年9月21日，吴承仕在北平治病时，被敌人谋杀。延安各界为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举行隆重悼念活动。毛泽东送挽联：“老成凋谢（意思是指年高而有德的人去世了）”。周恩来的挽联：“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模范。”中共七大将吴承仕列入烈士名单。
毛泽东、周恩来的挽联，实为吴承仕人格本色写照，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