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南  千里姻缘一线牵。大运河北京段流经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六区，既是明清北京城连接西北部园林的纽带，也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方的大动脉。自隋唐以来，这一条文化血脉，逐渐联结起南北经济，成为串联起南北文化的金线。这条线上的一颗颗“明珠”，由于千年战乱与朝代更迭，有的已遗失在大运河的古河道之中。

好在一场艺术展让它们走出泥尘，重回世间。上海博物馆历时两年筹备、线上线下同步推出的“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以本馆藏品为主，并从安徽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等15家文博单位借出重要文物，涵盖青铜器、陶瓷、书画等诸多门类的197件（组）文物，共同述说历史深处迤逦江南。

江南与北京，曾经彼此那么陌生，不仅在空间上相隔千里，更是在文化层面千差万别。然而，勤劳的中国人，历经沧桑，通过汉字，把时空相联；通过大运河，把南北生活相接、文化相融。

运河两岸“江南故事”多

江南地区因其物产富庶、诗画般风景，及至名人辈出，在中华大地诸多地域文化中独树一帜。

其源头至少可追溯到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整个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区域都处于江南文化的先声地带。早在先秦时期，“江南”这一名称便已产生。而屡被提及的“江南文化”亦非无本之木。此次展出文物中，年代最早者来自距今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其他绝大多数为东晋之后，尤其侧重南宋及以后。

展厅里，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鉴、越王者旨於睗剑泛着光泽，吴越争霸的兵戈之声犹在耳畔。历史的脚步继续向前，公元317年，随着晋室南渡，江南优雅转身。南朝时，这里更是成为文学中心，书法、绘画、雕刻等皆负盛名。唐宋之后，这里的文学、艺术更走向高峰。漫步云端展厅，稍抬头便已立于宋拓《淳化阁帖》中王羲之《秋月帖》的飘逸之中，元代王冕《墨梅图轴》的繁花密枝让人难移视线，而明代徐渭的《竹石牡丹图轴》充溢天然野趣。

不得不说，隋朝虽两代而亡，却对江南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隋炀帝时期修建的大运河。江南地区因运河而得以不断融合北方文化，成为经济发达与文化繁盛之地域。

出土于安徽淮北市柳孜运河遗址的三彩抱柱狮子，见证了隋唐时期大运河连通南北各地的史实。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晚唐五代的贸易陶瓷》中谈到巩县窑的白瓷和唐三彩曾大量出口海外，备受当地人青睐。依赖运河提供便利的水路交通，保障漕运的发展和商品贸易的兴盛，有力地带动了运河沿线城市的繁荣。江南地区生产的陶瓷、漆器、茶叶等由运河运抵全国各地，甚至行销海外。由此可见，在唐帝国的经济运行中，江南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江南泛化为一种中国意象

隋代修建的大运河虽极大促进江南地区的开发，却一直没有与广大的北方地区直接贯通。

打通南北经济通道的重任落在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肩上。1271年，他接受光禄大夫刘秉忠的建议，将蒙古更名为“大元”，把燕京改名为大都（今北京），定为元朝的都城。雄踞北方的忽必烈，心里始终清楚：江山要想稳固，控制住江南地区是重中之重。作为刚刚跃升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大都，也存有不足——“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为了缩短从大都至杭州绕道洛阳的航程，元政府先后挖通了山东东平至济宁的三段河道，将隋代大运河裁弯取直，使江南的粮食及其他物资直抵通州。

运河修通后不久，远在浙江龙泉窑烧制的青釉瓷器便成为了元大都蒙古王公贵族争相拥有的厅堂摆件。展览中这件出土于上海南汇县的龙泉窑盖罐，通体施青绿釉，釉面肥厚莹润。它有直直的口沿，鼓胀的腹部，一副大腹便便的姿态，及至底部，却内敛起来，既有端庄敦厚之感，又不失江南的灵动，充分体现了元代人厚重开阔的审美眼光。龙泉青瓷主要产地以浙江龙泉县为中心，创烧于北宋，从南宋到元代，达到极盛。由此可见，南宋虽然灭亡，元朝建都北方，但中国南北经济、文化格局并没有改变。

江南，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隐喻。就像元代画家倪瓒游历江南山水后曾作《江南春》词三首，在明清画家文人里收获拥趸无数一样。从某种意义上看，“江南”早已不再局限其最初的地域，而是被放大、被生产成为灵秀、隽永的中国意象。在展览云端，观者能一睹五代董源《夏山图卷》中的幽思怀远、元代倪瓒《汀树遥岑图轴》里的辽阔闲散，及至明代董其昌《栖霞寺诗意图轴》的温润多情，它们无不浸透出江南的雅致意趣。

康乾下江南带回的风物景观

比起明朝，来自山海关外的清朝皇帝对江南的重视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与乾隆多达十数次下江南便是明证。

公元1691年，王翚和几位内廷画家着手绘制一组共12巨卷的清宫绘画，详细描绘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的全过程。这就是著名的《康熙南巡图》，也是本次展览开篇的第一件文物。据记载，康熙曾六次南巡，解决水患，肃清吏治，从而开启康乾盛世。

在乾隆皇帝遍及全国的历次巡游视察之中，耗时最长、耗资最多且最为人熟知的无疑是“六下江南”了。展场一件多达十二卷《乾隆南巡图》可见一斑。苏州籍宫廷画家徐扬不但以纪实的手法描绘了1751年乾隆第一次南巡的情景，还另外花费了24年的时间创作了一卷更为精彩的作品——《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苏繁华图卷》）进献皇帝，以赞乾隆盛世。在全长12.41米的画中，当时江南商品经济的繁盛突出体现在苏州城市民生活的各个场景之中。据专家统计，图中人物多达12000余人，各类房屋建筑2140余栋。河中各式舟船应有尽有，约400条。街道上店铺林立，市招高扬，可辨认的各类招牌竟达260余家，涵盖50多个手工行业。这里的商铺不仅售卖江南本地的土产，还出售外地的一些名产，不乏海外珍奇。

这是乾隆时期社会发展繁盛面貌的一次具体实录，具有图像证史的重要意义。乾隆皇帝对江南的喜爱源自他对江南文化的痴迷。他不仅“六下江南”，还将江南的风物景观“带回”北京城。小至东晋永和九年兰亭雅集上的“曲水流觞”，被乾隆在皇家园林里以微缩版的形式复制了三处，大至江南各处园林名胜，如苏州的狮子林、无锡的寄畅园，被巧妙地嵌入皇家园林的修造之中。其实，这种“挪移”江南文化名胜的方式，从乾隆的爷爷康熙时期就开始了。只可惜圆明园已成遗迹，我们只能从断壁残垣中追忆彼时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