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华
众所周知，位于什刹海边恭王府原是清代恭亲王奕訢的府邸。如今它是保存最为完整的清代王府古建筑群。因为恭王府极具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常有“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之说。
在清代，恭王府里不仅建筑精美，里面还收藏着众多精美古玩以及珍贵的古字画，比如晋唐以来书画名作不下于120种，包括王羲之《游目帖》和王献之《鹅群帖》等，甚至还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
清朝灭亡后，恭王府的命运同样急转直下，不仅珍贵字画古玩被草率地处理，连恭王府也被奕訢后人变卖一空。恭王府当年流失的文物约2000件。时至今日，仍不时有恭王府文物亮相各大拍卖场的新闻传出。去年底，从当年恭王府流出的一件白玉香炉现身巴黎，就引起了市场的轰动。
王府的衰败纵然有时局变化的因素，但是清代这些王公贵族们的奢侈腐化，也起到了“助推”作用。
从和珅府到恭王府
1936年10月10日，56岁的末代恭亲王溥伟，孤寂地死于长春新华旅社。此时，8.7万平方米的恭王府，京城诸多王府中最大的一座，早已让他变卖一空；府中数以千计、价值连城的古玩珍宝字画，早已易手他人；他自己从1912年避居青岛后，几乎未再踏足京城。而他念兹在兹的复辟清室之梦，依然遥遥无期……
这与八十多年前，他爷爷奕訢搬入这座王府时的情景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按照道光生前的秘储，奕詝继位，是为咸丰帝。同年2月，奕訢被封为恭亲王。咸丰帝还赐“庆王府”为其分府出宫后的府邸。如此，昔日和珅宅第成了“恭王府”。
恭王府前身为和珅的宅第。1769年，和珅承袭其父任三等轻车都尉。7年后，他升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和步军统领，并充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也就是在这一年，和珅开始在什刹海北岸兴建宅邸。1799年，和珅获罪被赐死后，其宅邸和巨额家产被没收充公。同年，和宅被嘉庆皇帝赐予其弟、乾隆第十七子庆王永璘，改名庆王府。
《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奕訢秘档》（以下简称《奕訢秘档》）记载，恭王府历史上曾进行过两次大修缮：一是奕訢入住前。奕訢于1852年6月9日迁入恭王府。尽管当时府邸东、中、西三路的格局早已形成，但毕竟自和珅建宅至此时已过70多年，且亲王府的规制要比和珅宅、庆王府高。奕訢入住前，内务府对房子进行了整修。这次整修，从1850年12月开始，到1852年初才告竣，工料银共用6.85万两多。其次，奕訢入住之后，仍不断改建，直到同治年间（1862-1874）才基本告竣。当时正是奕訢权力和地位的顶峰，自能调集大批能工巧匠为其效劳。修整的结果，形成了今日恭王府前王府后花园的布局。奕訢《萃锦吟》卷七就有“同治年间邸园落成”的记载。今国家图书馆所藏恭王府整修设计稿也印证：现恭王府建筑格局是那时固定下来的。
末代恭亲王溥伟之子、奕訢之曾孙毓君固（原名毓嶦），在《恭王府和恭王府典卖房产、土地之经过》一文中介绍，民国初年，为了抵押恭王府，家人曾找人绘制了一份恭亲王府的蓝图。据蓝图所测，恭王府占地面积130余亩，房屋有1000多间，府后有一座极为精致的花园，有人工湖和假山，并广植树木。而清宫档案显示，1850年修缮前内务府勘测时，王府只有房间581间。这表明，两次修缮后，房间增加了500多间。
奕訢分府时还有不少“应得之物”和“皇帝赏赐之物”，这些古玩家具充实了恭王府的收藏。搬进王府后，奕訢又罗致了不少古物名画。奕訢之孙溥儒（亦名溥心畲）为民国时期著名画家，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称，溥儒曾这样描述所收藏的字画：名迹方面著名的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唐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唐怀素的《苦笋帖》，南宋大书法家张即之的《华严经》以及王羲之《游目帖》和王献之《鹅群帖》；名画方面，有唐韩幹的《照夜白图》、北宋徽宗赵佶的《五色鹦鹉图》卷、北宋易元吉的《聚猿图》、南宋米友仁的《楚山秋霁图》以及宋无名氏的《群牛散牧图》等。这其中的不少作品被收入《石渠宝笈》中，表明曾为清宫所藏。溥伟在《平复帖》尾题跋中有“伟所藏晋唐以来名迹百二十种”之语。这表明，恭王府所藏晋唐以来书画名作不下于120种，可见其收藏之丰富和品质之高。
日本古董商买走大批古玩
1898年奕訢去世。随着清王室的衰微，再加上奕訢后人的“折腾”，恭王府的命运也开始发生变化。
奕訢有四个儿子：长子载澂，次子载滢，三子载濬，四子载潢。其中，三子载濬和四子载潢早殇。
长子载澂1885年因病去世，因无子嗣，慈禧太后下懿旨，把载滢的长子溥伟（次子即为溥儒）过继给载澂家。奕訢去世后，根据嫡长子继承制，载滢的儿子溥伟作为载澂的嗣子，以长孙资格袭恭亲王王位，同时也承继了这座王府。
1912年初，溥仪颁布清帝退位诏书，清朝从此结束。此时，溥伟、良弼等人成立了宗社党，企图恢复大清帝制。民国成立后，溥伟逃到青岛，与肃亲王善耆、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起谋划着招兵买马，策动“满蒙独立运动”。为了凑足复辟经费，这位末代恭亲王开始变卖恭王府的文物珍玩、府邸和土地。溥伟变卖的第一步，是将恭王府除字画以外的文物珍玩打包出售。溥伟在《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写道，1911年12月左右，他前往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迎宾馆探望袁世凯。在看清了袁氏无意扶持清室面目后，溥伟回家和母亲商量，决意变卖家产。
这一决定，直接招致日本古董商人山中定次郎对恭王府文物的批量收购。他也成为恭王府文物的最大购买者。
《山中定次郎传》中记述了他第一次到恭王府见到的文物珍玩：“府邸相当大，比如仓库，专放如意的如意库，放书画的书画库，放古铜器的铜器库，像这样的，就有几十栋……”山中定次郎回忆，恭王府大管家像抓豆子和金米糖一样，双手抓过一把珠宝来问他：“这些你出多少钱？”
山中定次郎的到访，标志着恭王府变卖大幕的正式开启。1913年2月27日、28日和3月1日三天，山中商会在纽约举办了“恭王府收藏拍卖会”。据保存至今的当年拍卖图录显示，这次拍卖会共有536件文物上拍，其中玉器250多件，青铜器110多件，瓷器130多件……所有拍品无一流拍，拍卖总额达27.6万多美元，创当时拍卖成交的最高纪录。同年，山中商会在伦敦拍卖了恭王府文物210件，两次相加已有近千件，再加上拍卖之前，山中曾在日本国内进行过销售。因此，保守估计，他从恭王府收购的文物珍玩应在2000件左右。
王府先被抵押后被变卖
至于溥伟出售所得，从其他记载亦可略窥一二：为筹措宗社党活动经费，1913年5月，避居青岛的溥伟曾托日本浪人宗方小太郎与北京横滨正金银行交涉，以北京的王府土地为抵押，借款50万两。正金银行经理的回信中，就有“恭亲王以前卖书画古董藏品得款约四十万圆”之语。
溥伟之子毓嶦介绍，当年恭王府在直隶省100余县州内占有的土地大约有7000多顷；在关外还有四个大庄头，每个庄头不下千顷土地，一共可能有近万顷土地。光绪末宣统初，每年收入的地租大约是12万现洋。
这些土地，有最初封恭亲王时皇帝所赏赐的，也有恭王府逐年添置的。由于买卖土地过程中有佣钱可图，而且凡是经某管事手收买的土地，便由他下去收租，因此，各管事对买卖土地都十分上心。
根据记载，当时官员卖地的情况多种多样：有的京官告老还乡，如家在江南，便把土地卖了，到家乡再去买；有的急需用款，或为“运作”官职，或为弥缝处分等而卖地。还有北京的一些官员去世后，家人去收租时得不到地方官的支持很难收上租，土地反而成了累赘，不如卖了它后在北京置办房产。
当时负责向日本浪人宗方小太郎传递信息的汪钟霖，如此介绍恭王府土地的价值：“恭亲王府在北京附近有价值约两百万两白银的土地，其中的一百二十万两的土地是皇帝赏赐的，其余价值八十五万两的土地是恭亲王自己买的。现在想把所有这些土地作为抵押，以三年为期限借款五十万两。”但民国政府不保护其地产，加上时局不明朗，正金银行最终没借款给溥伟。
土地抵押不成，溥伟开始筹划抵押恭王府。
本来，恭王府每年地租收入12万现洋，如果精打细算些，或可足敷开支。溥伟谋求复辟，自然为袁世凯所不容，被迫避居青岛。然而，他一切吃喝用度甚至鸡鸭鱼肉和咸菜等依然从北京采买，而且还点名只要老字号的，如天福号酱肉、天源酱园咸菜、致美斋点心等，开销自然不小。除此之外，每月还需现款三五千元做开支，不够用了，就打电报让北京汇款。
溥伟搬到青岛后，溥儒和母亲等人为避袁世凯，也搬出恭王府，住到西山门头沟的戒台寺。那里虽没有使用现钱的地方，可每天的吃喝也得用驴子由城里送去，一天仅运费就得几十元。再加上府里住着的溥僡等人的开销，王府开始入不敷出。
一开始，恭王府没钱时，管事还可向相熟的银行拆借。时间一长，银行开始拒贷。无奈之下，溥伟开始以恭王府蓝图抵押，向北京天主教会西什库教堂借用大洋35000元。早就觊觎恭王府的西什库教堂，看透了溥伟等人的外强中干，年底结账时连本带息开来了清单，原借的是35000元，加上500元利息，一共是35500元。溥伟等自然是无钱可还，此时，西什库教堂不但不要钱，反而还主动再借4500元，凑足4万元的整数。第二年溥伟还是没钱还，教堂又借给他几千元凑成5万。只是教堂的高利贷，也就从5万元起息了。
几年之后，本息累计到了20多万元。这时，教堂方面将恭王府告上法庭，要求立即还钱。官司拖了3年，债务已由24万元滚到28万元。而据毓嶦的统计，恭王府借西什库教堂的钱，加起来不到14万。无奈之下，溥伟将恭王府劈成两半，前边的房屋押给西什库教堂用来抵债，后花园所有房屋留给两个弟弟溥儒和溥僡。1932年，辅仁大学以108根金条代偿债务为代价，获得了恭王府府邸的产权。
溥儒、溥僡卖后花园所得，当时约合15万银元。兄弟俩先将这笔钱存入银行，本来计划买房子，自住的同时再出租，以补贴家用。他们先在鸦儿胡同看了100多间房屋，不如意；以后再看的不是嫌价钱贵就是房子次，几年也未选中。钱在银行存着虽有利息，但远远抵不上每月的支出，没几年就花光了。而溥伟抵押王府的钱，一样早已用光。就这样，偌大的恭王府府邸，就被溥伟、溥儒和溥僡三兄弟所卖掉。
关于卖恭王府，还有其他的说法。启功在学术论文中说，1924年溥伟将恭王府典给西洋教会，溥儒与教会涉讼，归还后半花园部分，即迁入定居，直至抗战后，他们才迁出。
1931年拜溥心畲为师的林熙在《从恭王府谈到旧王孙》一文中说：溥伟在1926年把恭王府卖给辅仁大学，但未加利用。溥儒便租来居住，直到1937迁出，移居颐和园。
而溥儒侄儿敏峘则说，在溥儒和溥僡不知情下，溥伟将恭王府的萃锦园售与天主教会，后经打官司，只胜半诉——即地皮归教会，溥儒溥僡兄弟暂时保有地上物权，若干年后，也要卖给教会。后以八万大洋卖给教会，成为辅仁大学的学校用地。 虽然说法不一，但无论如何，改变不了恭王府已不在恭亲王后人手中的事实。
流出的名画皆为珍品
在溥伟将恭王府抵押、变卖的同时，其弟溥儒也开始变卖恭王府字画。从他手里流出的古画，都是数一数二的珍品。其中，北宋易元吉的《聚猿图》是价值连城的宝物。1927年溥儒应日本之聘出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时，就将此图随身携带。令人遗憾的是，就是在这次东洋之行，溥儒竟将《聚猿图》让售给日本人，后为大阪市立美术馆珍重典藏。
还有一件宋无名氏的山水图卷。启功年少时，曾在旧书摊买到一本“清素主人”即溥儒的父亲载滢所选定、抄写的唐诗选集《云林一家集》，并送给溥儒。溥儒高兴之余，同意将此画借给启功临摹。据启功回忆，此画的题款为：“北宋人山水名画。溥心畲珍藏。”他以透明纸勾摹布局，花一个月工夫，以纸、绢各临一了本。启功归还后，1935年，溥儒竟将此画卖给了常在北京活动的美国纳尔逊美术馆馆长席克门。
又比如宋徽宗的《五色鹦鹉图》原是清宫旧藏，后赐给恭亲王奕訢，盖有“恭亲王章”。它于1911年流失，后出现在厂肆，据说由古董商张允中购得后售给日本人山本悌二郎，1933年成美国波士顿美术馆镇馆之宝之一。
再比如唐代画马名家韩幹画的《照夜白图》卷，先被南唐李后主收藏，经大画家、书法家米芾和贾似道等题款。1935年前后，英国收藏家戴维德委托中国古董商叶叔重搜寻。叶拜托琉璃厂博韫斋经理萧虎臣去向溥儒请求转让。当时，溥儒家中正急等钱用，便以一万银元转让。此事轰动当时的古玩界、收藏界，大收藏家张伯驹获悉后，曾致函主政北平的宋哲元请求阻止，但未成功。此后，这幅中国唐代名画几经周折，最终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收藏。
差点被溥儒卖出国外的，还有中国目前保存最早的书法名迹：西晋陆机《平复帖》。它比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还要早七八十年。乾隆年间，《平复帖》回到大内，后赏赐给成亲王永瑆，1880年为奕訢所藏。1937年，溥儒因母丧急需款项，欲以20万银元的价格出售。张伯驹获悉后，几番努力，最终以4万银元购得，此珍宝方得以免了流落异国他乡之虞。1956年，张伯驹将《平复帖》捐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日本仙台市东北大学教授富田升，致力于研究清朝皇室文物如何流向日本问题，著有《清朝皇室宝物的流出》和《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等。据其考证，辛亥革命后，明确证据表明从恭王府流出的书画作品就有二十几件。经溥儒之手卖掉的，至少有20件。
粗略统计，恭王府当年流失的文物约2000件。时至今日，仍不时有恭王府文物亮相各大拍卖场的新闻传出。
不只是恭亲王一家遭受这样的命运，随着清朝的覆灭，清室王公的俸禄也告中止，加之田租征收越来越难——田户、壮丁们抗租夺地之外，官方也不断收回各王府的土地。如此一来，昔日王公贵族生活日趋拮据。雪上加霜的是，这些王公们大多只有挥霍之习，却无谋生之计。为了维持往日的排场和享受，只好变卖祖上遗留的珠宝、古玩、字画，或卖掉祖坟的树木、砖瓦、石料等物以及马号、花园等附属建筑，最后直至变卖府邸。
溥伟之外，如贝勒载润，1928年先把府邸的中、西府以十万大洋的价格卖出，用以购买福特、道奇轿车和偿还赌债；十年后，又因生活拮据，以十万大洋的价格将府邸东路卖掉。又如庆亲王奕劻的第二子载搏嗜好赌博，一夜之间输掉宅子。至于溥儒，除了卖字画，史料记载，他曾托学生在上海、香港一带找人，有意卖掉慈禧太后所戴、后赏给恭亲王奕訢的祖母绿宝石。
值得一提的是，恭王府里不仅府邸、古玩字画被变卖，王府土地被收回，就连恭王府在昌平、门头沟等地的三处园寝——翠华山园寝、南庄园寝和西峰岭园寝，在墓室被搜掠一空之余，园寝的土地、树木等随着恭王府被卖掉，也在日寇侵占北京时期逐渐被卖光了。
尽管变卖了恭王府，溥伟等人逆历史潮流而动谋划的复辟帝制、“满蒙独立运动”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溥伟对大清可谓忠心耿耿，但由于当年慈禧太后曾有立溥伟为太子之意，以致溥仪对溥伟颇有戒心。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始终未赐给溥伟一官半职。
至于从恭王府中购得最大一批文物的山中定次郎，于1936年底去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此后，山中商会在美国的财产被联合国财产管理局管理封存、拍卖，山中商会也最终走向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