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民
前段时间，明清时期的贡院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明清时期，北京贡院位于北京城东南角，其旧址在如今建国门立交桥的西北角，现在坐落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大楼。在这一带，虽然贡院建筑已无保存，但是还有贡院东街和贡院西街的地名存在，勾连着过去的历史。
明清时期，虽然贡院所在的位置并未发生变化，但是其具体范围一直在发生变化。鼎盛时期，贡院范围北至东总布胡同，南至如今海关总署大楼所在的区域。
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载：“贡院在城东隅，元礼部旧基也。”不过，据徐苹芳先生考证：元代礼部在中书省内，这里实为元代太史院旧址。《北京历史地图集》中介绍元大都的图片中，太史院正是位于文明门（今东单路口）东侧，其位置与后来贡院的位置一致。
明初，明成祖迁都后，的确将这里改做礼部，正统时期，礼部迁往东长安街南侧今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带。明末朱国祯所撰的一部笔记《涌幢小品》所记：“原京师试院改旧礼部为之，乃正统年间事。”
起初因朝廷财力物力有限，贡院不仅“制甚偪（bī）隘”，而且考棚均为木板和苇席等搭建，十分简陋。三四千名考生在考棚中使用炭火、蜡烛，火情屡有发生。最为严重的一场火灾发生在天顺七年(1463)二月，“举会试，值贡院火，监察御史焦显因锁其门不容出入，举子焚死者九十余人。上怜之，赐死者举进士。”
万历二年(1574）三月，在首辅张居正的提议下，万历皇帝下旨改建贡院。半年后工程完竣。张居正题写《京师重修贡院记》，新修的贡院，号舍总计约4900余间。此时的贡院，东至贡院东街，西至贡院西街，南端到水磨胡同（明代又称随磨房胡同，东起如今海关大厦西墙，西至如今北京站前街），北端大致在贡院二条偏南。
清代的统治者也十分重视科举取士，广招天下人才。乾隆皇帝在位期间还多次对贡院进行扩建、修葺，其北侧完全扩展至如今的贡院二条。乾隆还御驾亲临贡院。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记载：“是日，驾复幸贡院，周览号舍，轸念士子之苦，御制七律四章，勒石至公堂。今各省贡院，亦摹镌悬于堂上。”也就是说，乾隆亲临贡院后写了诗，并制作了诗碑。其中一句“自古曾闻观国彦，从今不薄读书人”便是他当时所写。
此后的贡院，建筑规模更大。东南、西南砖墙各开一砖门，门内有牌坊，东曰“明经取士”，西曰“为国求贤”。南墙左右各辟一门，门内正中有“天开文运”牌坊，正中轴线上有大门、二门、龙门，亦称三龙门，寓意鲤鱼跳龙门。门内沿中路主要有明远楼、公堂、聚奎阁和会经堂等建筑。东西两旁则分布着9961间“号棚”。
光绪初年，贡院范围进一步扩展，北京贡院北端也扩至如今贡院头条附近。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为适应考员的增加，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增建号棚，最终达到16000间的规模，其北端更是延至东总布胡同。至此，北京贡院迎来了它鼎盛时期。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京师，北京贡院被德军占据。直到1901年8月，陈夔龙上奏朝廷：“上月德国军队撤退，臣等婉商该国提督允将贡院交还。当督同大、宛两县前往院中逐一查勘，所有号舍房间各门座十毁七八,聚奎堂、监临堂、至公堂亦多被拆毁。”面对如此浩大的修复工程，清政府财力不逮，最终未实施。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只能借位于开封的河南贡院举办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科会试，北京贡院也走下历史舞台。1905年八月初四，慈禧太后下诏，从丙午科即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闲置下来的北京贡院，清廷曾拟在此兴建资政院。但随着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此议也就无从谈起了。民国初年，北洋政府还曾将这里划为拟建的国会两院规划区域，并对其残存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拆除。工程最终因财政艰难而不了了之。
据民国初年《燕都丛考》记载：贡院“所属官产，均渐拆卖，贡院之地尽为民居。”而1919年出版的《京师街巷记》里记载，“今则房舍已皆圮毁，仅垣墉尚存，榛莽荒秽，冷落极矣。每冬令，内有水棚。外人常于此作滑水之戏；春夏又立打球场。” 至此，这里已经变成为供人们游戏的娱乐场所。不久，有人在这里建起“模范商场”，但因生意欠佳，商家纷纷离去，商场难以为继而停业。
给北京贡院造成最后致命一击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1927年为了筹集军饷，他命手下将贡院中有价值的物料悉数拆除拍卖，北京贡院彻底沦为一片荒地。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一个团部4000多人驻扎在贡院和古观象台。不久，日伪当局决定于北京贡院旧址建立日本神社，1940年6月建成。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被废。
这期间，因在明清城墙上开设建国门等多种因素，北京贡院南端（水磨胡同路北至建国门内大街南侧，即今中国海关总署一部分）的一大块区域被分离出去。在这块区域的东端，建起三座四合院，著名画家吴作人、萧淑芳夫妇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就住在其中的一所大院里。
1950年4月，人民海军司令部入驻建国门内大街北侧的北京贡院旧址，并在一块不大的空地上建起了两栋三层楼作为司政机关的办公地。1956年，海军司令部迁入公主坟“海军大院”。
不久，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迁到这里。从此，北京贡院便与一大批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文化巨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后这里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办公场所。
如今，距离科举制度终结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北京贡院只有“乾隆幸贡院御笔碑”得以完整保存下来，伫立在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内，仿佛向世人诉说着其往日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