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加佳

提到北京的历史文化积淀时，人们常用“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年建都史”这句话来诠释。所谓“八百年建都史”，起点就是“金中都”。“迁都北京”不仅是金代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而且也为北京的城市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自此之后的八百多年，除了少数几个时期，北京一直是中国的都城。

长久以来，在提到北京都城身份时，人们指的多半是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更为久远的金中都则显得面目不清。直到1990年的北京西厢道路工程考古发掘，人们才有机会一窥这座神秘都城之一斑。

神秘的地下城

1990年5月的一天，时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赵福生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西厢工程经国务院批复，将于当年8月11日破土动工。

所谓“西厢工程”，就是北起复兴门桥，南至菜户营桥的西外二环道路工程。西厢工程全长4.94公里，将建设西便门、天宁寺、广安门、白纸坊、菜户营5座立交桥、10座过街人行通道、大小桥梁50座，埋设污水、煤气、热力、电力、电信等各种地下管道61.4公里。

在当年，西厢工程是与亚运村齐名的北京市重点工程。而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赵福生看到这则消息后首先想到的是：“这一带正好是金中都的宫殿区呀！”

1141年，也就是靖康之难14年后，南宋小朝廷不惜杀掉岳飞，与金媾和，签订了《绍兴和议》。丧权辱国的条约为南宋谋求了20年的短暂和平。在此期间，金朝则陷入了血腥的内部权力更替。

金皇统九年（1149年），后来被称为海陵王的完颜亮杀死金熙宗，自立为帝。为了巩固通过政变得来的皇位，完颜亮诛杀了很多政敌，但上京的旧贵族势力仍十分强大。于是，完颜亮想到了迁都。

金朝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一直以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为都。完颜亮决心迁都，既出于摆脱旧贵族威胁的个人考量，也与金朝的发展趋势密不可分。《绍兴和议》之后，金与南宋以淮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淮河以北的广大土地都归入金的版图。此时，以上京为都显然无法控制广袤的国土，更不用说完成统一中原的宏愿了。

但迁都谈何容易，为此完颜亮与金贵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据《大金国志》记载，一天完颜亮问梁汉臣，为什么自己种植的莲花都死了？梁汉臣说：自古江南为橘，江北为枳，不是种植技术问题，而是因为上京气候太寒冷，“燕京地暖可栽莲”。君臣二人在朝堂上讨论的当然不是莲花种植技术的问题，而是要将话题引向迁都。保守势力也毫不示弱，几名贵族立即站出来表示：“上京是龙兴之地，不可废弃。”

反对的声音虽然炽烈，但行事果决的完颜亮迁都燕京的心意已决。此时的燕京还是辽南京时的模样，城墙方圆十六里，城门八座，子城（辽南京皇城）位于城的西南部，城里仍保持着唐以前城市里坊制的特点，即城内由一个个封闭的里坊构成，坊与坊之间有坊墙隔开。

燕京城的规模显然无法作为一个都城使用。于是，完颜亮下令依照北宋汴京的规制，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金中都。金人将辽南京城的西、南、东三面城墙向外扩充数里，将皇城和宫殿区建在城市中央区。城中太庙、衙署，乃至许多地名都仿照汴京。据史书记载，为了尽快建成中都，完颜亮征用了80万民夫、40万士兵。工期紧迫，奴役残酷，“死者不可胜计”。在雷霆手段下，中都仅用两年时间便建成了。目睹过金中都胜景的人这样描述：“延亘阡陌，上切霄汉，虽秦阿房、汉建章，不过如是。”

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金中都大体建成，完颜亮正式下诏迁都，将燕京改名为中都，并取消了上京都城的名分，只称会宁府。为了防止旧势力的反扑，完颜亮甚至命人将上京的旧宫城、宫殿和贵族府邸一律平毁。两年后，他又下令在房山的大山中修建陵墓，将金太祖、太宗以下十位祖先的陵墓从上京迁来。由此可见，完颜亮迁都的决心之大。

金中都的城址与后来的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城址并不吻合。金中都城垣西南角位于丰台区凤凰嘴村一带，西北角位于军博以南的黄亭子，东北角位于宣武门内翠花胡同，东南角在北京南站以东四路通一带。宫殿区大致在白纸坊一带。不过，这只是专家学者根据历代典籍的记载推断出来的，要将它实打实地确定下来，还需要考古学的证据支撑。

考古介入

看到西厢工程即将动工的消息，赵福生心里咯噔一下：“施工前，如果不进行考古钻探，以后再想找金中都宫殿区的遗迹，希望就不大了。”

与此同时，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市里开会时，也听说西厢工程开工在即的消息。

“侯先生听说以后非常焦虑。他把我找去说：那一带正好是金中都的宫城，要是这么一挖就全毁了。”曾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的王武钰回忆说。

王武钰一听，也知事关重大。他问侯先生，能不能带他到沿途去看看。于是，王武钰开着车、侯仁之先生拿着自己根据史料复原的金中都地图，沿西厢工程沿线一段一段考察起来。当时，拆迁工作已经结束，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

王武钰记得，当走到白纸坊靠北一点的位置时，侯仁之突然哭了。王武钰吓了一跳，忙问：“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侯先生叨念着：“完了，完了！金中都彻底没有了。”

时隔30年，当回忆起这段往事，年过七旬的王武钰禁不住眼圈儿红了：“他们那代老先生研究了一辈子北京，对北京的感情太深了。一般人看到的是一堆瓦砾，但在他们看来却是北京八百多年的建都史。”

王武钰安慰老先生：“金中都虽然没了，但是咱们可以跟市里呼吁，在施工之前先进行考古钻探。通过考古发掘，可以佐证您对金中都的研究。”

可是在1990年，北京还没有基础建设前由考古部门先期介入的前例。“西厢工程是北京市考古配合基础设施建设先期进行考古钻探的第一例。”赵福生说。

西厢工程由北京市政工程局负责建设。赵福生记得，当他找到市政工程局的白总时，白总纳闷地说：“我修了一辈子路，第一次听说修路前得先由你们进行考古钻探的。”

经过北京市文物局的充分沟通与解释，市里认识到考古钻探的重要性，同意考古部门在工程前先期介入。更令人惊喜的是市政工程局还拨给他们30万元经费。

“上午文物局局长王金鲁与市政工程局局长开完会，下午钱就到账了。”当时的办事效率令赵福生难以忘怀。

考古钻探批了，钱也给了，不过市政工程局有言在先，“西厢工程工期有限，竣工日期也在报上登了，只能给你们两个月时间。”

工期紧，任务重，而北京市自己的考古队伍又没经验。赵福生一个电话打到担任河南省文物局考古处处长的师弟那里：“给我派个队伍来！”

“河南是文物大省，他们对城市考古有经验啊！”赵福生说。

为了保险起见，他又从另一个文物大省陕西调来一支四五十人的考古队。就这样，西厢工程被一分为二，一边归“河南”，一边归“陕西”，看谁干得好。

西厢工程的考古钻探，做得非常细致。考古队员在北起白云观路口，南到菜户营以南的西厢工程全线，每隔一米就打一个探洞，整个施工范围内共钻探15万平方米。

“就是用洛阳铲，人工打下去，一直打到生土为止。”赵福生向记者解释，“我们考古主要是看土的颜色，自然土与人工扰动过的土，颜色完全不同，自然土比较松散，经过夯实的土非常干净。”

当考古队钻探白纸坊附近时，侯仁之先生心心念念的金中都宫殿区果然浮出水面了。

宫殿区判定

作为汉文化的忠实拥趸，金中都在设计建造之初，完颜亮就定下了“制度如汴”的原则。金中都不但城市规划仿照汴京城，就连宫殿也几乎原样复制宋宫。为了能学得更地道，宫城营造之前，金朝从汴京强征技术人员设计图纸，甚至还直接将汴京皇宫里刻镂精巧的窗户卸走运到中都。因此，金宫城的建筑规格、样式、结构、尺度都与宋宫别无二致。

通过史书和当时人的描述，历史学家大致勾勒出了金宫城的格局。金宫城可分为中路、西路、东路三部分。

宫城南门应天门往北是金宫的中轴线，宫城的主要宫殿和门都在这条线上。许多史料中都有金代皇帝在大安殿主持重要国家典仪、接受百官朝拜的记载。如《大金国志》中记载：“贞元二年正月，御大安殿，受群臣朝贺。”据此，历史学家判断，大安殿就是金宫主殿，其地位相当于紫禁城的太和殿。

大安殿前有大安门，后有大安后门。大安后门北面有一个小广场，小广场的北面是皇帝日常理政的场所仁政殿，其地位相当于紫禁城里的乾清宫。

金宫西路有一处湖泊，名为鱼藻池，湖中心有小岛，岛上的宫殿名为鱼藻殿。据史书记载，这个小池就是辽南京子城中的瑶池。鱼藻池周围还有许多亭台楼阁，是供皇家休憩游玩的一处御苑。

金宫的东路有供太子居住的东宫和供皇太后居住的寿康宫等宫殿。

金宫中名字见诸史料的宫殿有四十多处。许多历史学家都根据史料画出了金中都皇城、宫城复原图。通过这些复原图，我们可以看出金宫是一处布局严整、结构华美的宫殿群。金宫的布局和结构，显然对元宫和明清紫禁城有着直接的影响。

侯仁之通过研究认为，金宫城在白纸坊一带。当考古工作者钻探到白纸坊附近时，果然发现了宫殿群遗址。

金中都宫殿区建在永定河一条支流的故道上，地下一二十米全是鹅卵石和沙子。为了防止返潮，古代工匠先要在沙地上密密麻麻地砸入柏木桩。“五个一组、五个一组，每根有一米二三的样子，就是所谓的梅花桩。”王武钰解释说。

梅花桩钉好后，再铺砖，然后在砖上夯土。“一层夯土一层碎砖头，一层夯土一层碎砖头，得有两三米厚。直到明清时期，重要古建筑的基础都是这么做的。”赵福生解释说。

由于年代久远，且经历战争焚毁，地面上的金代建筑早已无存，考古学家只能看到作为宫殿基础的梅花桩和夯土。根据梅花桩和夯土的规模，他们判断这里就是金中都宫殿区无疑。

据《北京西厢道路工程考古发掘简报》记载，西厢工程考古钻探共发现夯土区13块，由于受工程施工和场地等诸多因素限制，考古工作者不能大面积发掘，只能选取最重要的一处夯土区约400平方米的区域进行发掘，即位于白纸坊桥北、广安门外滨河路的鸭子桥北里31号楼前。

王武钰告诉记者，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南北长达六七十米的地基。由于考古工作只能在道路施工的范围内进行，这处地基的东西宽度没有完全显露出来，部分仍压在二环路旁边的建筑下。通过这处地基的规模，考古工作者判断，它很可能就是金宫主殿大安殿遗址。

按照金宫城复原图，大安殿南面应该有大安门。考古工作者按图索骥，果然在白纸坊桥偏北一点，找到了大安门遗址。

王武钰说：“大安门前有一条御河，河道我们也找到了。史书记载，御河上还有一组龙津桥，相当于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如果能找出龙津桥，就能画出金宫城的中轴线。”

王武钰推测，龙津桥应该就在今天鸭子桥附近。遗憾的是，尽管考古工作者在那一带加密钻探，仍没有发现龙津桥的任何遗迹。“那条河不太宽，再加上年代久远，经历战乱，桥墩可能在古代就已经遗失了。”王武钰遗憾地说。

龙津桥遗址虽然没找到，但考古工作者在鱼藻池的湖心岛上发现了鱼藻殿遗址。

前文提到，金宫城西路有一片供皇家游玩休憩的湖泊名为鱼藻池。辽代时期，鱼藻池名为瑶池，周边建有许多亭台楼阁。金人营建宫城时，也将这片湖泊划入宫殿区。鱼藻池与金宫西苑中的游龙池、浮碧池等水泊统称为太液池。

因白居易《长恨歌》中有“太液芙蓉未央柳”的诗句，所以唐以后皇家园林中的湖泊都以“太液池”为名。后来，常有人把金中都的太液池与元大都太液池搞混，其实是两片不同的水域。

据《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街道志》记载，1949年之后，市政府在鱼藻池遗址周围植树绿化，并将它命名为青年湖。上世纪60年代，青年湖被划归宣武区体委使用，并在湖畔开辟了一处露天游泳场，名为青年湖游泳场。

王武钰告诉记者，鱼藻池最初是一个环形湖泊，湖中心有岛屿。1990年，当考古队员在这里进行考古钻探时，鱼藻池水域已经大为缩减，变成一个月牙状。考古工作者在湖心岛上发现了密密麻麻的梅花桩和夯土，证明这里当年的确建有宫殿。

更令人振奋的是，这里还出土了一双铜坐龙。赵福生告诉记者，关于这对铜坐龙还有一个插曲。“先是一个河北易县民工挖出了一个铜坐龙，他没言语，偷偷带回河北了。后来，这民工被易县当地民警抓获了，铜坐龙收藏在河北易县文物保管所。现在还是河北易县文保所的镇馆之宝。之后，我们考古工作者才发现了另一个铜坐龙。目前这只铜坐龙收藏在首博。”这件铜坐龙通高31.5厘米，头部作龙头状，独角、猪嘴，嘴内含珠，前足上有翼，后足屈膝、踞坐，底部还有四个钉孔。考古工作者据此推断，这个铜坐龙应该是固定于某木质结构上的饰物。

王武钰说，类似的铜坐龙金上京遗址还出土过。铜坐龙是皇权的象征，因此，可以肯定出土地点就是宫殿区。

西厢工程工期紧、任务重，留给考古发掘的时间非常有限。赵福生记得，最后几天，施工队的挖掘机从南北两个方向一路挖来，到鸭子桥附近都停了，就为等他们做完考古发掘。

“市政工程局的白总都快急了。他说，800块钱一个台班（机器设备单位时间利用情况的一种复合计量单位），你算算我们这儿有多少个台班？”赵福生笑着回忆。

考古队员昼夜工作，总算是如期完成了金中都宫殿区的考古工作。这次考古成果显著，不但找到了金中都的主殿大安殿，确定了宫殿区的中轴线，还印证了前辈学者对金中都宫殿区位置、格局的复原是真实可靠的。

不过，对考古工作者而言，这次考古发掘还留有一些遗憾。“我们始终没有发现金中都皇城墙的遗迹。也许它早已经毁坏不见了，也许它不在这次考古的范围之内。这个待解之谜只能留给后人了。”赵福生说。

金中都的皇城墙虽然没找到，但另一处遗迹却在不经意间横空出世，给了考古工作者一个巨大的惊喜。

水关遗址

1990年10月，北京市园林局在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建宿舍楼，挖地基时，挖掘机从地下挖出好多大石板。施工人员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处古建筑遗迹，于是立即停工上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刚结束西厢工程的考古发掘，立即来到这里进行清理发掘。

这处遗址最下面与金中都宫殿区一样，密密麻麻钉满了柏木桩，木桩之间用碎砖碎石和砂土夯实，木桩上铺有衬石枋木，即方柱形木条，衬石枋木上面再放置大石板。石板、衬石枋木和木桩通过榫卯紧密相连，结构非常坚固。王武钰回忆，遗址出土时，石板表面非常平整。

赵福生为前来考察的专家学者们介绍水关遗址出土情况考察。图中从左至右为单士元、罗哲文、于杰、侯仁之、赵福生、王金鲁、孔繁峙、苏天鈞、陈旭。

刚出土时考古工作者们以为这是一座桥，可当遗址完全显露出来后，大家发现这是金中都南城垣上的水关遗址。

在古代，营建一座城市离不开水源，任何一座古代城市都有一条或几条河流穿城而过。水关是古代城市城墙下供河流进出的水道建筑，又称过水涵洞。

金中都水关遗址全长43.4米，过水涵洞长21.35米，宽7.7米。南北两边的出水口和入水口呈八字形。水关遗址南面50米就是当年金中都的南护城河，也就是今天的凉水河。

赵福生告诉记者，在城市考古中，发现一处水关或桥，信息量非常大。“桥下必然有河，顺着河可以追出一条古河道。桥上必然有一条大路，太小的路上没有必要建桥。水关也一样，水关上必然可以找到城墙，顺着水关下河流的走势则可确定金中都城内的水系。”

据专家考证，这处水关遗址位于金中都南城垣丰宜门和景风门之间。金中都西湖，也就是今天莲花池的水，自中都城西北注入鱼藻池，经过龙津桥，向东南方向流淌，经南城墙下水关流入凉水河。

水关遗址发现以后，立即引起国内许多历史学家、古建专家的关注。侯仁之、徐苹芳、单士元、罗哲文、于杰等大专家都到水关遗址考察过，其中尤属侯仁之最为激动。

“侯先生根据史料曾经推断金中都城里有一条河。不过，他推测这条河应该是从南城墙的东部流出去的，通过这次考古发掘才知道这条河的走势更靠西。考古发掘更正了老先生的研究，所以他特别高兴。”王武钰说。

金中都水关遗址是现存中国古代都城水关遗址中体量最大的。考古学家们研究发现，其建筑形制与宋代《营造法式》中“卷水窗”的规定完全一致，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和水利设施的重要实例。水关遗址发现当年便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王武钰回忆，当年他们给市政府提出了三个保护方案，一是回填，二是在外面搭个棚子，三是建一座博物馆。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是，市政府很快便批复：建一座博物馆。

今天，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矗立在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的楼群中。为了修建这座博物馆，玉林小区少盖了两个单元的宿舍楼。市园林局的职工们也算为北京的文保事业做了巨大贡献。

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小巧玲珑，外形用灰砖做成一个水关的模样，看起来古朴而低调。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收藏了不少辽金时期的文物和石刻，不过其最大亮点还是原址保存在博物馆地下一层的水关遗址。

水关遗址经过八百多年岁月冲刷，依然能基本保持当年的样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只不过出土时平坦的过水地面石，时隔30多年，有些已经翘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坦言，出土遗址的保存仍是一个难题，尽管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但水关遗址的状况还是不能跟刚出土时相比。即便如此，站在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水关遗址前，仍令人有穿越时空的奇妙感受。

为了帮助观众想象水关当年的样子，建馆之初，赵福生曾请古建专家张之平帮忙画复原图。当时，张之平感到有些为难，因为按照《营造法式》的规定水关有两种规格。水涵洞矮的只能走水，高的既可以走水也可以走船。不过，这两种规格的水关从地基看是一样的。水关遗址只有地基，无法判断上面的结构，到底应该按照哪种规格画复原图呢？赵福生说：“我干脆就请她一样画了一个。”现在，水关遗址旁边的展板上，仍保留着两种样式的水关复原图。

水关遗址中间靠东的位置保留着一小截夯土墙，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那就是金中都的南城垣。

寻找城垣

城墙是古代城市的标志，研究一座城市不搞清楚它的城墙四至，是不可想象的。提到北京历史上的城墙，人们往往会想起元大都土城和明城墙，但对于金中都城墙的四至，即便是老北京人十有八九也很难说清。

史书记载，金中都是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改扩建的。辽南京城向前追溯是唐、五代时期的幽州城。在唐以前的都城中，皇城一般都居于城市一隅，辽南京的子城也位于城市的西南隅。到了宋代，随着皇权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北宋皇城位于汴京城的中心地带。为了能让金中都的皇城居于城市中央，设计者将辽南京城的东、西、南三面城墙向外扩充了几里。

至于城墙四至的具体位置，后世学者只能通过古人游记中的只言片语进行推测。直到1958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阎文儒先生对金中都城垣遗址进行了实地的考古勘测，才拿出了实打实的考古学证据。

其实，阎文儒先生一直专注于石窟艺术的研究，可作为一名工作在北京的考古学家，他敏锐地关注到金中都城址的问题。1958年，他带着自己的学生，拿着洛阳铲开始在文献记载的金中都城址位置进行考古勘测。

其实，至上世纪中叶，北京仍保留着不少金中都城墙的遗迹。据阎文儒调查，金中都西城墙的残迹，分布在马连道仓库、蝎子门、高楼村、凤凰嘴一带，这些断断续续的城墙遗迹，每层夯土有5-10厘米不等，全长4530米。

南城墙从凤凰嘴村西南角东转，沿村南有一条自西向东流的灌溉水渠，阎先生分析这很可能是金中都南护城河遗迹。经考古勘探，他们在水渠北面发现了南城墙城基。当时，沿万泉寺、石门村、霍道口、菜户营一线断断续续还有土丘形的城墙遗迹。不过，到了右安门外大街以东就无迹可寻了。阎先生分析，南城墙与东城墙的相交处，应该在当时的永定门火车站南。

老广安门火车站附近，曾有一道南北向的土岭，名为窑岗子。由此往北的黑窑厂胡同西边，当时还能看出较高的台地，阎文儒认为这些土岭、台地都是东城墙的遗迹。

至于北城墙，按史料推测应在白云观、会城门、羊坊店一线，会城门应该就是金中都北城西边的城门。不过，在考古勘测中，北城墙遗迹已经丝毫看不出来了。

阎文儒的考古勘测是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情况，此后的40年间，北京的变化翻天覆地。至水关遗址发现的1992年，北京地上可见的金中都城墙遗迹只剩下位于丰台区凤凰嘴村、高楼村和东管头三处。

做完水关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后，王武钰想，如果顺着水关遗址上残墙的方向一路勘探过去，能不能找到消失已久的金中都城墙呢？大面积考古结束后，他派两名考古队员，拿着洛阳铲一路向西勘测过去。

“我们从水关遗址顺着城墙的走势一路勘测到凤凰嘴，5米打一个探洞，只要能看到夯土，就能将城墙连起来。”王武钰说，“这次勘探进行了好几个月，难着呢！”

勘探沿线如果是田地、道路还好说，如果是别人家的院里少不得要多费一些口舌。有的住户不好说话，他们还得专门回文物局开介绍信，再去跟人家磨。

“跟人家说，就打一个眼儿。打完眼儿，还得赶紧给人家填好。”王武钰回忆说。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考古工作者终于将水关遗址至凤凰嘴一线金中都南城墙地下夯土连起来了。以前，老先生研究认为，凤凰嘴是金中都南城墙与西城墙的交会处，但在那次考古勘探中王武钰等人并没有找到西城墙夯土的任何遗迹。凤凰嘴到底是不是拐角处，他觉得只能存疑。

神秘的第十三门

关于金中都城墙的疑点，除了城墙四至，还有一个更引人注目的就是神秘的第十三门。

《大金国志》中记载：“都城之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作于元末、最早记述北京地理历史的著作《析津志》也记载：“城门之制十有二。”然而《金史·地理志》中，金中都的城门却变成了十三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对此，专家们各有不同的见解。阎文儒在《金中都》一文中明确表示，金中都应该有十二座城门，《金史》记载有误。历史学家于杰则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金中都》一书中认为，金中都初建时可能是有十二座城门，但到了金世宗、金章宗时期，又在北城墙上增加了一座光泰门。

每一面城墙设有三个城门，非常符合中国传统对称的审美习惯，为什么要多建一道城门呢？于杰先生认为，增建这座城门与金世宗时期在中都东北修建的离宫太宁宫有关。

提起太宁宫，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到陌生，但说起北海大概无人不知，太宁宫便是北海的前身。

北海一带的水域古已有之，西汉以前这里是永定河故道。后来，河流迁移，残留的河床积水成湖。发源于紫竹院湖的高梁河水经“后三海”（即西海、后海和什刹海）灌注其中。

金大定六年（1166年），取代完颜亮成为金朝皇帝的金世宗完颜雍，命张仅言设计建造离宫——太宁宫。营建太宁宫时，工匠们将这段河道拓展加深，使之成为一处水域宽广的湖泊。由于当时湖中广植白莲，故名“白莲潭”。

太宁宫规模庞大，其范围包括今天北海、中海地区。为了重现传说中蓬莱仙境的胜景。金世宗甚至不惜人力物力，命人从开封宋徽宗建的艮岳园中挑选奇石，搬运至琼华岛。

经历13年的精雕细刻，大定十九年（1179年）太宁宫终于竣工。当年，金世宗首次临幸太宁宫。可不幸的是建成后第二年，太宁宫就毁于一场大火。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金人在废墟上重建了离宫区，改名寿安宫。

也许您想不到，最早入住太宁宫的竟然是一位出现在武侠小说中的历史人物——邱处机。太宁宫建成后不久，邱处机受金世宗邀请到中都论道。当时他曾短暂居住于琼华岛附近的道观中。蒙古人占领中都后，邱处机一直住在琼华岛万安宫，直至仙逝。在琼华岛居住期间，邱处机曾有诗这样描述琼岛风光：“乔松挺拔来深涧，异石嵌空出太湖。”

北海一带的离宫区，位于金中都的东北边。于杰推断，金朝皇帝很可能是为了方便前往离宫区，才在北城墙上开辟了光泰门。他认为，光泰门的开辟可能在金世宗至金章宗时期，因为自此之后很多史料中都出现了“光泰门”的名字。金中都的十二座城门，也就变成了十三座。

湮灭的金中都

自金贞元元年（1153年）建成，至金贞祐二年(1214年)金宣宗在蒙古大军的威胁下迁都汴梁（开封），金中都作为都城仅仅存续了60余年，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大军围困中都，“京师乏粮，军民饿死者十四五”。金宣宗带领宗室亲随、文武百官，仓皇迁都南京（汴梁）。朝廷一走，中都立刻民心摇动，市面大乱，不少城中居民也随着朝廷南迁。中都人口锐减。第二年，蒙古大军攻克中都。蒙古大将石抹明安入城，“焚宫室，火月余不灭”。

经历战乱、火灾，以及年久失修之后，元初改名为燕京的中都城已是一派“太液生秋草，姑苏游野麋”的残破景象。

很多人认为，金中都自此便荒废了，但如果细看史料不难发现，有元一代，金中都一直以“南城”的身份伴随在元大都身边。

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兴建元大都。元大都的宫殿区是以太宁宫琼华岛离宫为中心兴建的。

忽必烈为什么不在金中都的基础上营建都城，而要另起炉灶？北京史地研究专家朱祖希告诉记者，一方面由于金中都的宫阙在战火中毁坏殆尽，另一方面也跟中都的水源有关。

从战国时燕国的都城蓟城，到唐、五代的幽州城，再到辽南京、金中都，城址一脉相承，都是以莲花河为主要水源的。到了元初，莲花河“水流涓微”“土泉疏恶”，难以满足都城发展和漕运用水的需要，因此忽必烈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址。

由于金中都宫阙毁坏殆尽，忽必烈驻跸在琼华岛。当他看到由高梁河水系形成的白莲潭，水面广阔，水源丰沛，想必就动了在此处营建新都城的想法。

至元四年(1267年)，元大都破土动工，直到20年后的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包括宫城、城垣、城门、护城河在内的所有设施才建设完毕。此时一座举世无双、雄伟壮丽的大都，出现在世界面前。

不过，大都建成后，中都旧址并没有废弃，有元一代它都被称作“南城”继续运转。只不过随着大都的不断发展，曾经居住在南城的不少高官富贾陆续搬入大都。渐渐地，南城变成了下层市民的居住区，市政建设也慢慢荒疏，“颓垣废巷多委曲，高门大馆何寂寥。”

北京的胡同、街道多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可前门外西侧却有好几条胡同是自东北向西南的斜街,如铁树斜街、杨梅竹斜街。朱祖希先生告诉记者，这就是当年人们往来于南城与大都时踩出来的路。

南城历史积淀深厚，有悯忠寺（今法源寺）、昊天寺、长春宫等名胜古迹。大都居民“岁时游览，尤以故城为盛”。大都商业繁荣、买卖兴旺，南城居民也常来购物逛街。大都与南城之间最便捷的通道便是出元大都南门——丽正门，奔金中都旧城东北门——施仁门（今骡马市大街魏染胡同南口）。

元末明初鼎革之际，元大都和南城经历了一次血与火的洗礼，人口锐减。徐达占领大都之后，为了方便防守将大都北城墙向南缩进五里，又将南城残余居民迁入北城。从此，金中都的城市彻底被放弃，不再经营建设。

明代中期，金中都城内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被开辟为农田。不过，金中都的夯土城墙还留存着。事实上，直到20世纪上半叶，南城仍有许多夯土城墙断断续续地保留着。

1997年春节，《人民铁道报》记者刘仲孝听说丰台区凤凰嘴村还留有一段金中都土城，便骑车前往探访。

到凤凰嘴村时，他看到三位老人正在街上聊天，便凑上去打听土城的情况。老人们告诉他，解放前凤凰嘴村的土城还比较完好。“从这里向东直至万泉寺,向北直到马连道,断断续续有不少残败的土城，最高处有十多米高，长达数里之遥，远远望去,也还壮观。墙头长满了小灌木，当红红的小酸枣成熟的时候，总能吸引小孩子三五成群地爬上去釆摘。”

据老人们讲，“闹日本”那几年土城破坏得最厉害。“日本侵略中国修建大批的营房、碉堡、炮楼，砖不够用，就在这里办起了洋式砖厂，烧砖用的土全是扒城墙的黄土。”

那时候，北京城里居民修房、摇煤球需要黄土，附近村民就也从土城往下扒，然后用小车拉到城里去卖。几位老人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挖防空洞时，他们还在土城城基附近挖出过“滚木礌石”，足见当年战争之惨烈。

如今北京地面上还有三段金中都城墙遗址，分别在丰台区凤凰嘴、高楼村和东管头。12月中旬，丰台区史志办工作人员王真胜带记者探访了凤凰嘴的那段残城墙。

凤凰嘴的残城墙位于凤凰嘴的一处小院中。土城遗址长十几米，最高处有五六米的样子。1984年5月，金中都城墙遗址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为了保护这段土城墙，区里在遗址下部砌筑护墙，最近为了防止风吹雨淋又用苫布将整个遗址遮盖起来。

近年出土的墓碑和石像生被摆放在小院中与古墙为伴，院中古色古香，静谧安宁，与门外拔地而起的丽泽金融商务区仿佛处在两个时空维度。

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沉睡于地下的金中都还会传递给我们怎样的信息和惊喜呢？有没有可能发现金中都城中的坊墙和皇城墙遗迹呢？这些只能留给后人去探索发现了。

感谢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齐心对本文采写给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