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新雨

编者按

“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为庶民求解放，一生辛苦艰难。”这是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真实写照。1927年，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杀害，他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绚烂无比的篇章，而他的精神，也犹如一颗熠熠生辉的启明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始终把自己的学识与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正是强烈的爱国心和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促使他奋不顾身、英勇战斗。他身上体现出的时刻牵挂国家兴亡、时刻不忘人民疾苦并为之奋斗的精神和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提倡。

如今，李大钊已经英勇就义94年了。由于李大钊是北京地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立者和筹划者，北京是其革命工作和革命活动的重要城市，所以我们为读者们探访了李大钊生活和战斗过的几处主要地点。

本期探访的五处红迹，分别是李大钊被捕处、李大钊故居、国立蒙藏学校旧址、中国大学旧址、李大钊烈士陵园。这五处加上上期已经探访过的北大红楼等红迹，基本上反映了李大钊在北京的生活与工作轨迹。

红迹 9

李大钊被捕处

革命先驱绽放生命之花

李大钊从“里间屋里”到“院里”，之后“走出这座充满恐怖的院子，找到一间僻静的小屋”，藏身进去。这座弥漫着“恐怖”气息的院子是苏联大使馆的兵营，也是李大钊一家人的落脚之处。恐怖气息的来源，正是充斥着东交民巷的奉系军阀的士兵和反动警察。这一天，是1927年的4月6日。

可是，李大钊的这一小范围躲避对于掌握了“准确”线索的反动警察头子吴郁文来说，似乎起不到多大的作用：由于叛徒的出卖，反动警察已经掌握了李大钊就藏身在苏联使馆范围内的消息。没有发现目标人物，反动警察开始了地毯式的搜索。

根据李大钊女儿李星华后来的回忆，一家人最开始住的房间能看到窗外的教堂。如今，步行到东交民巷的“苏联豁子”巷内深处，依然可以看到胡同深处的某个院落里的“十字架”，或许，近百年之前，这附近就是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者、领导人李大钊的居所。

根据资料显示，为了抓捕李大钊，当时的京师警察厅进行了周密的安排，派出了侦缉处的200名“警探”，所有的“队长”“分队长”和“班长”全体配手枪出动。此外还从其他部门抽调了警探、宪兵、保安警员等将近500人。反动警察们分成若干小组，有人负责围捕，有人负责闯门。在这样的“天罗地网”之下，李大钊的躲避和抵抗似乎都成了徒劳，在地毯式搜索之下，李大钊很快被发现了。被捕之后，李大钊被押出了胡同，此时的东交民巷里，塞满了前来押解的警察和车辆。

1927年4月7日的《晨报》记载：“昨晨十时半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停留多辆洋车，便服行路者徘徊观望，过者早知有异。迨十一时有制服警察一大队，约一百五十名，宪兵一队，亦有一百名，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趋东交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余皆集中包围俄国大使馆旁邻之中东铁路办公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至被捕者之人数，报告不一，其较可信者，则俄人十四五名，华人四十五六名（中有仆役等），而华人之中，姓名尚无从调查，唯据外人方面消息，则李大钊、路友于二人，似在其内。”如今看来，这则新闻报道的内容大抵是准确的。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理事王冠中介绍，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于1861年先建的是使馆，是由原东正教北京传道团所驻的南馆改建而成的。1901年《辛丑条约》后，俄国在公使馆西侧划地，添建兵营，设置武官楼，大约位于今东交民巷29至35号一带。俄使馆旧址现已无存，《辛丑条约》后扩建的武官楼旧址尚存。2012至2013年，政府部门利用北京市文物及历史文化保护专项资金，针对旧址内保留的11幢原始建筑，全面推进文物腾退、修缮，现被列为北京市东城区普查登记文物。至于俄国扩建的兵营及操场，现已无存。

根据图像资料照片显示，李大钊被押上警车的地点，应当是苏联豁子巷口附近，旁边的建筑及结构如今仍然完好，无声地昭示着那个灰暗的时刻。

如今，走在东交民巷，这里已经不是当年外国使馆林立的街巷，而是最高法、最高检等政法机关的所在地。但是，具有异域风情的古建筑群落，仍然诉说着中华民族从闭塞屈辱，走向开放富强的革命史、奋斗史。虽然这里见证了革命先驱李大钊被捕的至暗时刻，但李大钊的革命事迹，也昭示着先行者的勇气与决心。

李大钊缘何成为反动军阀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当然与他的革命经历相关。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从小在纷乱的年代长大，使他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从这些叙述中不难发现，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十月革命”的最早阵地，正是他当时任职的北京大学。当时，李大钊的办公地点就是位于今日五四大街上的北大红楼。王冠中介绍，北大红楼的一层东南角119号房间曾是李大钊的办公室，《庶民的胜利》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是他在此办公期间发表的。

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办公期间，还主张成立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后，李大钊还在红楼主持成立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召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在此开会等等，这些行动也使得红楼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展革命事业的重要阵地。

红迹 10

李大钊故居

进步青年的人生导师

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李大钊于1920年春至1924年1月居住在今天的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当时该地被称为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这处院落为一小三合院，占地面积约550平方米，有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2间，东、西厢房各3间。其中北房东屋为李大钊夫妇的卧室，东耳房为长女李星华的卧室，东厢房北间为长子李葆华的卧室，南间是客房，西厢房为李大钊的书房。

在此居住期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唯物史观理论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比如，在此期间，他撰写并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演讲稿也是在此居住期间撰写的。

先进的革命理论促使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驱的李大钊着手进行实践。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居住期间，李大钊筹划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参与筹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取名为“共产党小组”。至1920年底，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

将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作为居住地的李大钊，还在这一时期领导了中国北方工人和学生运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李大钊因正在领导北京教育界的索薪斗争而没有参会。李大钊是当时中共北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同时也是北方工人运动的总指挥。此时的李大钊参编了《工人周刊》，到了1921年10月，该刊成为中共北方区委的党报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机关报，对推进北方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李大钊还领导了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等。

当年，许多青年都曾在李大钊家借住，感受过李大钊师长般的关爱和教诲。中共北方党组织的一些重要会议曾在李大钊的书房内召开。除了此地之外，李大钊还曾在北京的多个地方落脚，除了前文提到的东交民巷外，还有宣武门内铜幌子胡同甲3号。1924年春李大钊参加完国民党“一大”后，由广州返回北京，由于此前被反动政府迫害，不得不从石驸马后宅搬迁，与已经迁至铜幌子胡同甲3号的家人汇合。

此后，李大钊又搬迁到邱祖胡同、府右街后坑朝阳里3号，所以李大钊在北京的故居现在一般认为有5处，其中以石驸马后宅35号（现文华胡同24号）最为著名。

对于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李大钊来说，其居住地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尤其是现在作为李大钊故居并向游人开放的文华胡同24号，更是承载着中国革命至关重要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目前，这里正在为迎接建党百年重新布置，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为更多的参观者、后来人，提供瞻仰、缅怀先贤的更多素材。

红迹 11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

在少数民族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距离文华胡同不足两公里的西单北大街东西两侧，分别有两处建筑与李大钊在北京的革命足迹相关，正是作为当时国立蒙藏学校的小石虎胡同33号以及大木仓胡同35号。

首师大教授王冠中介绍，国立蒙藏学校旧址为明初时期的常州会馆，后来为清高宗第一子定亲王永璜之长子绵德府邸。1913年，北洋政府蒙藏院贡桑诺布尔在京创办蒙藏学校，1916年迁至今西城区小石虎胡同33号。1923年秋，受李大钊派遣，邓中夏、赵世炎、黄日葵、朱务善、刘伯庄等人陆续到蒙藏学校开展革命工作，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随后成立了中共蒙藏学校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

蒙藏学校部分学生接受进步思想后，积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一部分团员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史上的第一批蒙古族党员，其中的优秀分子有乌兰夫等人。李大钊在蒙藏学校指导进行的革命工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视在少数民族学校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革命事业、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后，国立蒙藏学校党支部遭到破坏。1948年，党组织决定在国立蒙藏学校成立党的外围组织——蒙古青年革命民主联盟（简称蒙联）。1949年初，组建国立蒙藏学校党小组，3月恢复党支部。

可以说，国立蒙藏学校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步学生，是少数民族同胞中的革命先驱，同样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李大钊对这里革命工作的指导，也显示出了作为革命先驱的高瞻远瞩。

红迹 12

中国大学旧址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此外，作为中国大学旧址的大木仓胡同35号，也是李大钊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根据相关文献记载，中国大学由孙中山倡办，原名国民大学，1917年由“中国公学大学部”更名为中国大学。一般来说，其地址位于今西城区大木仓胡同35号（西单二龙坑郑王府原址）。该校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1919年，中国大学的学生就率先参加了“五四运动”。

王冠中说，李大钊对中国大学的革命影响，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一方面，李大钊曾在中国大学任教，开设了“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在中国大学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中国大学学生受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如1920年李大钊创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就有中国大学的学生加入其中。

中国大学学生宋介还加入了北京的共产党小组，宋介主编的《曙光》杂志后来成为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同年12月，中国大学秘密成立了共产党支部，成员们从此投身革命事业。

除李大钊外，还有李达、陈独秀、鲁迅等教授在中国大学任教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1926年，中国大学的爱国师生参加了“三·一八”运动，学生赵钟钰惨遭杀害。1927年4月28日，与李大钊同志一起英勇就义的，也有中国大学的学生。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为了纪念孙中山，学校将郑王府后殿改名为“逸仙堂”。至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中国大学已有中共地下党员70多人。

中国大学的校址经过多次搬迁，大木仓胡同35号只是其中之一，那么李大钊究竟是不是在大木仓胡同35号的中国大学旧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呢？根据资料显示，中国大学于1913年4月正式开学，当时的校址是在前门内西城根愿学堂。1925年9月，中国大学迁至大木仓胡同。

王冠中教授特别介绍道，中国大学旧址变迁情况的确复杂，《京华通览·西单》一书中曾经提及李大钊“曾连续5年在中国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根据《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等文献记载，以及多方史料印证，李大钊在中国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中国大学的校址应主要指的是今西城区大木仓胡同35号。但结合李大钊被捕、就义等事件不难分析出，李大钊很可能在根愿学堂的校址也传播过马克思主义，开展过革命工作。

虽然中国大学经历过多次校址搬迁，但是从这所学校学生积极参与革命的行动不难看出，正是先驱们的言传身教，让学生们在耳濡目染之下，具有了较高的革命觉悟，成为参与到中国革命的生力军。

王冠中说，除了上述地点外，李大钊还曾在其他地点开展过革命工作，例如：北京女子高师，其地址位于今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北京市鲁迅中学原址，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记载了李大钊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学的片段。

此外，李大钊还在当时北京的湘荫会馆、湖广会馆（骡马市大街东口南侧）、安徽泾县会馆（骡马市大街64号）、浙江鄞县会馆西馆（盘儿胡同55号）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从事过革命事业。

红迹 13

李大钊烈士陵园

苍松翠柏葬英烈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位于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英勇就义。之后，他的灵柩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整整6年，直到1933年4月，在数百学生、工人、学者的送别之下，李大钊的遗体被送至香山万安公墓。

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中这样记述：“当我们走到父亲的墓地时，只见墓边的小路上，躺着一块新的石碑，碑面朝天，碑头上镌刻着的鲜红的镰刀锤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碑文的下款，署名革命群众团体。”

这块碑为艾叶青石质，高183厘米，宽46厘米，厚16厘米。碑首刻有一颗红五角星，五角星中央刻有黑色的镰刀锤头。碑的正面竖刻“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背面刻有碑文。背面碑文如下：李大钊同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一九二一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

这块石碑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不能立在烈士的墓前，不得不和烈士灵柩一起葬入地下，直到50年以后的1983年，在建立墓园时，终于得以面世，成为墓园最重要的革命文物。在这块墓碑两侧，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陈毅、李先念、林伯渠、何香凝等缅怀烈士的题词。

如今的李大钊烈士陵园建于1983年，当时利用万安公墓的老建筑，年代久远，破损严重，因而进行了大规模的翻修改建工程。现在，李大钊烈士陵园是一座仿古庭院式的木结构四合院建筑。陵园正西房是李大钊生平事迹陈列室，通过大量的图片、实物资料展示李大钊烈士读书、工作、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的经历，重点展示李大钊在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和《新青年》杂志编辑期间，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

此外，墓园中的展览还展示了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五四运动、在北京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陈列室还展出了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一系列工作活动经历，歌颂了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做出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