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人好玩，会玩，玩不厌精，他们多把饲养动物称为“玩物”而非“宠物”。“玩物”讲究颇多，甚至成了和弈棋、品茗、论画一样的雅事，这恐怕和清朝八旗有着很深的渊源：八旗子弟钻研提笼架鸟斗蛐蛐，熬鹰放狗打秋围，在这方面舍得下功夫，老百姓则跟着追风，年深日久，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京味儿“玩物”文化。

猫猫狗狗是现今最常见的宠物。不过，从历史上看，自由散漫的猫似乎更合老北京的胃口，地位也更高。明代宫廷有专门养猫的常设机构——猫儿房，御猫还有名分官衔，从地位上可与当时飞扬跋扈、势焰熏天的太监平起平坐，可谓深受皇恩雨露。

民国时期的很多知名人士也是“猫奴”。比如，著名画家齐白石养猫、画猫；冰心老人家的咪咪在猫谱上名“雪中送炭”；老舍写猫还以猫作为文章名。

老北京规矩多，养猫也不例外。那时的老北京人不卖猫，还把卖猫视为破产的象征。猫的来源多系亲朋间互相赠送，以毛长者为贵。长毛的猫尤显头大威武，且披肩长毛下垂，类似雄狮之相，故称为狮子猫。在这个品种内，又以毛色的好坏来区别猫的高下，按皮毛花纹赋予不同的雅称，如白猫黑尾者，称为“雪中送炭”；上半身黑而下半身白者，谓之“乌云盖雪”；白猫头尾俱黑者为“鞭打绣球”。

婉容喜欢养动物，尤其喜欢养狗。不仅婉容喜欢养狗，溥仪也喜欢，《清宫述闻》里曾记载紫禁城里有几百只狗。所以，有些太监和宫女也效仿溥仪、婉容养宠物，紫禁城里的小动物多得都可以组建一个动物园了。

至于狗，则有着更实用的目的。虽然北京的特有犬种“京巴”并不凶猛，但颇为警觉，遇有异常便一阵狂吠，这对“梁上君子”有很强的威慑作用。在“先生肥狗胖丫头”这句对四合院中产阶层生活的描述中，“肥狗”竟然比“胖丫头”的排名还要靠前。

清军入关之后，他们的爱好中还多少遗留一些尚武围猎之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玩鹰。然而捕鹰、驯鹰都颇不易，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比如驯鹰的第一步便是“熬鹰”，为了从心理上征服野鹰，要让它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得休息片刻，这样经过一周至十天，才会完全屈服，顺从主人。

玩鹰不是平民百姓能够问津的，养鸽子则大众得多。据民俗学家刘叶秋讲，北京人养鸽，多是每天将鸽子放飞在空中（俗称“飞盘”），观看它盘旋翱翔，或看自己的鸽队与别家鸽队搏斗（俗称“撞盘”），俘得对方鸽子，作为消遣娱乐。

提笼架鸟，并非一回事。提笼，是指笼养鸟，主要是为了观赏和听音。架鸟，是用架子来养鸟，叫亮架。锡嘴、梧桐之类的鸟，不能在笼中饲养，只能在架上栖止。老北京最常见的架鸟当属梧桐，经过训练的梧桐会打弹儿、开锁、叼旗、开箱等各种绝技。

钟情于鸟、鱼、虫，是老北京人善于自娱自乐的一大体现。这里的鸟主要是指笼养鸟，“提笼架鸟”是八旗子弟的身份标识，为听鸣叫的，养百灵、画眉、黄雀、字字红、靛颏等鸟；为了观赏，则养鹦鹉、芙蓉鸟、玉鸟等；为了训练技艺，则养梧桐、交嘴儿、老西儿。什么鸟用什么笼子，什么人养什么鸟，一旦搞错就会成为笑柄。

盆养金鱼可以上溯至800多年前的金代，现在北京还遗留有金鱼池的地名。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周围居民“岁种金鱼以为业”。可见，培育和贩卖金鱼早就是北京的一大宠物产业，所以才有那句“天棚鱼缸石榴树”。

再有就是虫。蟋蟀，又名促织，咱北京人称之为“蛐蛐”，以京北苏家坨的“伏地儿”和京西福寿岭的“青麻头”最佳。养蛐蛐，趣在厮斗与鸣唱，自中秋节后至重阳节左右，一些专门养蟋蟀的，备好战场，随即下帖约人，请帖外皮写的多半就是“乐战九秋”。冬日里，室中温暖，则鸣声四起，闻之与夏秋山林之间相似，这在没有电视、音响的时代，也算是莫大的视听享受了。

蛐蛐拼斗引得众人围观。好的蛐蛐其称谓也美：翅震大将军、红须元帅、巨无霸、无敌王、花斑豹等等。

在“玩物”这件事上，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不分高低贵贱，都能找到一份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用北京人的话说：这练的是慢功，要的就是磨性子的过程，以此养心。

（原标题：旧京“玩物”，猫比狗地位高？最爱的还是鸟鱼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