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文晔
北京，唐代称幽州，是一个让大唐帝国既爱又恨的城市。爱是因为此地是唐朝抵御外敌入侵的屏障；恨则缘于此处是安史之乱的策源地，直到唐朝灭亡，此地的藩镇割据一直让唐中央政府不知所措。
初唐时期，长安气象万千，幽州尚是边塞；安史之乱以后，幽州作为节度使手中的“自留地”，被苦心经营，逐步完成了从军事重镇到一线城市的角色转化。
不过，以往在北京发现的唐代文物并不多，这成了北京史研究上“缺失的一环”。2013年，长沟大墓在万众瞩目下掀开了墓志盖，确认墓主人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随着研究的深入，幽州的“十二时辰”也鲜活起来。
墓主存疑
北京叫“坟”的地方不少，但“坟庄村”却鲜为人知。2007年，王占勇在研究京畿古镇、房山区长沟镇时，采访了坟庄村的几位老人，把他们讲的神秘事件写进了书里。
老人们说，在坟庄村西北有一处大墓，坐北朝南大概有几百亩。上世纪50年代，地面上还散落着大量石人、石兽。
当地流传着一则古老传说，墓内葬的是鞑摩王，鞑摩王的棺椁下压着通往涿州的海眼，一旦触动了鞑摩王的棺椁，便会海浪翻天，带来灭顶之灾。“鞑摩坟”的守陵人繁衍成村，就是坟庄村。
1930年代末日军侵华时，当地民兵挖防空洞，在大墓里发现了色彩鲜艳的壁画，雕龙画凤的石门、石棺。不过，棺椁底下真有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民兵们想起了海眼诅咒，又一窝蜂地跑了出来。
1954年冬，兴修水利工程，坟庄村挖出了一条一米多长的汉白玉，上有石龙，惊动了文物保护部门，大墓这才重新掩埋。不过，既然有龙，当地便盛传这是一座王陵。
明知地下有墓，为什么不挖呢？“考古可不是盗墓”，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第二研究室负责人刘乃涛告诉记者，考古工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课题研究的主动性考古项目，一类是配合基建的抢救性考古项目。定陵发掘后，国家就规定，不能主动发掘帝王陵寝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鞑摩坟”，只有传说，当然不属于任何一种。
1970年代，随着千头养猪场的设立，大墓的廓形消失，传说也淡出了村里人的谈资。直到2011年，“文化硅谷”项目落户房山，坟庄村才又热闹起来。按照规划图，“文化硅谷”建筑群将被打造成花朵形状，而坟庄村的“鞑摩坟”就在其中一片花瓣上。
和别处不同，坟庄村这块产业用地有个特殊的身份：地下文物埋藏区。
由于该地曾发现过战国时期的红、灰夹砂陶片、石器等遗存及辽金时期墓葬，故于2008年公布的北京市第三批文物地下埋藏区中，“房山区坟庄村地下文物埋藏区”赫然在列。
2011年9月，刘乃涛带领勘探队到了坟庄村。“我们针对这片文物密集区域，做了拉网式的勘查，每隔1米就会打一个探孔，用这样的方式勘探了两个多月。”刘乃涛告诉记者，他们在这块地上，陆续发掘出战国、唐、辽、金、明、清时期的墓葬及窑址130多处。
2011年11月，坟庄村的基建考古勘探已近尾声，一个不太起眼的山坡，引起了勘探队的注意。混乱的填土包含物，以及松软的土层，明显有着人为翻动过的痕迹。根据经验，刘乃涛判断，这座山坡的地下有一座墓葬。
很快，墓葬的形状显露出来，眼前的发现，让整个考古队都为之震惊。
这座大墓整体面积为500到600平方米，比一个篮球场还要大将近100平方米。墓葬凿山为穴，工程量非常大。在紧挨着大墓的一条土沟里，勘探队还找到一个残破的石像，似乎是一只老虎的造型。
石像生是陵墓前石人、石兽的统称，根据古代礼制，只有皇帝与重臣的陵墓前才能摆放石像生，低级别官员与平民百姓不准使用。石像生的出现，意味着这座大墓的主人，很可能是王侯级人物。
从2012年8月起，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房山区文化委员会合作，对这座墓葬开展了考古发掘。这一消息引发了媒体关注，爆料最猛的是一篇报道：《房山发现古墓疑似金代陵寝》。
“目前不知道墓主人身份高到什么程度，需要等发掘出土文字性文物后才能判定。”虽然房山区文委相关负责人一再强调，考古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中，但外界已经在纷纷猜测，这位王者到底是谁了。
“鞑摩坟”里有个“鞑”字，而“鞑子”是老百姓对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俗称。在北京建都的少数民族，只有金代的女真族、元代的蒙古族和清代的满族。清代皇帝安葬在清东陵和清西陵，人口齐全没有悬念，可以排除。元代皇陵在大草原上，不起坟冢，还得万马踏平，也可以排除。那么，就只剩下金代的皇帝们最可疑了。
这篇报道，并非空穴来风。位于房山区的金陵安葬了金朝的17位皇帝，唯独少了那位把金朝迁都到北京的海陵王。长沟大墓刚好是一座孤坟，会不会埋葬着海陵王完颜亮呢？
这种说法甚嚣尘上，其实是一种大众期待。完颜亮起于弑君，又亡于被弑，身上还背了个千古骂名：《金史》说他“天下后世，称无道之主者，以‘海陵’为首”。
当了12年金国皇帝，迁都北京，南征宋朝，也算干过大事的人，最后却没有被赋予皇帝谥号，还被贬为庶人，赶出“祖坟”，这在帝王史上也极为罕见。
《金史》记载，完颜亮“改葬于陵西南四十里”，经过GPS定位，从金陵中心也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寝到长沟大墓，刚好也是40里。
王德恒是研究金陵的专家，2012年10月曾受邀去研究这座陵墓。他说：“说实在的，作为一个多年来研究写作金史的人，我非常希望这是完颜亮的墓葬。可是，冷静下来考虑，对照有关资料，最后，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个大墓不可能是完颜亮的。”
首先，里数不对。金代的一尺等于43厘米，那么，此处墓葬距金陵主陵区就只有30里了。而且，“山陵西南四十里”不是指从主陵区开始的40里，而应该从山陵边沿开始测量，那就更不对了。
其次，从墓葬规格看，此墓规模宏大，虽遭破坏，仍能看出满堂彩的壁画，绝对是第一等级的“王”的规格。而完颜亮是死后二十年，金世宗的儿子完颜允恭想起他逼死母亲的仇恨，上旨要求将完颜亮降为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的。这种情况下，绝不会给他修建豪华墓葬。
如果此墓埋葬的不是完颜亮，又会是谁呢？
唐代大墓
虽然外界众说纷纭，但刘乃涛心里有数：“当时我们内部已经有所判断，这肯定是个唐墓。从勘探时洛阳铲带出来的砖块、壁画残片等，就已经显现出唐代特征。”
考古现场，一切都呈现出被严重侵扰的样子。
“这个墓不知道被盗掘过多少回，墓顶也不见踪影。”刘乃涛说，大墓顶部早已塌陷，泥土随着坍塌的墓顶，填埋在墓室中，大墓土层中散落着各种陶瓷器残片。
记者不禁担心，数次被盗，还有价值吗？“从考古价值上来说，一个文物残片的价值并不比完整器物低多少。”刘乃涛说，此墓尽管不完整，似乎可以出土的“金银财宝”有限，但是从考古学上讲，价值依然很高。
虽然北京地区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陆续发现了多座唐墓，如安史之乱时著名叛将史思明的墓、幽州节度判官王淑及夫人吴氏墓、信州刺史薛府君墓等，但与西安、洛阳比，北京发现的唐墓少、级别低、出土文物也不多，而这座大墓有望填补对唐代北京史研究的“缺环”。
正是带着这样的期许，考古队员们按土层以及大墓的形状，一层层细致地往下清理，大墓中的惊喜也越来越多。
“最先发现的是一块汉白玉石门立柱，上面还有牡丹花纹，而牡丹在唐代最为盛行。”刘乃涛说，大墓发掘几天后，就可以“百分百定为唐墓了”。除了石门立柱外，更有力的证据是封门砖。
摆在墓口的灰砖，呈人字形排列，是用来防盗封门的。砖头上有一种特殊的纹路——绳纹。唐代砖厂会把未干的砖坯放在麻绳上，使砖体留下绳子的痕迹，不仅美观，还可以增大摩擦力。
随后，墓室中又发现了壁画。画面上一个马厩，里面有几匹马，门口还有两个侍女，从侍女的服饰以及画法上判断，这是唐代的壁画。
2012年12月，连续发掘两个月后，大墓已清理到二分之一的深度。随着恢弘的形制显现，北京考古学会会长齐心惊呼：“北京地区发现规模如此大的唐代墓葬，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
大墓背靠上方山，南临拒马河，占据了绝佳的风水宝地。墓葬长34米，宽15米，最深处距离地表5米，下部是岩石，凿石为穴，上部为夯实的土，墓室为青砖砌筑，超过500平方米。
更霸气的是，墓室呈“五室一厅”格局——中间是主室，主室南部两侧各有一间耳室，北部两侧各有一间侧室，主室后部还有一后室。
据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对唐墓的研究，在唐代，能享受“两居室”就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史思明自称皇帝，也就是“两居室”，这个“五室一厅”的阴宅主人，简直是个土豪。
他是谁呢？这可真吊足了考古人员的胃口。古人有“事死如事生”的习俗，从墓葬壁画猜想主人喜好，最为直观。已发现的壁画，包括乐舞表演、家居生活、侍女、动物、植物等，描绘了锦衣玉食的生活状态。让刘乃涛印象最深的，是画面里不同毛色的骏马，可见主人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也体现了唐代的尚马之风。
为了让那些仅能看清轮廓的彩绘侍女“重焕”新颜，考古队还通过高光谱成像技术，提取了模糊不清，甚至肉眼无法识别的壁画及底稿信息，为下一步的壁画保护修复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
虽然诸多现象使人浮想联翩，但天气寒冷，“为保护大量壁画、石刻等遗迹，我们决定暂停考古，进行防寒处理，待来年开春后再进行考古发掘。”据后来统计，墓中保存了大约200平方米的彩绘壁画。
才发掘到一半，这座大墓已经被认定为北京现存面积最大、规格最高的唐墓。不过，考古的无穷魅力，就在于它不断破解历史旧谜的同时，又增添新谜。初定为唐墓后，在被盗最严重的后室，又发现了几枚大定通宝铜钱。
经研究，出土的大定通宝，是金世宗在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发行的第二套金代钱币，而金世宗就是海陵王的死对头和继任者，绕来绕去，谜团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在墓的前室和后室，分别发现唐、金两种钱币，使用时期至少相隔350年，难道说穿越了吗？考古专家可不会被这些障眼法迷惑，他们分析了河北最大的唐墓，该墓有“大金皇统九年三月□日重修保”字样的砖刻，可见墓主的后人曾在金代修葺过墓葬，大定通宝会不会也是重修墓葬时留下来的呢？当然，还有可能是盗墓者在某种盗墓仪式中所用。
对于一个破坏如此严重的大墓，会有各种可能。但有一点仍是确定的，墓主人只能到唐史里面去找。
幽州风云
隋唐史里的北京地区有很多名字，幽州、范阳、卢龙、涿郡，但治所一直是蓟城，也称幽州城。
上古时天下分为九州，今北京地区为幽州。武王伐纣后，在此分封了蓟国和燕国，后来燕国灭蓟国，迁都于蓟城（大概在今广安门一带），所以北京古称“蓟城”“燕都”。
自汉至隋，幽州地区皆以蓟为治所。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分割幽州东部的渔阳、玉田、三河三县，另置蓟州（治所在今天津蓟州区），蓟的名称逐渐用来专称今天津蓟县地区，原来的幽州蓟城则大多称为幽州城。
提起幽州城，人们总会想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公元696年，陈子昂跟着武则天的兄弟武攸宜北征契丹，不被重用，还吃了败仗，“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乐生、燕昭之事”指燕昭王设黄金台招贤纳士，对乐毅有知遇之恩的典故。不过，这一招并没能抵御强秦，蓟城一带，此后一直战乱不断。有专家盘点从战国到唐初的近千年，蓟城真正太平的时光加在一起，竟不超过一个世纪。
幽州城就叠在原来的蓟城之上，陈子昂登上蓟北楼，只见满目疮痍，不由慷慨悲歌。蓟北楼在哪儿？有人说是今蓟门桥一带的“蓟门烟树”，也有人说是“金台夕照”前身，更有人说遗址在大兴一带，这幽州台早已成谜。
幽州台不可寻，幽州城又在哪呢？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征高句丽，第二年四月，在幽州誓师。同年十一月，铩羽而归，为悼念阵亡将士，建悯忠寺，即今法源寺。法源寺就像一根定海神针，确定了幽州城的东南角。
再参考墓志和文献，专家们基本确定了幽州城的四至：北墙在今宣武门大街，南墙在白纸坊西街，东墙在烂缦胡同沿线，西墙在甘石桥沿线。辽南京和唐幽州的位置几乎重合，金中都只是在幽州城的基础上又扩大了一点而已。
幽州城总面积为8点多平方公里，不足长安的十分之一，城市西南的四分之一是子城，即军队驻扎地，范阳节度使最多的时候拥兵9万多。陈子昂眼里的幽州，刀光剑影，是个军事重镇。
公元752年，“赴蓟门，觅封侯”的李白抵达幽州时，又是另一番景象。此时的幽州，不仅是边陲重镇，还是通商及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必经要道，所以经济繁荣、胡风盛行，因此留下了“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的名句。
几乎可以肯定，李白是从南门进幽州的，当时南墙外就是隋炀帝打通的永济渠，从江南乘船，可直达城下。此外，幽州还有海运便利，杜甫曾写道：“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李白到幽州，离安史之乱只差3年，史书中称，安禄山已为此做了多年准备。李白在长诗中影射道：“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这也被认为是最早揭出安禄山野心的诗句。
李白没写幽州城内的状况，这可能是因为幽州效仿长安，也划分为里、坊，实行严格宵禁，没什么特别的。虽然这26坊的名字在文献里不明确，但专家们在各种石刻中，已经发现了25个坊名。
观察这些唐代地名，就会发现，像罽宾这样在中亚一带活动的部落，在幽州的商人和移民竟多至专有一坊；肃慎是东北古老民族，在幽州也专有一坊。
唐王朝还将归顺的突厥人、奚人、契丹人，内迁到幽州，建成羁縻州（类似今天的自治区）。从怀柔、顺义这些留存至今的地名，可见多元文化的交融之深。
多元给幽州带来了巨大财富。据记载，幽州“城北有市，百物山偫（音如至，意为储备）”。出身商贩、会六种语言的安禄山，“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
在房山云居寺保留的大量唐代石经中，出资赞助的商业行会竟达30多个，从中也可见幽州经济的发达。
得天独厚的资源，成了滋养少数民族地方军事集团的温床。至大唐极盛的巅峰，安禄山和史思明终于从幽州起兵。他们引发的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改变了幽州。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曾说：“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所谓“地气”，相当于现代人常说的“政治经济重心”。
中央民族大学的蒋爱花副教授研究唐幽州多年，她告诉记者：“唐时期的幽州角色多变，国力强势时，为开疆拓土的经略之地；国力衰微时，则为军事防守的要地；多数时期，充任中央政府经营东北的前沿。”安禄山抓住机会经营幽州，百姓日子过得不错，以至于有人在墓志中为这位乱贼歌功颂德。
在区域博弈中，幽州的优势与长安的短板，日渐凸显。在古都长安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时，同样历史悠久的幽州正在崛起。蒋爱花分析说：“从隋唐至元，幽州的戍边角色悄悄发生了巨变：从胡地、戎墟演变成了中国古代后半期多个统一王朝的都城，安史之乱是个关键。”
史思明墓
公元757年，安禄山集团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安禄山的亲信史思明不服安庆绪的节制，杀死安庆绪，篡取大燕政权，并将当时的都城幽州，改名为燕京。
造化弄人，他与安禄山的命运竟极其相似。两年后，史思明也在洛阳被儿子杀害。史朝义弑父后，用骆驼将其尸体从洛阳驮回燕京（今北京），一年后才以王礼发丧下葬。
在唐幽州称帝，又葬在幽州的，仅史思明一人，他是少数配得上长沟大墓葬制的历史人物。不过，史思明墓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被发现了。
在丰台区王佐乡林家坟西约100米处，地面有高大的封土堆，当地称之为“大疙瘩”。农民长年在此取土，封土取尽后，就露出汉白玉石块和石条。
“农业学大寨”时，农民为了修大口井，就把石料取出做井壁。待老百姓取石料到底时，发现有鎏金铜牛（缺一条腿）、玉册、马镫等几件文物。
1978年，北京市举办“文革”后的第一次出土文物展，展品中的玉册引起了关注。按照唐制，只有帝王才有资格使用玉册随葬，玉册上的内容跟墓志相仿，都是为死者歌功颂德的。展出中的玉册，有“血未干唐有异端谗人罔极”等字，清楚地说明文物出土地应是一座唐墓，而墓主又直接与安史之乱有关。
“知道这个线索后，我和袁进京就到林家坟去调查。我们先看了大口井，看见石料上有做工，确信出自高等级墓。但是当时经费有限，并没有拆掉这口井。”1981年3月进行抢救性发掘的赵福生队长说，由于砖石已经被百姓取到底部，能看到石室墓顶部有一层灰，灰印还在，墓室的大门已经碎了，石棺床还在，但多数也被起走，残损的石棺盖还剩下一两块。
“幸亏棺床下面还有个金井。”古人讲究“金井玉葬”，在陵寝地宫的核心，棺床正中央的位置，往往有一个圆形通地脉的深孔，称为“金井”。史思明的棺床已经被推开，金井显露出来，是个直径1.5米、深1.75米的井状坑。
盗墓小说里也常写到金井，墓主人往往把最贵重的陪葬品放在那里，史思明也不例外。赵福生说，这次发掘中，文物大都是从金井里出土的。
新发现的三十多块玉册，用汉白玉磨制，长28.5厘米，宽3厘米，两端各有一孔，用于连缀。每枚玉册上面刻有11个字，字口填金。其中一块玉册上写有“帝朝义”字样，足以说明史朝义以君主自居。还有一块玉册上写有“昭武皇帝崩于洛阳宫王芝”，文中“昭武皇帝”是史思明死后追赠的谥号。
棺床周边散落着两块头盖骨，还有一些腿部肢骨。“1980年代还没有DNA分析，我们请了社科院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潘其风做了年龄分析，和史书中记载史思明去世时的年龄接近，都是50多岁。”让赵福生遗憾的是，史思明的头盖骨不知存放在哪个库房，没有进入国家相关基因库用于研究，史思明到底是突厥人还是粟特人？至今仍是个谜。
最特别的文物，当属如今陈列在首博的铜坐龙。这条龙长得有点怪，四脚着地蹲坐着，背生双翅，尖嘴猴腮。赵福生后来请教过考古学家孙机，他说这东西的学名应该叫“辟邪”。东汉的铜镜上有铭文，对这些神兽做过解释：一个角的叫做“辟邪”，两个角的叫“天禄”。这铜坐龙虽然只出一个，但最早应该是一对，是镶在皇帝所乘马车前扶手的横木上的辟邪之物。
玉册、铜坐龙、石像生等，史思明墓处处僭越，均是帝王规格。即便如此，也仅是“两室一厅”，这让长沟大墓的“五室一厅”格局，更加令人费解。
唐初的皇亲国戚讲究归葬邙山，不会葬在边塞幽州。安禄山父子横死军中，仅安禄山有衣冠冢，史朝义在幽州城外自尽，也不会如此厚葬。如此算来，这王侯级别的墓，就只有晚唐时期的节度使们敢用了。
安史之乱后期，为了应对吐蕃的侵袭，唐代宗不得不对安史叛军采取了招降的方法。而这一举动，使叛军盘踞在魏博、成德、幽州，这河朔三镇成了国家认可的“独立王国”。
他们独立于中央，自立节帅，尽管三镇内斗不断，杀将夺权屡见不鲜，不过名义上仍奉唐朝为正统，各地节度使也时常向中央进贡。起初唐朝想收复三镇，但后来退而求其次，只要求他们拱卫京城即可。陈寅恪认为，唐朝“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而这个“二国”，就是河朔三镇。
在这个连皇帝都不敢惹的势力集团中，又属幽州实力最强。有趣的是，最早意识到幽州重要性的是唐代诗人。据统计，《全唐诗》中以幽州为题材的诗歌竟达219首，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均有佳作。
“士人在失意之际，投奔强大的藩镇在唐后期已经是惯例，藩镇要想做大做强，也必须吸引人才加入。”蒋爱花说，幽州成为几代诗人文学想象的焦点，为“地气”转换提供了依据。
不过，“土皇帝”不好干，幽州节度使更难。有学者统计，幽州镇共发生内部兵乱24起，而同时期的魏博镇为11起，成德镇为4起。幽州的兵乱问题比魏博、成德要严重得多。
作为幽州节度使，他们除了管理兵马钱粮军民事务之外，还得时常为朝廷守卫边疆、讨伐邻镇，更要时时防范自己手下的骄兵悍将，甚至身边的父子兄弟。
安史之乱后的152年中，幽州换了25任节度使，其中仅5人平安地度过了任期，其余20人中，有11人被杀，1人自杀，5人被驱逐，3人自行出奔，结局大多十分悲惨。
长沟大墓的主人，会是他们当中的哪一位呢？
刘济墓志
2013年3月，在长沟大墓的主室内，考古队终于将一张巨大的石质棺床清理出来。这张石棺床长约5米，宽约3米，上下共有6层，在刘乃涛的印象中，就连明清帝王陵，也从未见过如此多层的棺床。
在石棺床的侧面，每一层都雕刻着不一样的图案。第一层雕刻的是一些兽面，有的瞠目，有的含笑，形象各异，栩栩如生；第二层装饰着祥云纹；第三层是牡丹花纹饰；依次往下分别装饰着瑞兽、彩绘牡丹和祥云纹。
难以理解的是，棺床还是个“烂尾工程”。在石棺床的第五层和第六层的纹饰上，只描绘了墨线，并未完成浮雕，而且第二层和第三层的雕刻也非常浅。只有第一层浮雕的兽面纹饰精致细腻。刘乃涛认为，这可能与下葬仓促，没有最终完成有关。
石棺床本应是墓主人的棺椁安放处，但该墓葬被发掘时，外层的石棺已经不见踪影，猜测这些石料是被居民盗走，用于盖房、铺路或修水渠等，而内层的木棺已经残毁，墓主人的尸骨也散落在石棺床一旁。
2013年5月，最受期待的文字性文物出现了：一块墓志盖，描金篆书5行21个字，四周还以彩绘浮雕的手法雕刻了文吏怀抱十二生肖。
在唐代，墓志一般分为上下两层，称为一合墓志。墓志的上层称为“盖”，下层称为“底”，底部刻有墓志铭，盖上刻有标题。
这块墓志盖上的每一个字里，都进行了描金处理，以示重视和豪华。从标题看，墓志铭是属于“太夫人”清河张氏的。
墓志边长1.6米多，大小与号称全国唐志之最（边长接近2米）的魏博镇何弘敬墓志比较，稍逊一筹。但是，它所具有的绚丽色彩和浮雕则更胜一筹。
一位女子的墓志盖都如此精美，那男主人的墓志自然更值得期待。当考古队员小心而又急切地刮开另一合墓志的土层后，令人沸腾的一幕出现了，顶盖清楚地刻着“唐故幽州卢龙节度观察等使中书令赠太师刘公墓志之铭”。
墓主人是幽州卢龙节度使，姓刘，如此丰富的信息，降低了解谜难度。专家们到《全唐文》上一查，就查到了题目相同的墓志铭。宰相权德舆曾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撰写了墓志铭，还将铭文收入自己的文集。
从权德舆写的这封“表扬信”可以看出，刘济享年53岁，在任时统辖范围涵盖今天的北京全境、河北北部、天津大部及辽宁西部地区，是三镇中实力最强的藩镇。他还曾为唐王朝对抗鲜卑族，打杀俘虏2万人。
在大多数节度使骄横不法时，刘济却对朝廷恭顺服从，因此很得赏识。为了对刘济之死表示哀悼，唐王朝宣布辍朝三日，并指派宰相权德舆为其撰写墓志铭，由书法家归登书志并篆额。
虽然发现了相关史料，但在没有实锤之前，“刘公”的身份还只能是猜测。令人奇怪的是，相比前一合张夫人墓志，刘公的墓志显得更小巧，也更简单。装饰中完全没有浮雕、描金、彩绘的手法，只是简单地在石头上刻出人物线条。
由于刘公墓志盖断裂缺角，考古人员不敢轻举妄动。通过对墓志进行超声波探伤，刘乃涛发现，两块墓志的外表看似牢固，但内里已经风化，出现了较深的裂纹。同时，墓志的密度分析显示，这两块墓志重量惊人。其中，张夫人的墓志虽然大，但较薄，重达1吨，而刘公墓志虽然面积小，但比较厚，重达1.6吨。
经过细致周密的准备，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最终决定，用龙门吊开启两合墓志。2013年6月22日，随着龙门吊缓缓启动，刘公的名讳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墓志上书写的“刘氏讳济”几个字，证明大墓的主人就是刘济。
与宰相文集对比，刘济墓志出入不大，他死于7月，下葬于11月。从选址到下葬，仅用了4个月，难怪墓中建造出现了赶工的痕迹，有些粗糙不够完美。
刘济夫人的志石正面楷书46行，共1438字，其中正文1315字。由于张氏事迹未见诸史料，此次发现的墓志，是第一次揭秘刘济夫人张氏的身世。
根据墓志，张夫人被封为蓟国夫人、蓟国太夫人、燕国太夫人，有唐一代，三次尊封，可谓荣耀至极。除了贤良淑德等一般性描述外，墓志还提到，张氏在刘济死后，为稳定幽州政局做过贡献。受封后，“栖心释教”，普济贫困，并仿效刘济生前用旧宅兴建崇效寺之举，捐资修葺寺观。儿子刘总也十分孝顺，母亲病重期间，服侍左右，茶饭不思。
从墓志铭看，这简直是夫唱妇随、事业有成、母慈子孝的一家人。然而，真实的历史又是怎样呢？在刘济墓志上，提及刘济的死因：“寝疾薨于莫州之廨舍”，而按照史书的记载，刘济根本不是病死的，而是被儿子刘总下毒害死的。
到底哪个说法才是真的呢？
藩镇之乱
北京电视台对墓志的开启进行了现场直播，将这位1100多年前叱咤风云的人物推到公众面前。刘济墓的发掘，也将唐史学界的目光聚焦于幽州。在齐心、张天虹、蒋爱花、杨亦武等专家的研究和讲述下，刘济和刘总的故事也丰满起来：
刘家是幽州的“四大家族”之一，在历任幽州节度使中，统治时间最长的是刘济、刘总父子。其中刘济在位25年，刘总在位11年。
刘家统治幽州，始于刘济的父亲刘怦。刘怦是唐德宗时幽州节度使朱滔的部将，朱滔造反后，大败而归，本以为留守幽州的刘怦会趁机上位，然而刘怦却厚道地出城迎接。朱滔死后，刘怦为节度使，但他在位仅三个月就病死了，其子刘济继任。
刘济不同于一般军阀，他曾在长安读书，还中过进士，文化素养很高，而且很有政治才能。他继承了父亲在军中善加抚慰的做法，同时保持着忠于朝廷的政治姿态。
从墓葬的壁画，大致能推断刘济歌舞升平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却危机四伏。为了争权夺位，弟弟刘澭、刘源相继与刘济反目成仇，相互厮杀。
战争，以及与亲兄弟反目，或许让刘济感到倦怠，他虔诚地信仰佛教，并积极地行善积德。在云居寺藏经洞中，保留着一万多块石经，其中有一百多块为刘济所刻。在担任节度使期间，刘济持续刻经，为后人完整地留存了唐三藏翻译的佛教经典《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刘济还曾兴办学校，推广儒学；舍宅为寺，建了现在西城的崇效寺。虽然深得民心，但对河朔三镇的节度使来说，平安终老根本就是奢求。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朝廷讨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刘济立即出兵七万，攻打成德管辖的安平、饶阳两县，可谓十分卖力，朝廷也评价他在河朔藩镇中“最务恭顺”。
不过，白居易在《请罢恒州兵马事宜》中揭穿了刘济“最务恭顺”的老底，大意是，刘济本质上和王承宗是一伙的，他出兵攻打王承宗，并不是真心要灭了成德，而是企图向朝廷邀功请赏，挣几个外快而已。
事实证明白居易的眼光很准。刘济在攻下安平、饶阳两个县城之后，本该继续进攻，但他以卧病在床为由，退回幽州镇内驻扎，以致朝廷不得不宣布赦免王承宗。
刘济自认为可以在各方势力间纵横捭阖，最终却栽在了儿子身上。刘济出兵攻打成德时，让长子刘绲为副大使镇守幽州，次子刘总随军出征，这等于公开宣布了刘绲的继承人地位，引起了刘总的不满。他散布谣言说：中央对刘济因病请假的工作态度非常不满，要安排刘绲接班。
唐宪宗即位以来，步步收紧的削藩政策，让刘济失去了对谣言进行冷静思考、做出正确判断的空间。原本就有病在身的刘济，听说儿子要在中央支持下篡位，一气之下不吃不喝。直到有一天想喝水，被刘总趁机下毒，就这样被毒死了。
刘总又假传父命，让蒙在鼓里的刘绲赶往行军大营，刘绲刚走到涿州，就被打死了。唐朝的执政者明知刘济死得不明不白，仍顺水推舟，承认了刘总的节度使地位。
遗憾的是，这段文献中记载的故事，并没有通过考古得到最终验证。刘济的头盖骨被发现后，经过体质人类学分析，尸骨口腔内没有检测出中毒痕迹。不过，没有检测出来，也不能说刘总清白，毕竟，仅靠头盖骨，很多毒是验不出来的。
令人唏嘘的是，在杀死父兄后，节度使之位不仅没给刘总带来欢愉，反倒无时不在折磨着他。文献记载，刘总失眠，坐卧不宁，找来几百个和尚给他日夜念经，后来又干脆搬到庙里去住，可见罪恶感一直伴随着他。
母亲张氏去世后，刘总精心准备了墓志，也算一种赎罪吧。不过，在张氏墓志中，对除刘总外的子嗣只字未提，而史书记载刘济至少有三子。这种刻意掩饰，客观上造成了对刘氏后代传承信息的隔断。
幽州节度使这份工作也越来越难干。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病死后，其子王元逵执意入朝归顺，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也宣布献出魏博六州之地，归顺朝廷。名震天下的河朔三镇，已有两镇归顺朝廷，剩下的幽州孤立无援，一想到这里，刘总禁不住浑身发抖。
经过深思熟虑，他上表唐穆宗请求削发为僧，将幽州卢龙管辖内九州之地归还朝廷。为了稳定幽州政局，他还向朝廷献了两计：
一是建议朝廷将幽州镇一分为三，削弱实力，使其不再具备对抗中央的条件。二是将一批最为骄悍的将领派到长安，希望朝廷加官晋爵，将他们稳在长安，让幽州军队群龙无首。
唐穆宗收到刘总的上表，非常高兴，赐给他“大觉”法号。刘总披着御赐袈裟，悄悄出幽州城，赴长安为僧，走到定州时，却暴毙身亡，终与佛法无缘。
他处心积虑的两条计策，也没得到朝廷的重视。拆分幽州的建议，被即将出任幽州节度使的宰相张弘靖否决，他不希望自己执掌的藩镇只是个弱镇。那些被刘总派到长安的将领，张弘靖也没有厚待，终致放虎归山。再加上张弘靖在幽州处事不当，幽州叛乱又起，再度进入割据时代。
正如蒋爱花所论，唐以前，中原王朝关注的重心在西北关中；唐以后，逐步转移到东北幽燕，幽州既是北方游牧群体对中原王朝造成震荡首当其冲的地区，也是唐朝灭亡后重新建构统一王朝国家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