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生活在北京，法源寺自然是久已知晓，但我对它的了解却多半出自李敖的那本小说，却从未实地造访过，前段时间，进去游览了一番。寺里古木参天，偶尔见一两个僧侣扫地，殿宇间飘来袅袅的香气，几声清澈的鸟鸣让四周更显静谧，身处闹市却远离车马之喧，别有一番意境。

民国学者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有云：“因念南京寺观于古最多，经乱后能尚存，存者能如法源寺之完好者，殆绝不可得。”事实上，法源寺作为北京最古老的名刹之一，除了历史悠久，所藏佛教名物甚夥之外，其在民间留下的传说，也非常有趣，值得回味。

两次改名 从悯忠寺到法源寺

法源寺又名悯忠寺。“悯忠寺者，悯战亡将卒，以蜡封骼胔，为无所知，复借资冥冥，慰其死忠魂魄也”。始建原因与唐太宗李世民有关。据史料记载，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以张亮、李世绩为行军大总管，诏亲战高丽，贞观十九年七月，攻安市城不下，诏班师。《帝京景物略》上说：“十月，帝还至营州，诏战亡士卒遗骸集柳城，帝亲为文祭之，临哭尽哀，抵幽州，复作佛寺，以资冥福，赐名悯忠寺。”

寺还没建完，李世民就去世了。其子高宗继位后，于上元二年再次下诏建寺，但一直到武则天通天元年才得以落成。《春明梦余录》上记载，悯忠寺有一座高阁，估计这阁楼很有规模，以至于留下了“悯忠高阁，去天一握”的谚语。唐玄宗时，安禄山史思明作乱，两个人相继在悯忠寺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各自建塔一座。唐武宗时曾经有过一次兴道灭佛的举措，很多寺庙被销毁，“幽燕八州，唯悯忠独存”，这毫无疑问是沾了太宗和高宗的光，毕竟悯忠寺是先祖敕建，武宗不敢将其怎样。

辽代是悯忠寺兴盛煊赫的时期，多位帝后曾经在寺内斋僧建道场，并下诏修葺，辽道宗耶律洪基于咸雍六年改名为“大悯忠寺”，当时北宋使臣到燕京，必安排到寺内参观甚至下榻。金灭辽后，又大举入侵北宋，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俘获，连同后宫嫔妃押解北上，途经中都时便将他们拘押于悯忠寺内。此后，悯忠寺历遭地震、火灾而毁坏严重。元代，著名高僧隆安善显在杰出的政治家耶律楚材的邀请下，对悯忠寺“经营缔构，悉复旧观”。而明正统三年，由明英宗倡导，对悯忠寺进行工程浩大的重建：“中建如来宝殿，前天王殿，后观音阁。及法堂、方丈、山门、伽蓝、祖师堂、东西两庑、钟鼓二楼、香积之厨、禅栖之所。次第缮完，以间计者凡一百四十……”正统十年又建起了大藏经阁，明英宗下旨把一部新刊印的《大藏经》赐给寺院，放在藏经阁中。这时的悯忠寺，已经被明英宗改名为“崇福寺”了。

“崇福寺”改名为“法源寺”，是雍正皇帝的主意。雍正十二年，他发帑重建寺庙，正式赐名“法源寺”。其子乾隆皇帝后来亲临寺院，赐御书匾额“法海真源”，迄今依然高悬于正殿大雄宝殿之上。另外一位造访法源寺的清代皇帝是光绪，他于光绪五年三月曾到此一游。

四则传说乾隆皇帝封大门

也许正是因为清代多位皇帝曾经与法源寺结缘，所以在北京的民间传说中，经常可以看到法源寺与皇帝相关的故事。

金受申先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编辑的《北京民间故事》一书中就有这样两篇。

一篇说的是康熙曾经想一度把法源寺取消，把和尚都撵出去，其中有一个老和尚，无论官府给予怎样的压力，就是不肯走，他天天不吃饭，只是念经。康熙的老祖母——这里说的应该是大名鼎鼎的孝庄皇太后——在宫里总是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在念经，觉得很奇怪，找宫女四处查访，到底是谁在宫里念经，却总是找不到人，可是念经的声音还是听得见，于是孝庄皇太后又叫大臣们四处寻找，也一直未果，最后终于查到念经的是法源寺的那个老和尚。孝庄皇太后听说了，觉得非常感动，便叫康熙下旨，恢复法源寺。而雍正又拜这位老和尚做师父，并让自己的替身在法源寺受戒，把法源寺重新修建得更加宏伟，“和尚也一天天增多，每天要用四个又高又大的铜锅来烧饭”。

这则传说真的只是故事，完全经不起考据。最简单一点，康熙皇帝的父亲顺治帝不仅曾经在法源寺内设戒坛，而且康熙本人还曾赐御书匾额“觉路津梁”和“存诫”，何尝有过拆庙撵僧的举动？

另一则传说说的是清朝一个皇帝曾经在法源寺受过戒，受戒的那天，皇帝经过宣武门而来，一路上，道路两旁用黄绸拧成的绳子拦着，意思是不许人随便路过，“现在这黄绸绳还在法源寺里保存着呢”。说起来，这则传说倒还靠谱一些，“受过戒”的皇帝大约指的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曾经在法源寺内设戒坛的顺治帝，而黄绳设置“路障”之事，当然以杜撰居多了。

笔者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学者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创作的《古都旧景》一书中，也看到了两则“法源寺传说”。

一则说的是雍正的母亲有一天夜里忽然听到了崇福寺里的钟声，这是宫里人第一次听到寺庙的钟声，于是她认为一定是“法源”才能带给她这样的祥福，于是让雍正将崇福寺改名为“法源寺”。

另一则说的是，清朝前期，每年的四月初八，法源寺总会举办盛大的集市，寺庙对外开放，但喜欢微服私访的乾隆皇帝有一天来这里拜访，从前门进去，吃了一顿斋饭。斋饭结束时，他没有按照寺规，将筷子轻轻地放在桌前，而是随意地放下，结果被方丈认了出来。方丈觉得虽然你贵为九五之尊，也不能违背寺里的规定，下令关闭前门，乾隆皇帝只好从后门出去。在回宫的路上，他颁旨下令法源寺的前门永远不许打开……

尽管这些传说也同样的荒诞不经，而且掺杂着更多因为不了解中国的皇权制度而产生的误解，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法源寺与皇家的亲密关系。有趣的是，日本学者中野江汉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写成的《北京繁昌记》中，确实提到法源寺正门禁闭，禁止出入，参拜者只能从后门进出，这么说来，那些传说也是其来有自吧。

三者之盛建筑种植和收藏

清朝，由于汉官和文人墨客大都寓居城南，所以法源寺便成为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游览聚会的地方，纪晓岚、姚鼐、洪亮吉、顾炎武、龚自珍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过足迹。在春光明媚的五月间，法源寺誉满京城的丁香花竞相开放，吸引得很多人接踵而来。《金石记忆》中有云：早在金元，乃至明清，丁香盛开之时便常在寺内举行以丁香为题的诗会，文人在此赋诗填词，观赏作画，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民国三年丁香诗会举办，湘绮老人王闿运来京，约请在京名流百余人，聚集法源寺，为赏丁香之会，人各赋诗，会后湘绮老人绘《留春图》”。民国十三年四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京，徐志摩陪他到法源寺礼佛，“正当初夏时节，法源寺丁香盛开，香气袭吟唱通夜”，传为佳话。民俗学家邓云乡先生在《燕京乡土记》中曾经记载过他目睹过的丁香花开的盛况：“几百株老丁香，白多于紫，在五月间花事盛时，那庭院中宁静而馥郁的气氛，那淡紫、淡碧的香雾和光芒，那闹哄哄的蜜蜂，在这暖洋洋的花间徘徊过的人，我相信是终生难忘的。”

对于中国近代史而言，法源寺别有一番意义。这里曾经是维新派人物聚集活动的重要场所，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经常在此聚会，商议国是。南宋著名诗人谢枋得被元军俘虏后，押至大都，就囚禁在故址悯忠寺里，元世祖忽必烈劝降，被他严词拒绝。谢枋得身体虚弱，奄奄一息之际，看见寺里树立的纪念东晋时的孝女曹娥的石碑，触景生情，哭着说曹娥一个女子尚且如此，我岂能不如她，绝食而亡……想必康有为和谭嗣同在法源寺中为国家面临列强瓜分而悲愤不已、苦思救国之策时，心中一定也想到了谢叠山宁死不降的刚烈吧。

北平和平解放之前，法源寺被国民党军队当成兵营占据，一些居民也住进了里面，对寺内文物造成了一定损坏。此后，人民政府多次拨款对法源寺进行修葺，对所藏文物严格保护，使这座千年古刹迎来了新生。1955年在法源寺成立了中国佛学院，1979年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后来又接待了鉴真大师坐像回国巡展的活动，参加盛典和参观的人士达数万之众……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谈及寺庙保护时总结道：“当时寺观，实擅建筑、种植、收藏三者之盛，物为公有，重以信仰大法，又加以戒律护持，故能久存。”从这个角度讲，今天的法源寺，山门宏伟殿宇严整，丁香、牡丹、海棠等奇花异草繁盛，又收藏有经书、古碑和佛像等大量国宝级的珍稀文物，更得到国家的大力保护，不是恰恰印证了这个观点吗？

每年到了丁香花开的时节，不妨邀上亲朋好友，到法源寺赏花去。嗅一嗅花香，赏一赏古物，品一品那些令人浮想联翩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