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钟秀

北京的会馆，既不是汉唐时的官邸，也不是现代意义的驻京办事处，按其性质及其作用，可分为试馆及工商会馆。其中试馆又称士人会馆，是民办的公益场所，为不同地域进京会试的举人服务。它伴随着科举考试兴起、衰落，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和滚烫的爱国情怀。

举人会试重学历

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永乐帝将三年一次的会试，由南京移到北京，北京城内开始建造会馆。永乐十九年（1421年），京师也正式迁至北京。自1415年至1949年，北京先后有647处会馆，其中大部分为士人会馆。

科考对学历有着严格的要求。考生要经县、府、院考试，通过者才有资格参加乡试。乡试的第二年，即丑、辰、未、戌年三月，在京师由礼部主持举行会试。

会试考中者还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再从合格的进士中选拔状元、榜眼、探花。

有时，国家逢大典之年，加开“恩科”。“恩科”不在三年一次的会试之内。除有特殊规定，上述“学历”，仍不能逾越。

但也有一次例外。

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帝加开博学鸿儒科，以示崇儒重道。

康熙帝谕命内外官员举荐人才，凡学行兼优、文词卓越的人，无论已任未任，都可以向朝廷举荐。

这次考试结果出人意料，年过半百，没参加过任何级别的科考，更没有功名，为一介布衣的朱彝尊被拔置一等。从此，朱彝尊以布衣身份步入翰林院。同时进入翰林的还有李因笃、潘耒、严绳孙，也都是布衣入选，人称“四布衣”，传为佳话。

敦亲谊 兴会馆

参加科考的人，都是当地的佼佼者，每次会试，少则六千人，多则一万两三千人。

举人进京赶考，起码要耽搁三四个月，大约会试前一个月就要在北京做准备，考后要在京候榜。中榜的，要谒师，等待分配。

三年一次的考试，京城客店供不应求，而且费用也高，一般举子负担不起，便住进庙宇。北京的一些民户出租单间客房，被称为“状元吉寓”，但仍不能满足庞大人群的需要。于是，经济发达、进京赶考人数又多的地域，由有权威的人发起集资，在京城买房舍；或由在京居住的人，把自家房产捐出。“会馆”由此诞生了。

在清朝，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外已是商业繁华区，距离贡院考场亦不甚远，附近的会馆较多。《宣南鸿雪图志》一书中有标注会馆具体的分布状况。

举人住会馆，所出费用极少。大体是，大房间每月五钱，小间每月三钱。一两银子，可以住仨俩月。当举人不在会试档期，本地域居住者也可投宿会馆。

会馆诞生的初衷，是对流寓北京的同乡人进行互助，联络乡谊。应试举人住在一起，可以互相鼓励，单独居住容易荒废学业。

会馆发展到清中期，一些在京居官的上层官僚，看到会馆“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如同乡”，生羡不已。级别低的官员，便在本籍会馆聚会或筵宴，级别高的官员，便成立自己的会馆。同治十年（1871年）建成的安徽会馆，便是其一。安徽会馆耗银33350两、洋钱318元，由李鸿章及其兄李翰章发起，在京皖籍淮军将领，官绅，以及各省封疆大吏、藩臬道府等154人纷纷附议捐资，其中李鸿章兄弟各捐银一千两。

安徽会馆规模之大，堪称京城各省会馆之冠。它既不是解决皖籍应试举人在京食宿之地，也不是皖籍商界的行业会馆，而是专供皖籍淮军将领、达官贵人在京活动的场所，可称皖籍高官俱乐部。

仕途落榜不落志

三年一次的科考，既然是人才的选拔，便有了入选和落选。落榜者，有的留在会馆里复读，有的则回乡，三年后再进京赶考。并不是每个进士都能一次成功，此时会馆又是复读者的加油站。

京城百年老字号店铺中，具有传统色彩的是王致和臭豆腐。王致和是安徽仙源县举人。相传康熙八年（1669年）进京赶考，落榜后在京复读期间，住在会馆，靠做豆腐、酱菜维持生计。他连续三次都落榜，但豆腐生意却越做越兴隆。一次无意间，他发现被遗忘的一缸豆腐发霉，奇臭无比，却能够食用。这就是臭豆腐。后传入宫中，备受慈禧太后赞赏，赐名“青方”，成为御膳。

另一家老字号“一得阁墨汁”，创办人谢崧岱也是安徽人。进京赶考，屡试不第。他想到进了考场，本就紧张，研墨又费很多时间，要是有现成的墨汁该多好。在京复读时，他着手研制墨汁。当他把墨汁拿到会馆销售时，很受待考、复读举人的欢迎。于是，他故弃仕途，钻研古书中关于研墨的传统技法。清同治四年（1865年），他在琉璃厂开了一间经营墨汁的店铺。

谢崧岱把自己制艺的心得，写成了一副对联：“一艺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书。”上下联的头一个字，组成“一得”，加上店铺是座楼阁，遂给店铺取名“一得阁”墨汁厂。至今，谢崧岱书写的“一得阁”三个苍劲大字，仍悬挂在琉璃厂“一得阁”墨汁厂的门前。如今这项百年非遗技艺已有了第四代传人。

清朝，在琉璃厂开店铺的，大多身怀绝技，其中很多都是落第举人。他们有扎实的学业功底，做起书籍、书画、文玩业务，更是得心应手。

林则徐力举禁烟大旗

晚清，英国政府采用鸦片贸易的方式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街头随处可见骨瘦如柴、面色铁青的烟民。很多人因吸食鸦片，从殷实人家变得倾家荡产。

国家的白银大量流失，而收获中国白银的帝国，却诬称中国国民为“东亚病夫”。

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考中进士，嘉庆十八年（1813年）五月，到京入翰林院就任。林则徐累计在北京十年，这十年中，大部时间就住在福州馆前街的莆阳会馆。

林则徐在京期间，结识了一些以经世自任的士人精英：陶澍、黄爵滋、龚自珍，以及魏源、张际亮，祁寯藻等人。他们虽分散在各个会馆，但接触频繁，在互相往来、写诗撰文中，共同形成了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想。黄爵滋和林则徐二人，成为了严禁鸦片的代言人。

道光十八年（1838年），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危及，黄爵滋首上著名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历数鸦片的危害，提出严厉查禁鸦片。

黄爵滋的上疏，得到林则徐的积极支持，同年八月，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上著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尖锐指出烟毒之危害及其对社会经济的破坏。

正是有这样一个爱国禁烟群体，黄爵滋、林则徐的相继上疏受到清廷的重视。道光皇帝于1838年十一月召林则徐进京，连续八次召对，询问禁烟大计，并任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粤查禁鸦片。

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兴起，即将揭开我国近代史的序幕。

“公车上书”求变法

1895年4月17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这一年，正值会试，各省举人齐聚北京，闻讯无不义愤填膺。位于宣武门外后铁厂胡同的全台会馆（1896年在大江胡同建新馆），打破了往日的沉寂。

身为台湾士子的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和候榜举人汪春源、罗秀惠、黄宗鼎五人，于4月28日，即《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十一天，上书都察院，呈文开言直抒：“闻诸道路，有割弃全台予倭之说，不胜悲愤！”进而表达台湾人民誓死保卫台湾的强烈决心：“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台湾人民愿“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史称“台湾五人上书”。

居住在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康有为，听到台湾五人上书的消息后，亲眼见到“台湾举子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随即，他以一昼两夜的时间，疾书《上清帝第二书》。因有万字，一般称其为“万言书”。

康有为在“万言书”中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主张。

这年，跟随康有为进京赶考的梁启超，将“万言书”缮写，会馆举人纷纷在“万言书”上签名。

5月2日，有1300余人签名的“万言书”，被递交到都察院，史称“公车上书”。

正值候榜，“公车上书”的行动对举人有一定的危险性。但面对国家危难，爱国青年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中国一代代爱国志士，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付出了不懈努力和牺牲，终于在历史隧道尽头，看到了一缕曙光。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开始有了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