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为解决外地人来京读书、应试、公干和旅行住宿的问题，老北京人想出了不少办法，推出了不少住宿形式。除旅店、会馆外，一些寺庙也开设了供人住宿的地方，人们称之为“庙寓”。民国之后，大批学子进京读书，出现了大量学生宿舍，而且，一种新的住宿形式“公寓”又应运而生，并延至今天。
“庙寓”是寺庙的副业
清代，随着进京人员的不断增加，住宿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发生了变化。如有什么“状元吉寓”，官员“驿馆”及内外蒙古进京的王公大臣及商人的“内馆”、“外馆”等，乃至招待漂洋而来的洋人也有了“会同馆”。外地进京公干的各级官员，不会去住“鸡毛小店”、“大车店”，也不喜欢住“驿馆”、会馆，官品大的人选择住在庙里，故有了“庙寓”之说。
“庙寓”的历史十分悠久，元曲《西厢记》和小说《儿女英雄传》的故事都发生在庙里。清光绪年间李虹若著、多次再版的《朝市丛载》，是一本很生动的北京旅行指南，书中就记录了北京开设有“庙寓”的31处寺庙。1923年由徐珂编纂的《增订实用北京指南》中，列举了北京有“庙寓”的寺庙146处。能办庙寓的寺庙都是有些规模的，清代有贤良寺、法华寺、法源寺、慈云寺、柏林寺、水月寺等大庙。那些遍布城乡的土地庙、财神庙、城隍庙、火神庙等，即便香火旺盛也没有庙寓，因为庙小房少。到了民国期间，来京人员增多，像土地庙之类的小庙也开设庙寓，据记载在1923年时至少有五个土地庙有庙寓；火神庙有四家有庙寓。北京的关帝庙都不大，但至少有九家设了庙寓。土地庙、火神庙、关帝庙的客人以普通老百姓为主，多为做小买卖的。小庙开办庙寓时，北京已有了不少大旅馆，达官贵人和富贾是不屑于住庙里的。
早期的庙寓交通方便，像贤良寺、法华寺等离东华门很近，便于住在这里的封疆大吏、外省总督等进宫议事办公。贤良寺在东华门的金鱼胡同附近。《天咫偶闻》云，贤良寺系“怡贤亲王舍宅为云”，“以其地近东华，外省大吏入觐，辄喜驻此”。大庙有规模且清静，“寺复层瓦云构，闲院花飞。粥鼓晨宁，炉烟画静。地无人迹，竟日苔封，洵精蓝也”。李鸿章是晚清的封疆大吏，又在直隶、两广当过总督，他不想住在驿馆里，在京也没有房屋，每次来京都要住在贤良寺内。1900年庚子事变时，清廷召李鸿章进京与洋人交涉，他就住在庙内，并在庙内设了办公处，是与八国联军讨价还价的地方。
贤良寺内曾有山门、碑亭、经楼、大殿等，其中有乾隆御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碑。现今庙不在了，御碑已迁到五塔寺，其庙在历史上的故事，不可忘却。
法华寺在北京至少有三处，其中有故事的是东城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此法华寺建于明代景泰年间，是太监刘通、刘顺兄弟“舍宅为寺”，被称为“其巨为东城诸刹之冠”，大庙有大殿五重，建制雄伟。庙寓设在西院，即海棠院。海棠院内“海棠高大逾常，再入则竹影萧骚，一庭净绿。桐风松籁，畅入襟怀，地最幽静”。因“地最幽静”是达官贵人常住的地方，是北京许多历史事件的见证。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恭亲王等负责与洋人交涉的官员，在庙里设“巡防处”，白天谈判，晚上入住海棠院。他们在这里签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和议既定，诸大臣于此延见洋人，是为京师交涉之始”。
庙寓存在的原因很多。学者方彪在《九门红尘》中云：“京师有‘寺庙甲天下’之称，仅佛寺就有一千余所。大中型的寺庙不但建筑规模壮丽，而且寺内环境舒适，翠柏修竹，劲松古梅交映成趣，诚有闹市园林之雅。客房之中轩敞别致、窗明几净，可谓士人之居。斋堂素餐，清淡可口，实胜过市厨之味，于是封疆大吏们进京之后纷纷择庙而居。”
最高档的庙寓则属设在寺庙中的“行宫”了，京郊的卧佛寺、潭柘寺、万寿寺、慈云寺等，都曾有皇上的“九龙宝座”，供皇帝旅途中休息。万寿寺则是慈禧去颐和园必经之路，庙里有供她吃饭、喝茶和抽鸦片的场所。后来庙寓渐渐衰落，原来住客人的殿堂房舍多改为停灵处。贤良寺、法华寺先后开设了殡仪馆和停灵处，差不多营业到上世纪50年代初。
庙寓与旅馆相比有些“清规戒律”，通常不接待女眷，除茶水、素斋外，不提供荤菜和酒。房客所付的房租称“香火钱”，收多收少因人而异。李鸿章、袁世凯等大吏住在庙里，所施舍的“香火钱”是很多的，故而许多僧人背地里称他们为“财神爷”。
开办庙寓的寺庙，一般都是由小和尚、小道士充当服务人员。有些经常住庙的官员会带仆人之类人员，因此庙里不用外人。北京常年有庙会的大庙，如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等，一般不设庙寓。一些设庙寓的大庙，如长椿寺在民国时还装了电话，足见生意不错。
《青春之歌》取材自公寓
北京公寓出现和繁荣在民国初期，也就是大批大学或专科学校出现的时候。
学者张中行在《步痕心影》中，对公寓有所介绍。“公寓是适应不住宿舍或无宿舍可住的学生需要的一种住所，沙滩一带不少。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明的，门口挂牌匾，如我住过的坐落在银闸的大丰公寓就是。另一类是暗的，数目更多，门口没有牌匾，可是规制同有牌匾的一样……”
公寓的客人多以进京读书的各类学生为主。据张中行称，作家丁玲和胡也频就在公寓里生活过。小说《青春之歌》的故事就发生在公寓里，林道静、余永泽等爱国青年身上发生的戏剧冲突可以看到杨沫、张中行的影子，公寓确实是当年青年表演的重要舞台之一。
北大红楼附近公寓很多。据1923年的不完全统计，老北京有招牌的公寓有126家之多，分布在北大红楼附近的有31家。它们分布在离红楼咫尺之遥的沙滩、银闸、大学夹道、景山东街、孟家大院、嵩祝寺夹道等处。
为方便住宿，离北大红楼较远的学生公寓很早就装上了电话。住公寓与住会馆一样，逢年过节时要给公寓的伙计、仆役等一些犒劳费，钱无论多少，是不成文的规矩。有些过春节不回家的客人还会给公寓主人的孩子一些压岁钱。当然，人家也不会白拿钱，可能会请你一块吃年夜饭，其乐融融。一些小的公寓，只有二三间房出租，主人还会帮客人洗、补衣物，待客人如家人。
公寓与会馆的区别是收费的，而住会馆一般是不收费的，但必须是有人介绍的同乡，非同籍是住不进去的。公寓与旅馆的区别是，旅馆人来人往多且杂，而公寓是长期住户并多以学生为主，况且收费比旅馆要便宜。
与旅馆或租房相比，公寓有比较宽松的环境。当年一些革命志士，往往住公寓。石评梅与高君宇当年就住在景山附近的公寓里。小说《青春之歌》中的革命者卢嘉川等人，也以公寓为据点开展革命工作。当然，公寓也非“世外桃源”，在反动统治最黑暗的时代，公寓有时也会闯进特务、警察，他们除借维稳和安全敲诈公寓的主人和客人外，也有监视客人的动机。老舍《茶馆》中的王掌柜在茶馆后面开了公寓，仍然受到宋恩子之类便衣警察的骚扰。
1949年之后，因各个大学都建有学生宿舍，分布在城里的大大小小的学生公寓失去了存在理由，纷纷转业改行，有的改为旅馆，有的出租房屋。
学生公寓的出现，对周边的经济、文化是有影响的。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城隆福寺街书店多，东安市场书店亦多，除与北京大学、中法大学、中国大学相邻外，就是离学生公寓近。当年的人和公寓在东安门附近的晓教胡同，离北大三院很近；大东、大来公寓就在北大附近的沙滩。
书店、文具店、纸店因离学生公寓近，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公寓周边的各类饭馆也得到了照顾。张中行在《沙滩的吃》中，说沙滩周围“饭馆数目不少，现在记得的，红楼大门对面两家，东斋附近两家，第二院附近两家，沙滩西端一家……”开在学生公寓附近的饭铺，店主、伙计图个温饱而已，没有牟取暴利的非分之想。因此，他们和客人的关系是很融洽的，一些有困难的学生还可以赊账。多此种种，方便了学生，饭铺的生意也兴隆起来。
老北京的住宿场所还有一些外地不多见的，镖局就是一例。有些镖局为了生意方便，千方百计与走镖路线周边的“山大王”和“绿林好汉”搞好关系。为了“交朋友”，他们的镖局会成为这些来京人员的住宿之地。镖局除提供食宿外，还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任他们自由来往。进入民国之后，北京的会友镖局、源顺镖局等大小镖局渐渐歇业，大多改为旅店，供人住宿。除老弱病残外，走镖的镖师改行当了看家护院的家丁、拉洋车或去警察局当巡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