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征
前段时间，明十三陵景区的康陵开始实行预约参观。这是除长陵、昭陵、定陵之外又一处帝王陵寝向公众敞开大门。康陵始建于1521年，走过了五百年的风风雨雨。今年首次对外开放后，不少游客迫不及待地赶往康陵，一睹这座神秘皇陵的真容。
明武宗也曾想立“武”功
康陵的主人便是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很多人对这位皇帝的最初认识来自于影视或文学作品，比如京剧《游龙戏凤》的主角便是他。正史记载中的明武宗也大多是以荒淫无道的形象出现的。不过，在《明史·武宗本纪》中，却能隐约看到正德皇帝的另一面。在本纪结尾，史学家对武宗皇帝的评论中有这样一句：“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
众所周知，明代自英宗于土木堡被俘之后，便没有皇帝再敢亲征塞北，而武宗则打破了这一格局。虽然他所指挥的几次战斗并没有太多功绩可言，但至少从一个侧面诠释了后世给他的谥号：“武”。或许在他的心里，还是非常想重振大明帝国的军事实力，希望能效法自己的先祖永乐皇帝，打破北部边境经常被侵扰的现状。不过，事实上他终究没有完成对先祖的超越。
另外,在本纪开头的记载中，武宗小时候“性聪颖，好骑射”，说明他年少时是一个聪颖的孩子，而且在骑射方面也有较大的优势。然而当他在少年继承大统后，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他最终走上了一条与传统礼教相悖的道路。即位之初，他便罢免了刘健、谢迁等重臣，整日伴随在他身边的是以刘瑾为首的几名大太监，时称“八虎”。武宗在他们的误导下，做了很多荒诞的事情，如在宫城西侧开设豹房，蓄养各种猛兽，还在民间广采民女供自己消遣等。
正德九年（1514年）元宵节，乾清宫着火，当时武宗正在前往豹房途中，回头看到宫内火光冲天，皇帝不但没有着急，反而对左右随行人员说：“此是一棚大烟火也”，足见其昏聩程度。
正德十一年（1516年）元旦，按照惯例，皇帝一大早就要驾临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但武宗并没有把这当一回事，他直到后半晌才来，典礼也因此持续到日落时分。从一大早便开始等待皇帝的大臣们，此时早已是饥肠辘辘，听到“礼成”的消息后，一哄而散，狂奔回家，因为人太多，在午门发生了踩踏事故，右将军赵朗直接被踩踏致死，丢失簪子、笏板甚至朝服被扯坏的不计其数。武宗如此对待朝廷重大典礼，其特立独行”可见一斑。
康陵地宫保存完好
康陵和明十三陵的其余陵寝比较起来，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十三陵的陵寝如果按照建筑类型，大概可以分为五类，明长陵独自为一类，因为是十三陵中的首陵，无论从建筑规模还是等级来说，都是其余陵寝所不能比拟的；其次是献陵和庆陵，这两座陵寝都是以一座小山分为前后两个院落；第三类是永陵和定陵，永陵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陵寝，他和明成祖朱棣有着比较类似的身世，即都是以藩王入继大统，因此为了树立自己绝对的权威，明世宗的陵寝修建得异常气派，在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这种规模为后来的定陵所效仿；第四类是昭陵和德陵，这两座陵寝的最主要建筑特色是方城后面的“月牙城”，即民间俗称的“哑巴院”，相传修筑陵寝的工匠们待陵寝完工后被集中在这里，每个人都被强行灌下去一碗哑巴药，以防止他们泄露陵寝的秘密。当然这则传说没有任何依据，月牙城最主要的功能还是在于能够更加有效地护卫住宝城内的封土（即民间老百姓说的“坟头”）不至于在雨季发生流失现象，这种做法为后世清代的皇陵所继承；最后一类即是以景陵为“开山之作”，其后被裕陵、茂陵、泰陵以及康陵所效仿。这几座陵寝没有后面的月牙城，宝城之内另有一圈低矮的“冢墙”用以护卫封土，因此这几座陵寝的封土明显没有昭陵饱满。
康陵属于最后一类的建筑类型，主体建筑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为举行祭祀仪式的院落，主要包括祾恩门（陵宫大门）、祾恩殿、东西配殿和两座神帛炉（焚化祝帛用的炉子，外形为宫殿样式的造型），这一部分象征着帝王生前在紫禁城举行大朝会的场所，即俗称的“前朝”。祾恩殿后一道红墙和红墙正中央的琉璃门（即三座门），将前后两个院落分开，步入琉璃门，就来到了后院。后院部分最核心的建筑就是方城明楼。
方城明楼是同为一体的两个建筑。宝城最前面有一座城门式建筑，因平面布局为正方形而得名方城。城台下开有城门洞，可直通宝城之内，城台上修筑有重檐歇山顶碑亭式建筑一座，即明楼。明楼的作用类似于民间百姓墓葬的“墓碑”，皇家陵寝的明楼之内，便是“圣号碑”，康陵明楼的“圣号碑”上，镌刻着“大明武宗毅皇帝之陵”。
方城明楼之前是“石五供”，即五座石雕的供器：中央是香炉，香炉两侧是花瓶，再向外两侧是蜡烛台。方城两侧和后部，是由一圈城墙围起来的椭圆形建筑：宝城，宝城内便是坟冢和宝顶了。值得庆幸的是，康陵的地宫至今未曾开启，所有陪葬的珍贵文物都伴随墓主人被安置在地宫当中。
康陵的明楼坐落在高台之上，而登上高台要爬一段极为陡峭的礓（ca，台阶）路，走上这个斜坡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弯下腰以免向后倾倒，因此有说法认为这是向已故皇帝表示尊崇。其实修建康陵时，这段礓路，主要还是为了方便将棺椁送入地宫安葬。
另外，参观康陵时，可以留意一下宝城的城墙以及陵宫围墙上的城砖，其中不少都有明代遗留下来的铭文。这些铭文字数多少不一，记录了城砖的产地、砖窑种类、烧制年代以及烧制人姓名等。从铭文中可以发现，修造康陵所用的城砖，分别是成化、弘治、正德年间烧造的，而康陵修筑于明武宗驾崩的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生前并没有为自己预先营造陵寝，因此可以推测，明朝政府是有工程储备用砖的。
这些铭文是活的文物，见证了康陵的修造历史。而为皇陵建设默默付出的劳动者们，也以这样一种方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明末被毁清代重修
在此后五百年的岁月里，康陵经历了不同的“待遇”。明代时，康陵所享受到的自然是高级别的礼遇。当年这些皇陵的祭祀活动分为两种，其一是朝廷派遣官员到陵园祭祀，称为“遣祭”，其二则是皇帝在某个特定的节令，亲自前往祭祀，又称为“躬祭”，后者规格更高。不过，终明一世，遣祭的次数要远远大于躬祭的次数，明代真正到过皇陵的皇帝，屈指可数。由于明武宗无嗣，因而康陵的大多数祭祀活动，恐怕都是官员代理。
明末康陵遭遇了一次破坏：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放火焚毁了康陵明楼。之后不久，明朝灭亡，康陵明楼的修复工程一直被搁置。
清代康熙年间成书的《帝陵图说》描述康陵明楼，“烈焰所余，断瓦颓垣、瓮门四辟之半壁而已”，明楼内的圣号碑也是“瓦砾中树残碑”，场景十分凄楚。康陵前院的东西配殿，也基本是快要坍塌的状况，神帛炉则全部倒塌。
乾隆五十年（1785年），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十三陵开始了长达两年的修复工程，康陵也被列入修复计划中。不过在施工过程中，康陵的有些建筑发生了一些改变。首先是明楼，清代对它进行了彻底重建，重建后，明楼体量比原来缩小不少，并且改为楼壁与券顶一体建造的方式，以求坚固耐用。因此，如今我们看到的康陵明楼，比其余诸陵小很多，它和下面宽敞的方城城台有些“不搭”。同时被改小的还有康陵的祾恩门，除了体量变小以外，形制也从原来的单檐歇山顶降为硬山顶。
康陵方城下的券洞也被封堵，券洞内堆积了大量修复过程中的建筑垃圾，在方城的右掖，新建了登城礓路，其坡度较方城前的台阶，更为陡峭，其主要目的是防止牛羊进入宝顶，踩踏或啃食上面的绿植。除此之外，康陵的琉璃三座门，也在修复过程中被改建，原有的琉璃檐均被改为较为简陋的砖砌的冰盘檐，这可能和当时琉璃用料较为紧缺有关。
民国时期，十三陵一带基本成为“三不管”地带，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一次调查，康陵祾恩门“上顶全部塌落，所有塌下之木料砖片，均已遗失无存”，祾恩殿则是“前檐完全坍塌，两山及后檐，亦仅存一部”，明楼“檐头大半脱落”。当时，一部分土匪借着康陵管理松懈之机，妄图盗墓，他们在康陵宝顶上开挖盗洞，正进行得热火朝天之际，天寿山一带普降大雨，盗洞坍塌，将洞内土匪砸死，土匪只好放弃了盗墓行动，康陵地宫也得以完好保存。
新中国成立后，康陵得到了保护和修缮。本世纪初，康陵的修缮工程基本完工，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康陵恢复了原汁原味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