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勇 姜宝君

编者按

北京，对毛泽东有着特别的意义。

1918年、1919年，青年毛泽东两次到京。在李大钊的引导下，他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1949年3月离开西柏坡进京，55岁的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十多天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新中国蓝图已跃然纸上，古都北平在失去政治光环二十多年后，即将重回政治舞台中央。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前辽沈战役与淮海战役相继胜利，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条件完全成熟，经缜密权衡，香山最终被选定为中共中央进京后的新驻地。

补白

衣架上挂着补丁衣服

双清别墅是座隐于林中、依山而建的典雅小院，院中心有一池塘，塘边有亭，毛泽东居所位于院北侧一片平房，居所中央是客厅，陈设简单，几张沙发即把空间挤得满满，如果不是墙上一幅“中国解放区现势图”，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决策中国命运的地方。

办公室在西，室内一如毛泽东惯有的简朴风格，陈设可以少，但书不能少，书架上摆放着《资治通鉴》等史书和鲁迅的作品。石硕介绍，在这张普通的桌子上，毛泽东写就了《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雄文。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时正值盛夏，工作人员专门给毛泽东备了一铜盆凉水，他写热了就把手放在盆中降温，反反复复。两天后，一篇题为“二十八年”的文章诞生了。手稿共31页，用16开纸横写，这就是《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初稿。

毛泽东卧室在厅东侧，屋子不大，一张木板床，床侧放书，屋里唯一一件“奢侈品”是一台唱机。毛泽东爱听京剧，在香山居住期间，还曾专门进城观看了梅兰芳和程砚秋的表演。屋中衣架上挂着件浅蓝色中山装，这是当年毛泽东会见民盟主席张澜时穿的。见张澜前，毛泽东特意嘱咐卫士长李银桥给他找件好些的衣服，结果翻遍了，也没找到一件没补丁的。现做来不及，李银桥表示想去借一件，“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也没有。”反倒是毛泽东安慰他一番，“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有补丁的衣服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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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革命旧址

解放全中国的命令由此发出

春天的香山一派生机盎然，山花吐艳，百鸟争喧，古木幽林，峰回路转，游人徜徉其间，安宁而惬意。遥想72年前，同样的春天，战争年代的香山，景观未必如此清雅从容，恣意的春色中，必定多了几分豪迈和朝气。

在通往双清别墅的小径上，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讲解员石硕指着山坡上茂密的林木对记者说，“这里植被跟当年几乎一样，双清别墅从空中往下看完全被树木覆盖，非常隐蔽。”

安全！这是党中央当年选择香山的首要原因。当时北平虽已解放，但混杂其中的特务太多，国民党空军仍可能来袭，香山的地形条件有利于警卫和防空。另外，选择香山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共产党长期在农村，对城市需要思想上的适应过程；其次，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修建的香山慈幼院，因战乱有3000多间房子处于荒废状况，稍做修缮就可为中央各机关使用。

选定香山后，中共中央机关1949年3月23日正式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转移，这也是中国革命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转折点。

离开西柏坡当天，上午十点多，临行前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留下了一番经典对话：

早饭后，毛泽东走出门，周恩来迎上去：“没有休息好吧？（毛泽东凌晨三四点才睡）应该多休息一会，长途行军是很累的。”

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答道：“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在革命岁月中，毛泽东一直保持着一种气定神闲、举重若轻的“毛式幽默”，赶考一说，既能看到他对胜利的乐观，也能读出他对于工作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复杂心情。24日晚，一行人到达涿县，毛泽东见到四野参谋长刘亚楼，再次提到“赶考”。他说：“10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刘亚楼一时没明白，听了周恩来解释，方才笑答：“我们共产党一定能考出好成绩。”25日凌晨2点，毛泽东一行从涿县换火车向北平进发。这也是自1927年上井冈山之后，毛泽东第一次坐火车，中国革命的列车也在此刻切换到了全速前进的模式。

中央进京，为保万无一失，火车编了3组，分别开往前门、西直门、清华园。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清华园，车站备了另一列火车，如遇空袭中央首长可换乘开进八达岭。25日清晨6时许，中央机关顺利抵达。上午中央首长接见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等军政高级领导，下午5点，西苑机场阅兵，晚上在颐和园宴请民主人士。直到午夜时分，忙碌了一整天的中央领导人才正式入驻香山。

中央领导的住所集中在香山南侧半山腰处，毛泽东住双清别墅，双清别墅北侧不远是来青轩，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居住于此。抵达香山已是深夜，通往双清别墅的路坡势陡，毛泽东乘坐的小汽车怎么也爬不上去，最后换了辆越野吉普车才抵达。石硕对记者说，初入驻地，毛泽东竟生了气，起因是卧室里的弹簧床。看到那张气派的床，他恼火了：“为什么要给我买这样好的床？这比木板床得多花多少钱？我睡木板床已经习惯了。”劳累一天的毛泽东宁愿不休息，也要换成木板床。此后，搬进中南海，毛泽东睡的仍然是那张木板床，仅仅是加宽了以便放书。

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在这里指挥了解放全中国，推翻了国民党统治，筹备新政协，筹建新中国。这份成绩单奠定了香山在革命史中的特殊地位。

显然对于主要答卷人，毛泽东在香山的日子，也是他人生中非常惬意的一段时光：事业上，新中国即将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下诞生；生活方面，儿女齐聚身边，一家人其乐融融。

9月21日，在香山居住了181天后，毛泽东正式从双清别墅移居中南海菊香书屋，他也是中央领导人中，最后一位离开香山的。没过几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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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处

“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与香山一步之遥的八大处，也有一处红色地标：当中共中央进驻香山时，军委三局和无线总台便设在这里，为中共中央提供通信保障。

八大处灵光寺佛牙舍利塔的西南侧，是一座有着千余年历史的辽代建筑：画像千佛塔遗址。紧邻千佛塔遗址有一座院落，步入其中，西侧房间中有“八大处的红色电波”主题展览。

展室工作人员翟梦楠讲述了军委三局和无线总台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于当时的通信而言，八大处位置较有优势：一则，八大处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距离适合，太远造成接收电报不方便，太近又会因为电波密集而暴露首脑机关在香山的位置；二是八大处森林覆盖率高，山坡上建筑有隐蔽性。

进驻八大处前，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无线总台副总台长刘法墉率20多人，携4部电台于3月18日进入北平，在原国民党伪交通部第七区电信管理局大院（西长安街三号）开设电台，并接替此前由无线总台保障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无线通信联络任务。

与此同时，军委三局又派出总台副台长田保洪率领的工作人员奔赴西山，负责铺设安装八大处下面的西山饭店、长安寺、吴家花园、陈家花园和魏家村等地的电源线、电话线、天线和遥控器等设施。

1949年3月23日，军委三局及无线总台全体人员告别西柏坡，乘十辆大卡车，于25日进驻八大处。局机关先驻扎于灵光寺和陈家花园，后搬进西山饭店，无线总台台部和收信台进驻长安寺，发信台则设在魏家村。

在八大处，军委三局和无线总台发挥优良传统，为解放全中国提供了良好的通信保障。1949年4月21日，正是在八大处发出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电报。此后，无线总台圆满完成了渡江战役以及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进军的通信保障任务。值得一提的是，无线总台还为1949年9月举办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以及开国大典，提供了通信保障。

在展厅正中央，有一块大的展台，上面写着毛泽东的一句话：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这是1941年10月，《通信战士》刊物创刊一周年时，毛泽东写给全军通信兵的题词。这也是我军通信战士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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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厂

“铁笔圣手”制作“开国大印”

琉璃厂是北京的文化地标之一，如今，这里的古风古韵吸引了无数游人。数百年来，琉璃厂一直是文人荟萃的地方。根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在北京居住的14年间，总共去过琉璃厂480多次。

在时代的更迭中，能工巧匠辈出的琉璃厂，也注入了红色的基因。其中最为世人熟知的，便是精于刻铜艺术的篆刻名家张樾丞，奉命篆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即“开国大印”。

1949年6月，刻制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印成为一项重要议题。周恩来委托前清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的陈叔通负责办理国印之事，并让齐燕铭协助陈叔通完成这项工作。

对金石篆刻以及书法颇有造诣的齐燕铭，自小生活在北京，对琉璃厂治印行业颇为熟悉。他便邀请张樾丞、顿立夫、唐醉石、魏长青等治印名家到北京饭店相聚，商谈国印之事，大家一致推举张樾丞担当此重任。

张樾丞在琉璃厂享有盛名。从清代末年开始，张樾丞便在琉璃厂开有一家店铺，名曰同古堂，售卖图章墨盒等用品，并揽接治印生意。因为技艺高超，求印者甚多。鲁迅在日记中，多次记载到同古堂刻印。张樾丞还有一门绝技：铜刻。当年，张樾丞与梁启超、姚华联手制作十二铜屏风，一时传为惊世之作，张樾丞也被誉为“铜刻圣手”。

张樾丞接受治刻“开国大印”的任务后，翻资料、找印谱，认真画了四张印样，分别为隶、宋、汉篆、秦篆四种字体，文字样式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最终，为了普通群众更易辨识，毛泽东选定了宋体字的印样。

印样确定之后，张樾丞开始了精心的制作。几天后，一枚长宽各约11.6厘米的铜印做好了。治印这一行有个规矩，印做好之后，需要在纸上盖个印蜕，然后连印带样一起给客人看。但“开国大印”意义特殊，大印治成后，张樾丞在印的四角，留有四个凸起的小柱，印不是平的，所以无法盖印。等到正式启用前，将四个小柱磨平，名曰“启封”，“开国大印”最终面世。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政令，都盖上了这枚鲜红的印章。

如今这枚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是中华民族获得新生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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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堂

费孝通第一次认识到何为民主

中山公园社稷坛北侧有一座传统的皇家建筑：它面阔五间，气势恢宏；红墙黄瓦，气势不凡。仔细端详就会发现，整栋建筑的房梁结构呈现于外侧，在这些木质的房梁结构上，覆有青绿彩绘，随处可见金龙图案，由此可见这座建筑旧时的精美和尊贵，这就是如今的中山堂。

中山堂建于明朝永乐十九年（1421年），距今整整600年，是明清两代皇帝在社稷坛祭祀时休息的地方。如遇天降大雨，皇帝就在殿内摆设供桌向南行礼，故称“拜殿”。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曾在这里停放灵柩。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1928年，民国政府将拜殿改名为“中山堂”。

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各界代表在中山堂召开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为获得新生后的北平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北京联合大学的赵连稳教授讲述了当年的细节。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召开，25个行业的332名代表与会。8月10日，周恩来到会，作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与建设新中国》的报告。8月13日，毛泽东来到会场并发表讲话，他对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召开的价值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它开启了地方人民政权建设的先河。

毛泽东在讲话时还从衣兜里掏出一封市民来信，他说市民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物价高涨；二是捐税多，失业多；三是共产党员吃苦耐劳，工作勤奋，军纪严明，这是好的地方。”他请代表们讨论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会议充分发扬民主，代表们对恢复发展生产、教育、捐税、市政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如修葺天安门、拓宽广场、修建烈士陵园等近180份建议。

此次会议开民主协商之先河，在北平各界引起广泛影响。1949年8月31日，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费孝通的《我这一年》，文章说，在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上看到的场景，让他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民主：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使他第一次对民主的形式和民主的事实有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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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饭店

为“开国第一宴”砌新灶台

北京饭店距离天安门广场仅咫尺之遥，它矗立在这里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毛主席带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六百多名代表，来到北京饭店，参加了“开国第一宴”。

上世纪七十年代进入北京饭店工作的彭晓东，常与当年的饭店老员工聊天，对七十多年前那段历史非常关注。

如今去过北京饭店国宴大厅的人不少，提到“开国第一宴”，大都认为它是在国宴大厅举办的，其实国宴大厅是1954年才建成，“开国第一宴”并非在此举办。

上世纪初，法国人经营红砖老楼的北京饭店时，于1917年在红砖楼房的西边又盖了一座七层高的法式洋楼（现称中楼），在一层的北面建有一个可供三四百人用餐的西餐厅。西餐厅的南面建有一个可供两三百人跳舞的舞池，舞池的东边还有一个前厅大堂。如果把西餐厅的大门打开，西餐厅、舞池以及前厅大堂三处可以相连成为一个整体，大约可供千人同时用餐。

彭晓东说，“开国第一宴”就设立在法式七层洋楼的前厅大堂和舞池与西餐厅。主席台设在坐北朝南的西餐大厅里，“遍览1949年的北平城，在哪儿也找不到这么大的餐厅了”。

当年对“开国第一宴”没有详细记载，彭晓东一直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后来他偶得一本“北京饭店职工1949年10月上半月薪饷领收证明册”。上面记载了参加“开国第一宴”的181位员工，当天的大厨有朱殿荣、王杜堃、李福连等九位制作淮扬菜的名家。

朱殿荣的二弟、在北京饭店给周恩来理发长达20多年的朱殿华，曾向彭晓东讲述过“开国第一宴”的一些细节。在1949年10月1日的前几天，朱殿荣特地让饭店的瓦工新砌了几座新灶，装上几口大铁锅。10月1日那天，朱殿荣在厨房里和其他厨师一起，在新砌的灶台前，为600多名政协代表做出了一道道可口的美味菜肴。

1949年10月1日之后，中国人民迎来了全新的时代。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北京饭店多次成为国宴的举办地，记录了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发展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