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岫 张玉瑶

编者按

浴火重生的新中国，处处散发出非凡的活力。艺术家们将目光转向全新的时代，开始创作出真正反映人民生活的艺术作品。这一时期，体现“新思想、新品质”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在这些作品里，洋溢着人民当家做主的喜悦之情，甚至北京的诸多名胜古迹，也开始注入新的文化内蕴：一曲欢快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让北海公园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皇家园林，注入了孩童的朝气与欢歌；一出《龙须沟》，为旧时的大街小巷，描绘出新的蓝图。

这些有着独特美感的作品，仿佛在告诉世人，这是一个与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时代。在这个全新的时代，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全新艺术。这些艺术作品，主角不再是传统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而是普通如你我的每一位社会主义公民。一代代艺术家，也在用他们的至情至性告诉读者，经过千锤百炼，普通人同样能够在作品中闪耀着艺术的光芒。

本期红迹，本报与您一起探访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批传世名作的诞生地。

红迹 77

北海公园

“祖国的花朵”踏歌行

夏日里的北海公园，鸳鸯和麻头鸭结伴穿过白塔寺的倒影，岸边的孩子们好奇地盯着垂到地面的柳枝……每个细节都是风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表现校园生活的儿童故事片——《祖国的花朵》及其传唱至今的主题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就诞生在这里。

从公园西南门进来不多远，便是电影《祖国的花朵》雕塑群（分别为听志愿军叔叔讲故事、让我们荡起双桨、志愿军叔叔来信了），很多游人在此摄影留念，更不时有人哼唱起这部电影的主题歌《让我们荡起双桨》。

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周伟婷老师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公映的儿童电影有《鸡毛信》《为孩子们祝福》《表》《三毛流浪记》等，这几部儿童电影虽然各有建树，但还没有表现新时代少年儿童“新思想、新品质”的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下，《祖国的花朵》应运而生。该片拍摄于1954年春，1955年在全国上映。该片由严恭执导，林蓝编剧，赵维勤、李锡祥、张筠英、张圆等主演。讲述的是在北京小学五年级甲班的同学们有困难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调皮捣蛋的“差学生”江林和傲娇自私的杨永丽在同学们的帮助下终于戴上红领巾的故事。

王玲是《祖国的花朵》里的演员之一，1954年拍摄电影时她11岁，就读于北京东城区前圆恩寺小学。接受《北京晚报》采访时，她年近八旬，是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的退休教师。

拍摄这部电影时，跟组的一共有二十位小演员，都被称为“小花朵”。说到自己是怎么被选进剧组成为“小花朵”的，王玲说，当时她参加了天桥剧场建成后的首场演出，她所在的前圆恩寺小学送演的是一出独幕歌剧。表演完毕后，有两位观众伯伯过来问了她好多问题，诸如你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呀？几岁了？家住哪儿啊？等等。过了一个星期，王玲正在院子里玩儿，有两个大人来找她。王玲认出是天桥剧场的那两个伯伯。原来，因为天桥剧场首场演出都是少年儿童节目，严恭导演和苏里副导演就来为《祖国的花朵》挑小演员，挑中了王玲。在王玲家，严恭导演问王玲：“让你拍电影，你愿意吗？”王玲说：“愿意啊！”就这样，王玲的妈妈和学校都同意后，王玲就正式进入这个剧组，成为二十位常驻小演员中的一个。

北海公园则被导演选为《祖国的花朵》的主要外景地。电影中班长梁惠明（赵维勤饰）读志愿军叔叔的信的场景，就是在北海的五龙亭拍摄的。

补白

船下有人好划船

电影《祖国的花朵》还诞生了一首非常动听且列入少儿音乐课教材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

当年《祖国的花朵》演员之一的王玲告诉记者，大家都是在船上学会的这首歌，作曲家刘炽一句一句地教他们唱。当时，电影里看到他们唱歌的镜头，都是真唱，绝不是对口型。电影拍摄完成之后，导演又请专业合唱团配了这首歌曲。

电影中，小演员们划着船唱着歌奔向五龙亭的情节，也成为《祖国的花朵》中的标志性片段。记者向王玲提出了自己的疑惑：用手划船连成年人都费劲，这些小学生怎么划得如此轻松？而且湖面上有风，几条船怎么能如此整齐地都驶向一个方向？

王玲道出玄机：船底下有人！

原来，剧组的工作人员，包括作曲家刘炽，都下水推船了。当时天气已经变凉，刘炽等人喝了点白酒，让身上暖和点，再脱了衣服下水。船上是小演员们奋力表演，船下是工作人员把几条船一起推向五龙亭。这才有了小演员们边唱歌边划船到五龙亭的经典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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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故居

丹柿小院映丹心

从灯市口西街拐入丰富胡同，迎面第一个门便是老舍纪念馆，这里曾是老舍先生在北京的最后一处居所。从他诞生的小羊圈胡同，到读书求学的西城丰盛胡同，到担任小学校长的方家胡同，再到横跨重洋、辗转大半个中国后，晚年归根定居的丰富胡同，北京城里的处处踪迹，连绵成老舍与这座城市割舍不断的情缘。

这座故居分里院和外院，外院正房原是舒乙曾经的住处。从二门进去，迎面是一个绿色的木影壁，镶着老舍夫人胡絜青写的福字。绕过影壁，便是一个整洁爽净的小四合院，院中立着老舍先生的塑像，还安放着他从前养鱼的大鱼缸，几尾金鱼在水中安适地闲游着。正房前那两棵老舍从西山移植来的柿子树，已经长得粗壮繁茂，枝叶参天。胡絜青给这座小院所起“丹柿小院”的美名，已是老舍家的别称。

小院是老舍夫妇珍爱和自豪的宝贝。1949年，老舍从美国归国，受到各方热烈欢迎。为了有安静的创作环境，他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可否私人购买一所小房，周总理爽快地答应了。朋友替他物色到东城丰盛胡同10号（后地名变更为丰富胡同19号）的这座小院，他花了100匹白布买下来，次年全家搬了进去。老舍一生爱自然、爱生活、爱干净，十分用心布置小院，院中草木葱茏、花香四溢，屋内纤尘不染、书画高致，来做客的朋友都赞不绝口。

如今正房还保留着原先的布置，中间是待客会友的客厅，东边一间是胡絜青的画室兼卧室。西边耳房则是老舍的书房兼卧室，放置着红木床、壁橱、书桌等家具。书桌上，还放着老舍用过的眼镜、笔、烟灰缸等遗物，一本打开的台历停留在1966年8月23日：他去世的前一日。就在这间屋里，老舍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16年，写下话剧《龙须沟》《西望长安》《茶馆》、小说《正红旗下》等传世作品。这些新中国成立后的代表作，将他的创作再度推向高峰。

写于1950年的《龙须沟》讲述了人民政府治理臭水沟、让人们过上好日子的故事，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缘于对老北京生活的熟悉，老舍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平民形象。《龙须沟》为老舍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他也是新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艺术家。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卢刚介绍，老舍之所以能获此荣誉，首先是因为他真正植根于人民。贫寒旗人家庭的出身，让他从小就熟悉底层人民生活，对他们怀有深深的同情；第二则是因他服务于人民，不是高高在上的教导，而是敏锐抓住时代浮沉在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心灵上投下的痕迹，将其真实而鲜活地呈现出来。

小院东西两屋，现陈列着老舍的生平事迹和纪念物。青年远赴英伦，中年投身抗战，晚年热情参与新中国建设，点点滴滴显示着他的热忱与勤恳。

位于八宝山的老舍胡絜青合葬墓碑上，刻着一句话：“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这是老舍写给自己的墓志铭。坐在故居柿子树的绿荫里，我们怀想着这位正直、尽责又温和的主人的身影。不多时日，柿子又该挂满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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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故居

居安思危的国歌

在地铁北新桥站和张自忠路站中间，有一条细管胡同。胡同口墙上，有一面宽阔的五线谱金属浮雕，偶有行人驻足哼唱，正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熟悉曲调。五线谱斜下方，是歌词作者田汉的头像和简介。他的故居，就在细管胡同9号。

故居如今是居民住所，墙上的铭牌告诉我们，田汉从1953年起住在这里，在这里写下经典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和京剧《白蛇传》《谢瑶环》等作品。据田汉长子田申回忆，院子是两进的四合院，出身湖南农家的田汉和母亲都喜欢园艺劳作，曾在后院里搭了葡萄架，种了枣树、丝瓜等，夏天浓荫蔽日，秋天果实累累，文艺界的朋友来做客时，都为田汉家的农家田园风味所倾倒。

田汉是中国现代戏剧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另两位是欧阳予倩、洪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以《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等作品闻名剧坛，当国家苦难日益深重时，他发起并投身左翼戏剧运动，用戏剧进行启蒙。

1932年，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了进一步唤起民众爱国思想、扩大宣传，他和夏衍、司徒慧敏等中共文艺工作者转入影响力更广泛的电影阵地，拍摄了多部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左翼电影，1935年的《风云儿女》就是其中一部。这部电影以抗战为背景，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走向爱国抗敌道路的故事。电影由地下党电影小组领导的上海电通电影公司拍摄，田汉写出故事梗概，夏衍将其改编为电影台本，许幸之导演。如今国歌的歌词，正是田汉笔下作为诗人的主人公在觉醒后所写长诗《万里长城》中的一节。田汉刚写完这节，就被国民党抓捕入狱。年仅23岁的青年音乐家聂耳听闻后义愤填膺，他本人正是由田汉介绍入党的，在创作上和田汉更是一对黄金搭档，于是聂耳主动请缨为诗谱曲。词曲经多次修改、试唱，被定名《义勇军进行曲》，随电影上映后，传唱大江南北，乃至海外。

开国大典前夕，马叙伦等人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大家一致同意。田汉自己提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歌词有历史意义，如今新中国成立，应换作新的歌词。周恩来则说，还是用旧的歌词好，这样才能鼓动情感，居安思危。1982年，这首歌终于以它最初在民族危亡中诞生的版本，被正式定为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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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故居

赤子之心贯穿诗人一生

东四十三条97号，是诗人艾青的故居。这是艾青在北京的第二个家。第一个家在原丰收胡同21号，是艾青1956年和妻子高瑛结婚之前买的，如今那条胡同已经消失。直到1990年，他才迁入东四十三条，在此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六年。

故居外观朴素，朱红色的大门紧闭，一直作为私宅使用。来往行人不经意地走过，未曾知晓这扇门内曾经栖留过一位老诗人。据去过这座小院的人讲，院中有一棵高大的玉兰树，是迁此新居时艾青和高瑛从老家浙江移植来的，每到春天依然缀满花朵。

艾青一生几经波澜，但正像这棵玉兰，有无比坚韧、持久的生命力，他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曾歌唱出自己的声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艾青从巴黎学画归来，投身左翼美术家联盟，却以一首在国民党狱中写就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扬名诗坛。这首长诗，充满了对苦难底层人民的血肉之情，兼以臻熟的艺术技巧，真切动人。抗战时期，因为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对侵略者的愤恨，艾青接连写下《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等名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直白沉郁的咏叹，是诗人剖出的一颗赤子之心。

1941年，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诗名已盛的艾青决定奔赴延安。在那里，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进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工作，担任《诗刊》主编，为文艺抗战尽心尽力。针对延安文艺当时出现的一些倾向，1942年春，毛泽东在和艾青、丁玲、萧军、何其芳等作家谈话的基础上，召开了影响深广的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前后给艾青写过三封信、会见两次，请他收集文艺方面的意见，毛泽东朴素、谦逊、勤恳的作风，给艾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座谈会后，艾青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去，还为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写下了同名叙事长诗。

1978年，艾青带着《归来的歌》重返诗坛。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位一直拥抱土地和太阳的诗人，依然歌唱光明，咏出《鱼化石》《光的赞歌》等晚年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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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故居

现代儿童文学的始发地

中剪子巷33号是冰心在北京的居所。她曾在这里度过了10年的青春时光。她的首篇小说《两个家庭》及笔名“冰心”皆诞生于此。

中剪子巷是东城区交道口一带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北起府学胡同，南止张自忠路。路面最宽处有6米，在北京算是比较宽敞的一条胡同。冰心故居所在的33号，门没有开在门面上，而是在一个凹进去的位置，很容易错过。

冰心故居如今已无法识得当年的模样，虽然门口右侧的墙上有冰心故居的石牌，但内里已被分割为多家住户使用的民居，能看到的只有曲里拐弯且狭窄的通道。

冰心1900年10月出生于福建，原名谢婉莹。1913年全家迁居北京，住在中剪子巷33号（旧时的门牌为中剪子巷14号）。在这里，冰心读完了中学和大学。大学时代，冰心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开始文学创作，并加入文学研究会。

1919年8月，冰心在《晨报》发表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自此，以一系列触及社会、家庭、妇女等人生现实的问题小说引人注目。

《两个家庭》以“我”的视角讲述了两位男士娶了不同教育背景的女士组建家庭后，形成的不同人生轨迹。冰心通过这篇小说，旨在探讨女性受教育程度对生活以及对丈夫事业的影响。就今天的文学评论高度来看，冰心这篇小说有很多局限性，但这篇小说所提出的女性教育等问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非常先进的。

对于作者而言，这篇小说更为重要的是，她首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在《〈冰心全集〉自序》有这样一段文字：“我醖釀了些时，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很羞怯地交给放园表兄，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从1913年至1923年，冰心在这个院子里住了整整十年。对于她近百年的人生历程来说，这十年并不算长，但作为她的文学始发地，中剪子巷的十年却是她人生的高光时刻之一。

冰心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其间把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是中国早期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寄小读者》也成为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影响了几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