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鼎 铁木伦
三十多年前，笔者拜访了狄恒业老人。他向笔者讲述了一件关于李大钊先生墓碑的陈年往事。
1951年“七一”前后，他的父亲、民国时信诚杠房的老掌柜毓狄，被北京市委的相关人员邀请至办公室。原来，在此之前，叶剑英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毛主席问道：“当年我给李大钊先生写过一块墓碑，不知还在不在？”
毛主席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重视，政协召开会议后，就把毓狄请来，向他咨询这事（当年安葬李大钊的是信诚杠房）。不过，毓狄告诉他们，当年安葬李大钊是二儿子狄恒业一手经办的。于是，有关人员就把狄恒业找来。
狄恒业告诉他们，他确实见过那块墓碑，碑有一米多高，两尺多宽，上书“革命领袖李大钊之墓”，落款清清楚楚地刻着三个字：毛泽东。狄恒业又告诉他们，这块墓碑与棺木一起被埋进李大钊的墓里了。于是，此事就搁下了。
几十年过去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万安公墓被捣毁，李大钊及夫人的合葬墓也被破坏。1978年，万安公墓开始复修。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大钊和夫人的墓被迁至如今万安公墓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在起灵的时候，人们从原来李大钊和夫人的合葬墓里确实挖出了一块墓碑，上书“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但墓碑上没有毛泽东三个字，也不是毛主席的书体。这块墓碑没有个人落款，是北平地下党以组织的名义篆刻的（如今，这块墓碑保存于万安公墓里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这就引出一个疑问：狄恒业见过刻有“毛泽东”三字的墓碑哪里去了？笔者记得，狄恒业当年说过，在安葬李大钊时，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何继鸿还亲自对狄恒业说过，这是毛泽东写的碑。
为此笔者再次走访过许多人。后来了解到，当年有不少进步人士给李大钊先生写过墓碑：毛泽东写过一块，狄恒业还冒生命危险保护这块石碑；北京大学教授贾毓麟写过一块墓碑（有说法认为，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里的“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就是他题写的）；根据记载，刘半农也写过一块墓碑。
对于毛主席写的那块墓碑，笔者后来又多次访问了狄恒业老人，他也回顾了安葬李大钊的经过。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先生遇害。李凌斗（李时）具名向当局领取尸首，那万录（万廉夫）到京师看守所交涉具体事宜。后又由李时出资委托庆寿木厂经理李荣久（乐亭同乡）到前门外三里河德昌木厂购柏木棺和寿衣改殓。随后他们买通关系，将棺木从长椿寺移到妙光阁浙寺暂厝。
李凌斗和一些进步人士在此举行了祭奠活动，事后反动当局将李凌斗等人逮捕。后经审查，他与李大钊无亲属关系，被熊希龄等人保释出狱。熊希龄还听取中共地下党人张永海（党内化名张伯渊）的建议，将李大钊夫人和子女接到香山慈幼院，安置在香山南麓、慈幼院首善工厂织布场职工宿舍里，每天派人送饭，以避风头。后来将李大钊亲属送回乐亭老家。
六年后，1933年4月，李大钊亲属来京，李时以及北平地下党组织与李大钊亲属商酌后，决定将李大钊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4月13日，香山慈幼院评议会评议员蒋梦麟与地下党负责人，买好万安公墓内“土区仁字组”10号墓穴，并在户账目表册第97号上注明“李大钊守常宅”，说明栏为“蒋梦麟代办”。4月15日，北大图书馆副馆长何继鸿找到信诚杠房老世交毓狄，谈到为李大钊安葬的事情，但没人敢接，何继鸿很是为难。正好，毓狄的二子狄恒业在家，他接下了这个差事。
1933年4月23日，北平市民为李大钊举办公葬。狄恒业带领60多人，到妙光阁浙寺为李大钊请灵安葬。他们一去，就看见周边密布军警、特务。这时，主事人对狄恒业耳语说，寺里还有一块碑要一起运走。这可把狄恒业吓坏了，不运吧，影响信诚杠房的声誉；运吧，被查出来就是掉脑袋的罪。
这可把狄恒业急坏了，他知道这事还不能耽误，时间长了准要出事。狄恒业和领杠的孟头儿商量，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借口台阶太高，没法发丧，必须找一些条石把台阶垫平。因为杠房有大车，他们借拉条石垫台阶的机会，把那块墓碑装上了车，也没刻意包裹，抬杠的人把棉袄一扔，就盖上了。他们用条石将台阶弄好，人全注意这边了，于是，赶大车的拉起车就出了大门。
北平城内，送葬的队伍中，前面有几百护灵的学生，抬着花圈挽联，后边是围观的市民，学生一边走一边喊口号，突然有一队军警三轮摩托车，上面架着机关枪追了上来。护灵的学生并不害怕，对着他们喊口号。到西单路口，三轮摩托车队进了胡同，狄恒业让送葬队伍赶快走，到了西四路口时，只见一队消防车一字排开，军警打开水龙头，粗大的水柱喷向走在前面护灵的学生。学生们浑身湿透，可是学生们护着花圈挽联，毫不畏惧，高喊：“李大钊精神不死！”“李大钊永垂不朽！”他们一边喊口号，一边向前挺进。
送葬队伍经平安里来到新街口，在“天顺成布铺”门前又有一队消防车对学生喷了一回水。当时来送别李大钊的市民特别多，即便是用消防车，也没有把人群驱散。
狄恒业加快步伐，出了西直门后，立即将32人大杠改成16人小杠，每5根电线杆一换人，这样送葬队伍的速度快多了。狄恒业斜穿海淀，直奔青龙桥后身的玉泉山，最后平安到达万安公墓。以防万一，他们将李大钊的灵柩立即下葬，并将墓碑也一起埋进墓里。
在听狄恒业讲述这个故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访问住在香山一带的杨春华老人，向他咨询有关熊希龄办慈幼院事情，没想到了解到了关于埋葬李大钊的一个细节。杨春华老人说：“当时埋李大钊时，万安公墓的少掌柜不叫下葬，说旁边墓主的家属不让他们把李大钊埋在附近。可是李大钊灵柩就要到了，怎么办？可巧，离此不远处，有一个叫红带子的墓地，而且那里正好有一个刚挖好的坑口，他们就把李大钊埋到红带子坟儿了，后来才埋到万安公墓里。”
这是一个线索，我仔细查证发现：1933年5月28日，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去世，这时离李大钊安葬在红带子坟才三十多天，于是，“那记棺材铺”承办了赵纫兰与李大钊合葬的事宜（李大钊当时所葬的红带子坟就是“那记棺材铺”一个墓主的家属让出来的），并将他们合葬于万安公墓。
至此，问题豁然开朗，谁能想到李大钊先生曾先后安葬过三个地方：第一个是红带子坟，安葬了35天；第二个墓地是万安公墓，他和夫人的合葬墓地，安葬了50多年；第三个，就是如今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里的墓地。
经过这样分析，红带子坟墓里，或许葬着的就是毛泽东为李大钊烈士书写的墓碑，当年在迁坟时，没有看见或是看到怕生是非，没有同灵柩一起葬进合葬墓。如果史实无误，寻找红带子坟，或许能找到当时毛泽东为李大钊题写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