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钟楼北望，200米外，有一组非常齐整的古建筑，宽大的歇山顶尤其醒目。这就是钟鼓楼一带，名气不大，但很重要的建筑——宏恩观。

曾经，它是工厂，是菜市场，是文艺青年聚集地，变换着各种面目，灰头土脸地混迹于豆腐池胡同里。这两年，随着中轴线申遗，有关宏恩观腾退的建议一次次浮出水面。2020年，东城区“两会”重点提及了宏恩观腾退项目。如今，宏恩观已完成了环境整治和展示利用方案编制，正逐渐变回一片清净之地。

这座名不见经传的道观能与中轴线申遗挂钩，主要是因为它的位置好，东边紧挨着中轴线，人称是“龙尾之要”。在北京的城市规划史上，这座道观的前身，更是举足轻重。

院内光绪年间的三通石碑，大致讲出了宏恩观的历史：宏恩观的前身是始建于元朝元贞年间（1295年至1297年）的千佛寺，该寺建在元大都中轴线的最北端，意在护佑皇城。

据城市考古泰斗徐苹芳研究，元大都中轴线南起南城门“丽正门”，向北穿过元大内，至城市最高点“齐政楼”，即今鼓楼的位置。元成宗年间，在齐政楼以北修建了“大天寿万宁寺”，即今钟楼所在地。

元朝的中轴线通过大天寿万宁寺后，又继续向北延伸，最终被千佛寺阻断。有专家分析，这一前一后的两座寺为同期修建，是同一规划中的两组建筑。千佛寺作为元大都轴线上收尾的公共建筑，用以阻断王气外泄。今日宏恩观前、后的东西向胡同，也属于元大都原始规划的城市肌理，为光熙门至平则门间22条胡同中的一部分。

明朝沿用了元大都的中轴线，但轴线上的建筑大多拆旧建新，千佛寺与政治无关，成了当年轴线上仅存的元代建筑。明宣德皇帝曾对它进行了为期五年的大修，1438年改名吉祥寺。

在清乾隆年间的《京城全图》中，这里已经分成了三座庙宇，自西向东分别排列着天仙庵、清净寺和地藏庵。到了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寺院香火惨淡，僧人准备把房产卖给洋人。幸亏被内务府官员厚安制止，他感慨说：“斯地当龙尾之要，为诸天佛菩萨所降光昭灵者，安得毁于外人哉！”于是自己出资，把庙产买了过来。

1887年，慈禧的掌印太监“印刘儿”见“庙貌倾颓，美材独存”，遂出重金重修，更名“清净宏恩观”。太监“印刘儿”利用自己的权势，在北京修建过二三十座大小道观，这些庙宇很多都成了退休太监的养老院，可算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民国时，政府决定废止一些道观，许多道观因此改成了学校、机关和军营，但宏恩观因为有太监居住而幸免。1936年，国民政府进行了产权登记，当时宏恩观的住持是石善宝，观里还养着十多个老太监。

从登记文书可见，那时的宏恩观家大业大，拥有房产88间，附属房产104间，222尊神像，250件礼器、9件法器，是一处规模很大的宗教活动场所，为附近百姓烧香的地方，也是出宫太监的养老之地。跟随溥仪的太监曾回忆说，因为溥仪秉性暴虐，很多太监跑回了北平，无处安身又没有积蓄，经常聚集在宏恩观内潦倒度日。

上世纪60年代，北京标准件二厂进驻宏恩观，顶梁为金丝楠木的正殿被改造为热处理车间。尚可庆幸的是，顶上的合玺彩绘如今仍依稀可见。

1990年代末，钟楼前的大市场被拆除，新市场挪到建在观内的厂房里。上高台阶，走进宏恩观的山门，就是热闹的钟楼菜市场。2004年，文莱华裔建筑师还将宏恩观的一部分改造为高档会所，并在2010年时接待了时任英国首相的卡梅伦。

如今，命运变幻莫测的宏恩观终于复归平静，但它所沉淀的，是这座城市的发展痕迹，就像老人的皱纹一般不可磨灭。

上世纪40年代，摄影家莫里逊在钟楼上边拍过一张宏恩观的俯瞰。远处建筑为宏恩观，大庙周边是瓦屋连绵，院落比邻。宏恩观的大殿显然要高出周围的建筑，庄严宏伟。道观前面是开阔的钟楼后广场，彼时行人三三两两，惬意地享受着冬日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