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京城留存有数不胜数、积淀悠远的文化遗迹。为帮助居京或来京的朋友更切实、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这座“文化中心”的深厚内涵，本报推出“北青版”京城文化路线。我们将以实地寻访的方式，带领读者用脚步丈量这座古老又崭新的城市，去阅读、品味、感受并触摸它的肌理。我们期待，这样一条线一条线地交织起来，将呈现出一幅既有温度又有时代感的京城文化地图。

8月21日，北京已是夏末秋初时节，但午后时分，暑热余威犹存。“青睐”会员一行人跟随北京年轻文史学者高申（“申哥”），在宣南地区的金井胡同、上斜街、下斜街展开寻访之旅，这里会馆林立，曾有许多名人居住，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

高申详细介绍了胡同内的几处名人旧迹，包括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故居、康有为等维新派的“阵地”河南会馆、诗人龚自珍故居、相传曾是年羹尧宅邸的东莞新馆……除此之外，沿途还曾有许多小会馆，高申也逐一指出，包括武宁会馆、湖州会馆、绍兴县会馆、关中西馆、台州会馆分馆、唐县会馆。有会员好奇他是如何考证出来的，高申回答，为了确认这些地点现在的位置，他拿着民国时期的老地图以及相关资料，反复走了五遍。

除了考证细致详尽之外，高申的现场讲解也别具特色，颇有“说书”之风：语气抑扬顿挫，停顿恰到好处，重点掷地有声。他在介绍大家不熟悉的人物时，往往使用名人作比，以便大家理解：康有为与康广仁的关系就像苏轼与苏辙；奕绘与顾太清的关系就像赵明诚与李清照。顾太清是什么人？“满洲词人，男有纳兰性德，女有顾太清！”“青睐”会员听得津津有味，以致活动结束时意犹未尽，纷纷表示：“这就结束了？还没听够呢！”

金井胡同

中国现代法律奠基人

沈家本的京城故居

位于金井胡同1号的沈家本故居，是寻访线路的起点。因为疫情原因，这里暂停对外开放。从院门口的参观说明中可以看到，这是一处占地千余平方米的三进院落，第一进院落的东耳房扩展成五间二层小楼，是沈家本著述、藏书之所，名为“枕碧楼”，楼中曾藏书5万余卷。

在高申看来，沈家本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可以用“居功至伟”四个字来评价其成就。清朝末年奉命主持修订法律期间，沈家本“参考古今，博稽中外”，为了实现“会通中外”的修律方针，他积极组织力量，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作为修律的蓝本。同时，奏请设立法律学堂，培养专门司法人才，聘请外国法学家充当法律顾问，派员赴外国考察。在他的建议下，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酷刑得以废止。可以说，他是中国现代法律的奠基人。

金井胡同1号，本来是归安会馆（又名吴兴会馆）所在地，归安、吴兴均为现湖州所辖地域，而沈家本正是湖州人士。他出身刑部世家，曾长期在刑部任职。1892年，沈家本离开刑部外放，历任天津知府、保定知府。1901年，“新政”改革为他提供了大展宏图的良机。沈家本升任刑部右侍郎，回京就职。离开刑部8年又重回故地，他开始迎接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也就是在这一年，沈家本买下已经废弃的吴兴会馆，稍作修整就住了进去，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十余年的时光。

高申告诉大家，枕碧楼非常漂亮，修复后二层被辟为阅览室，“很多人参观一圈就走了，不知道（有阅览室），大家以后可以上去坐坐、看看书。”

“既然叫金井胡同，咱们得看看这口井。”高申往左前方走了几步，只见一圈金属栅栏中间围着一块方形石板，石板上均匀分布着四个圆孔。然而，圆孔下面并没有井，而是土地。高申解释，四眼井原来并不在这里。他走到院落前方绿地的坡道上，告诉大家此时脚下的位置才是井的所在。沿着坡道上至高台，高台中间的地面覆以玻璃，下面是个长方形的空间，里面杂草丛生，隐约可见两段残垣。“大家猜猜这是什么？”稍后高申公布了答案，“这是一块影壁。”沈家本故居后来变成大杂院，住户们看到这面影壁很好，四面磨砖对缝，就把它拆了拿去修补房子，不承想，只有四周能看到的地方是好砖，中间都是烂砖头，最后就剩下一截儿废弃在这里。

上斜街

史料中未明确的康有为暂住地究竟在哪儿？

沿沈家本故居东墙向北走数十米就是上斜街。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而上下斜街却呈东北向西南倾斜的走向，只是上斜街是横街，下斜街是竖街，二者在上斜街西侧、下斜街北侧相交。明朝时期，这里叫做西斜街，清代分为上下斜街。

关于斜街的形成，有两个说法。其一是此处原有河道，河道本身不直，沿河走来形成的道路也就不正。不但方向不正，路面高度也不同，西高东低。高申让会员们感受一下，自上斜街东口向西走，实际上是在“爬坡”，西口比东口要高个一两米。道路两侧的房子大部分都建在台阶上，据传是为了防范街上的积水，这或许也可以佐证“河流故道”这一说法。上斜街成因的另一个说法是，这是一条连接旧城金中都和新城元大都的捷径。

清代会馆文化盛行。高申介绍说，会馆类似于各地的“驻京办事处”，不同之处在于并非政府出资兴建，而是常由旅居北京的官员集资，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还往往不止一处。上斜街因为距离宣武门仅有“一步之遥”，占据地利，600多米的胡同内就有不下10处会馆。

高申称，除了会馆多，上斜街的庙宇也多，路北曾有两座关帝庙，再加上西侧三庙街里的一座，三座关帝庙，由东向西分别被称为头庙、二庙、三庙。如今，头庙、三庙均已不在，二庙已成民宅，几经改建，只有山门还依稀可辨。

三庙街的得名，正是来自街上那座三庙。说到三庙街，高申介绍，这条街道在唐朝幽州城时期即已成型，被称为北京最古老的街道，当然，那时不叫这个名字。

上斜街36号康乐里小学的位置，是河南会馆所在地。

河南会馆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高申查证，与张居正同朝为官的河南官员高拱在上斜街购地拟建“中州乡祠”，初建之时，只有平房三间，却成了在京豫人的集会之所，这也是河南会馆的雏形。清朝康熙年间，在老房的基础上建起了乡祠以及配房，自此，正式称为中州乡祠。与此同时，河南籍官员还购买了中州乡祠对面的土地，建起了洛社。由此，河南会馆初具规模。此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多次扩建，河南会馆占地面积相当可观，南到达智桥胡同，北至上斜街，是河南在京会馆中占地规模最大的一个。

1895年，康有为率同一千两百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史称“公车上书”，河南会馆就是各省举子集会、签名的场所。此后，这里成为维新派人士开会议事的一处阵地。康有为发起成立保国会时，还曾经把这里作为会址。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是他在京的主要居住地，但除此之外，他还在上斜街暂住过一段时间，具体地点史料中并未明确。高申推测有两种可能：一是番禺会馆，因为番禺与南海，一个位于广州市东南，一个位于广州市西南，相距不远，也算得上本乡本土，住在番禺会馆顺理成章；二是河南会馆。康有为最初办《中外纪闻》、强学会，是在李鸿章招募主持修建的安徽会馆，后来他把强学会、保国会的基地改到了河南会馆。为了方便主持会务，康有为干脆在上斜街住了一段时间。如此说来，住在河南会馆无疑是最方便的。

与康有为一起暂住上斜街的，还有他的胞弟康广仁。康有为曾用“像苏轼与苏辙一样”来形容自己与弟弟关系之好。高申介绍，康广仁学过三年西医，当初来京本是陪伴病中的梁启超赴考。他与哥哥一样具有新思想，到京后，除了照料梁启超恢复健康外，他还帮辅兄长，参与新政。二人分工，康有为负责大事，他则负责“鸡毛琐碎”之事，“真是‘贤内助’一般的人物”！

“百日维新”受阻，康有为奉光绪皇帝旨意离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软禁，梁启超匆匆逃脱，康广仁被捕。后来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人被斩杀于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道路北侧是体量庞大的环球财讯中心。资料显示，这座大楼至少占据了两个会馆的位置，其中就包括湖州会馆。但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宣南历史地图集》中，把湖州会馆的点标在了金井胡同北口正对着的上斜街路北。高申认为这两种说法可能都对，因为会馆在正址之外可能还有附产。

太原会馆、番禺会馆

曾见证一段爱情故事  龚自珍故居尚在腾退阶段

转过身来沿上斜街西行，路南42号门牌东侧的墙上挂着一块牌子：金井胡同近代建筑。到底是什么近代建筑呢？高申告诉大家，这里是太原会馆旧址。太原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坐北朝南，有四进院落，部分是两层小楼，正门开在南边的储库营胡同里。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年间，这里曾见证了一段流传甚广的爱情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民国时期著名的革命者高君宇和诗人石评梅。这二人都是山西人，1921年他们就是在太原会馆举办的山西老乡会上初次相见的。

继续前行，路南侧出现一排施工围挡，里面是一排二层小楼，西侧楼体已修缮完毕，安上了崭新的木窗，东侧还在修缮中。高申告诉大家，这是四川会馆。与太原会馆一样，四川会馆也坐北朝南，正门也开在储库营胡同，它的占地面积比太原会馆还大，论规模在京城的四川会馆中绝对排得上号。

上斜街50号位于胡同南侧，门口的墙上有块小小的文保牌子，写着“龚自珍故居”几个字。院门十分简陋，只是在相邻房屋之间的夹道上安了两扇铁门，门上方钉了根木条，覆以雨搭。这个院落处于腾退中，部分居民还未搬走，院内房屋破败杂乱。

龚自珍是清朝著名诗人、文学家，他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几乎人尽皆知。龚自珍学问精深，但科举屡试不中，官品不高，一生怀才不遇，满腔愤懑，特立独行，当时被视为“怪人”一个。

高申说，龚自珍与清朝才女顾太清曾有一段“绯闻”。顾太清，满洲镶蓝旗人，号称“清代第一女词人”，满洲人谈论诗词，有“男有纳兰性德，女有顾太清”之语。她嫁给贝勒奕绘做侧福晋。奕绘是乾隆的曾孙，其祖父是乾隆最为喜爱的五子永琪，可惜永琪25岁时早亡。奕绘和顾太清都能诗善文，二人性情相投，夫唱妇随，好似赵明诚与李清照。后来奕绘病故，顾太清仍像丈夫在世时一样，与京城文人诗词唱和，这其中就包括龚自珍。一名与顾太清有旧怨的无聊文人，出于报复心理，把龚自珍的两首诗词相连加以解释，制造出了龚自珍与顾太清的绯闻。一时满城风雨，顾太清被逐出王府，龚自珍也黯然离京。

位于上斜街的这处宅邸，据说是被龚自珍卖给了潘仕成，后来又被潘仕成捐给番禺同乡会做会馆。高申简单介绍了潘仕成这个人物，作为晚清享誉朝野的官商巨富，潘仕成既好古也学洋，既是博古通今的古玩、字画收藏家，又承办军工，帮办洋务。他曾出资自行研制水雷，还曾从国外引进牛痘。

穿过广安胡同与上斜街相交路口，路南侧不远便是东莞新馆的大门。东莞新馆建于1911-1918年，是建立时间较晚的一个会馆。相传，这里曾是清朝封疆重臣年羹尧的宅邸。

年羹尧军功赫赫，被称为“年大将军”，但他最初是以文臣身份“出道”的。他21岁中进士，未满30岁被任命为四川巡抚。任内年羹尧数次平定内乱，逐渐显露出军事才能，受到康熙皇帝赏识，逐渐接管了四川、西藏、青海等地的军务。雍正登基后，他掌控西北军政大事，而后更因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受封一等公，可谓位极人臣、荣宠无双。但年羹尧的结局却很悲惨，他因为恃宠而骄，被雍正削官夺爵，赐令自尽。

资料记载，东莞新馆的门口颇为气派，金柱大门，门前有抱鼓石墩，门簪上悬挂“东莞新馆”匾额，两侧还有八字影壁。现在的院门早已不见昔日光彩，但门口两侧的八字影壁还在。这个院落也在腾退中，之前高申来过几次，都是大门紧闭，此刻难得开着门，大家便走进去一探究竟。

步入院门，一左一右有两棵大树，院内道路宽阔，房屋也很规整，从地面上不时出现的瓷砖、墙壁上间接出现的青砖和白色室内墙，可以看出许多自建房已经被拆除了，整个院子轩敞而寂静。探寻中，迎面走来一位自称本院住户的红衣老奶奶。她告诉大家，院内多数居民已经迁走，有一户姓皮的人家是年羹尧佣人的后代。高申认为，如果这里真是年羹尧的府邸，那肯定不止这一个院落，他之前曾听附近居民说，此地向东一直到番禺会馆，都是年府的范围。

下斜街

“感化胡同”名字是不是有“法治进行时”的感觉？

上斜街走到紧西头儿，南转便是下斜街。与上斜街相比，这条胡同更为幽静，路两侧的行道树浓荫匝地，覆盖了整个路面。路西有个黑色栅栏门，上空悬挂一块古色古香的匾额——“三晋宾馆”。高申告诉大家，百年前这里是三晋会馆，又称云山别墅。山西大体可以分为晋北、晋中、晋南，因此“三晋”也是山西的别称。彭真、高君宇等山西籍革命者早期经常来此开展革命活动。

三晋会馆建于清朝嘉庆年间，是由山西商人集资所建。当时会馆前部为规整的四合院，后部有一栋高楼，整体呈舫形，据说站在楼上可以远望西山，或许这就是会馆别称云山别墅中“云山”二字的来历。

沿下斜街南行，道路西侧有条东西向的胡同，叫感化胡同。高申戏称这个名字很有“法治进行时”的感觉。

民国初年，从三晋会馆到感化胡同的位置是一大片荒地，袁世凯执政的北洋军阀时期，这片地被用作刑场。高申顺便给大家讲述了刑场位置变迁的过程：元代在宽街路口北侧，明代在西四路口北侧，清朝在菜市口，民国时期在先农坛坛墙外（也就是天桥地区），最后是卢沟桥。

感化胡同这片区域作为刑场使用的时间并不长，但从北平的老地图上看，1947年这里仍很空旷。

下斜街40号为北京市第十四中学畿辅校区，是直隶会馆旧址。“畿辅”一词有两个释义：其一泛指京城附近的地区，其二是清代直隶省的别称。这里用的就是第二种释义。晚清名臣、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他在此修建了畿辅先哲祠。而十四中除了校区位于畿辅先哲祠旧址，其前身畿辅学堂也是由张之洞主持创办的。

高申介绍，据说直隶会馆原址只留下一块老砖，上面镌刻着会馆的平面图，具体如何待考。此外，会馆内的不朽堂，已于上世纪80年代移建于金海湖公园之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探访一下。

到了长椿寺，下斜街也就即将走到尽头。长椿寺建于明代，由万历皇帝之母李太后下令敕建，万历帝赐额“长椿”，寓意祝愿母亲健康长寿。明代长椿寺因为有皇家庇护，规模宏大、香火鼎盛，是“京师首刹”。

长椿寺最近一直处于闭馆状态，不得而入。寺院的山门坐西朝东，据介绍，寺内有前殿、大殿与后罩楼，虽有改建但原有建筑基本完整。在它西南方向即现在宣武医院至街心花园的位置，曾经有座浙寺，常被浙江旅京人士用作棺木停灵之所。“但是在这里停灵的最著名的人，并不是浙江人，而是河北乐亭人。”听高申这么一说，有会员马上反应过来：“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杀害，灵柩曾在长椿寺暂停，三天后改厝于浙寺，停灵长达六年，直至1933年才安葬于万安公墓。

2002年建设长椿街市政道路时，新旧道路之间包括长椿寺在内的一块三角地被保留下来，但建筑部分就保留到长椿寺，南侧辟为休闲广场，西侧则是新开通的马路。高申介绍，原来浙寺附近还有全浙会馆和土地庙。每逢农历初三、十三、二十三，土地庙都有庙会，是老北京四大庙会之一。现在，这些遗址都已无迹可循。文/本报记者  陈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