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民
鲁迅一生中向朋友借钱的次数不少，这在《鲁迅日记》中有明确记载，同时学术界有种流传较广的说法，在北京生活时，鲁迅借过高利贷。
《现代汉语词典》对高利贷的解释是这样的：“索取特别高额利息的借贷。”那么，鲁迅当时借钱的利息达到了多少，它是一般的民间借款，还是高利贷呢？
“月息一分”究竟是多少？
学术界较早提出鲁迅借过高利贷的说法，是湖南工业大学文学院教授甘智钢先生。他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八期，题为《鲁迅日常生活考证——鲁迅借贷情况考》一文，依托史料，对鲁迅一生中的借贷情况进行梳理与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向他人借钱的行为集中出现在1912年至1926年北京生活期间。十余年间综计借款次数高达65次，借款金额达4715元。该文从一侧面反映了鲁迅在北京生活期间的境遇与状况，颇具学术价值。
不过，在文中，作者认定鲁迅这些借款中有三笔为高利贷。他分别指出了这三笔借款的具体情况。
第一笔发生于1919年11月13日，当天的《鲁迅日记》记载：“上午托齐寿山假他人泉（‘泉’古音与‘钱’通，因货币如泉水一样流通不息，文人常将‘钱’称‘泉’——注）五百，息一分三厘，期三月。”三月期满后，鲁迅分三笔还清。第一笔是1920年2月9日，鲁迅“还齐寿山所代假泉二百，息泉十一元七角”；2月16日还第二笔，“还齐寿山所代假百元”；2月17日还最后一笔，“还齐寿山所代假泉二百，利泉八”。鲁迅还清借款本息，合计519.7元。甘先生认为，“三月利息达近20元之多，是较为惊人的。”
第二笔借款是1921年4月12日，当日的日记记载：“托齐寿山从义兴局借泉二百，息分半。”其用途是“周作人治病”。当年6月11日鲁迅一次还清本息，“还义兴局二百，息泉六。”
不到半年又有了第三笔借款，鲁迅1921年11月9日的日记记载：“下午从大同号假泉二百，月息一分。”用途依旧是“周作人治病”。关于这笔借款的归还情况，因鲁迅1922年日记已佚，无确凿记录。
甘先生得出结论，上世纪20年代高利贷是按月计息的，月息为一分至一分五厘之间。同时也说明，高利贷是当时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一常见的社会现象。
与甘先生持相似观点的还有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原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先生。他在2013年2月撰写的《日记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中也认为鲁迅定居北京期间曾经因生活所迫数次借过高利贷。
王锡荣先生提到了鲁迅在1919年11月13日的借债情况。他认为，“这次所借是高利贷，而且为期三个月，条件还是比较苛刻的。”
另外，他介绍了鲁迅常借债的债主，“第一位就是齐寿山（1881-1965）。鲁迅日记中最早借债的记载就是从他开始的……按鲁迅日记的记载，到1926年离开北京前，鲁迅向他借款共26次，数额高达1990元。”
王锡荣先生在文章中还提到，“鲁迅有一次通过齐寿山介绍，向义兴局借款达到了‘分半’也即15%的利率，还有一次从大同局借款，月息达一分（即10%）。借高利贷，这表明鲁迅家的经济状况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能不得已而饮鸩止渴……”
两位学者均认为鲁迅在北京生活期间，曾不止一次假齐寿山之手借过高利贷。对于两位学者的上述观点，笔者未敢苟同。
首先，月息一分所指的利率到底是多少？在民间，不同借款期限，“分”所代表的利息不一样。《现代汉语小词典》中对“分”是这么解释的：“分，利率，年利一分按十分之一计算，月利一分按百分之一计算。”
也就是说，如果是“年利一分”，那么就是10%的年利率。如果指“月利一分”，那么就是每个月利息为1%，一年的利率就是12%。如果按这个标准，王锡荣先生的著作中，“向义兴局借款达到了‘分半’也即15%的利率”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分半”如果是按月计，利息应该为1.5%，同样，“还有一次从大同局借款，月息达一分（即10%）”这句话也是错的，月息一分，并不是指每月利息为10%，而是1%。
通过鲁迅的第一次借款，我们来看看利息到底是多少。鲁迅借了500元，“息一分三厘，期三月”，按照约定的利息来看，每个月应为1.3%，即6.5元，三个月的利息应为19.5元，鲁迅最后还了19.7元的利息，两者大体吻合。也就是说，月息一分，指的是每月利息为1%。那么，王锡荣先生提到“分半”是15%的利息以及月息一分是10%的利息，是对“月息”的错误理解。
如果月息达到10%，那么一年的利息就是120%，这在任何年代，无疑属于高利贷。但是如果月息是1%，一年利率12%，这还是高利贷吗？在此，就需要展开第二个问题，民国时期，利息高达多少算是高利贷。
民国时利息多少算高利贷？
民间借贷自古有之，而作为民间借贷的伴生品——高利贷，在历朝历代都被认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统治阶级会予以管制，主要措施便是规定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在此以明清两代为例进行说明。《大明律·户律·钱债》规定：“凡私放钱债或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也就是说民间放债每个月的利息不超过三分，即3%，违者受罚。清代沿袭明代，在顺治五年四月，“谕户部：今后一切债负，每银一两，止许月息三分，不得多索及息上增息。”也就是借款利息最高不能超过每月三分，即年利率不超36%，而且不能利滚利。
中华民国建立初期，北洋政府延续了清代的利率政策。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此加大了管控力度，在《民法债编之立法原则》中即提出：“各国立法例，对于约定利率，有加以限制者，有不加限制者，然为防止重利盘剥起见，似应加以限制。”（《银行周报》13卷22号，1929年6月11日。）这一立法精神随即体现于1930年5月5日施行的《民法债编》中，该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约定利率超过周年百分之二十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也就是说，借贷的利息超过银行规定年利率的20%，超出那部分利息不受法律保护。
法律规定如此，那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中国社会民间借贷利率普通水准又如何呢？1930年5月，注重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同志，在时任江西省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等人的协助下，深入寻乌县大小乡村，对农村经济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1931年2月，他整理成七万余字的《寻乌调查》。在“钱利”一篇中提到，“钱利三分起码，也是普通利，占百分之七十”。也就是说，当时在乡村，借款年利率30%（年利三分，即30%）或者36%（月利三分，年利率就是36%）是普遍情况。
反观鲁迅这三笔所谓的高利贷，以其中利息最高的第二笔计算，鲁迅借了200元，息分半（即1.5%），两月后的6月11日，鲁迅还了两个月的利息6元，折算成年利率，不过18%。这一水准，无论是当时的法律层面，还是以民间普遍的借款利率相比，都谈不上高利贷。
齐寿山会给鲁迅放高利贷吗？
分析完借款利息高低问题，再来看看把钱贷给鲁迅者的那些人和机构都是什么来头？其中的“义兴局”，很多人都熟悉，它是齐寿山家族的买卖，这一点业已被学术界所共知。
鲁迅借款利息最低的一笔出自“大同号”。由于鲁迅日记所记过于简略，再加上齐氏兄弟三人1948年前后陆续定居台湾，在大陆的生意随即纷纷歇业，这些商号也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以至于后人对齐氏家族及其生意知之甚少。事实上，“大同号”是齐家早期开办的粮店之一。
上世纪20年代在北京从事粮店经营的迟子安在《旧北京的粮食业》一文中提到 ：“旧北京粮食业中的大户，我记得一些商号，大和恒(西珠市口)、大同(榄杆市)、和益局(泡子河)系山东人韩星久所经营的联号。”
“大同”、“和益局”，连同河北省束鹿县的“恒聚隆”，这三家齐家出资开设的粮店，他们聘请山东人韩辅臣、韩星久父子负责经营。1915年前后，正是在韩辅臣的建议下，齐氏兄弟在河南安阳置地建厂，取自家三所粮店“大同”、“和益局”以及“恒聚隆”的首字，将新厂命名为“大和恒面粉股份公司”，采用法、德技术设备，高峰时每天生产“狮子”牌小麦粉千余袋。同时，在北京前门外西柳树井26号（现珠市口西大街129号）设立“大和恒面粉分销处”，1919年更名为“大和恒粮行”，当时“大和恒”红极四九城，成为民国时期北京的著名品牌。
在鲁迅找齐家第一次借款时，“托齐寿山假他人泉五百，息一分三厘，期三月”。这个“他人”，由于缺少史料，现已无法确切获知真实身份。依笔者推测，可能性最大的还是出自齐氏家族的买卖，只是齐寿山未对鲁迅讲明。
众所周知，齐寿山与鲁迅自1912年起即在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治下共事，同事十余载，过从甚密。《鲁迅全集》里提到齐寿山多达两百余次。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鲁迅绍兴同乡、齐寿山留德同学——蔡元培或许最有发言权。蔡氏在《记鲁迅先生轶事》一文中写道：
“先生（即指鲁迅）在教育部时，同事中有高阳齐君寿山，对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先生职后，齐君就声明辞职，与先生同退。齐君为人豪爽，与先生的沉毅不同；留德习法政，并不喜欢文学，但崇拜先生如此，这是先生人格的影响。”
齐氏兄弟在西裱褙胡同31号的高阳齐寓住了四十余载，根据《鲁迅日记》中的记录，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从1913年6月14日（“午后同沈商耆、戴芦林往齐寿山家看石竹”）开始，鲁迅便时常至齐家，或小坐闲谈，或食蟹大饮，或观赏古物，还曾“以绒象赠其第三子”，当然也包括“假泉”。1913年6月到1926年7月10日，前后到访不下27次，仅1926年1月至7月，就高达16次。直到这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
按照两人的这种交情，齐寿山借用家族买卖的钱款放高利贷给挚友鲁迅，这种乘人之危的行为，于情于理似乎无法讲通。
再者，齐寿山个人并没有太多钱，他只是靠着自己的薪水生活，只不过他的家族有产业，而且鲁迅当时借款并不是小数目，鲁迅只能通过齐寿山找齐氏家族借钱，这笔钱毕竟不是齐寿山的私钱，鲁迅借来用并支付适当的利息，无可厚非，何况利息也不高。因此，笔者认为，鲁迅的三笔借款就是一般的民间借贷，与高利贷无半点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