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帆

2021年注定是“梁思成年”，由清华大学主办的《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从362件反映梁思成生平的照片、手稿、模型、书籍、信件、影像等各类展品中，人们对这位在中国建筑史上曾经书写了不朽篇章的大师有了更加细致的系统化了解，对他的敬意也自然又加深了几分。展会中让我特别难忘的展品，是梁思成的那些手绘图稿，图幅或大或小，却都是一笔一画描绘出的精品，工整、精致、准确、详细……总之，用所有想象得出的赞美语句来形容都显得毫不过分。任凭是谁看过一眼，留在脑海中“烙印”都再也挥之不去！

一 梁思成故宫佚作惊现于世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响应，就在我参观了《栋梁》展之后，一本出版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北京》，将一幅大师的佚作带到了我的案头，让我激动万分！原来，这是一本介绍首都北京的简明文史读物，在阐述“故宫”时，选用了一幅“从天安门到午门”的手绘图稿，上面的注解是：“图内第一重门是天安门；第二重门是端门；左面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右面是中山公园；第三重门是午门。午门内是故宫三大殿。”最重要的是，图稿明确标注是“梁思成稿”。

对着这幅图片，我久久凝视。这虽然只是一幅手绘故宫鸟瞰图的印刷版，但却通过简洁的笔触，勾勒出北京“中轴线”上最重要、最精彩的一段。学过建筑学的人都知道，“鸟瞰图”是建筑规划设计的基本概念图，鸟瞰图的视角、表现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建筑师对项目的规划理解和设计水平。而眼前的这幅图稿，就是画者根据对故宫的认识程度，将自己认为最精彩的部分用鸟瞰的方式加以表现。画者选取的视角是由“西北”向“东南”，与南北中轴线的水平夹角大约330度左右，垂直夹角大约30度左右。从鸟瞰图效果来看，采取这样相对平缓的“小视角”，可以将“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殿广场”尽收眼底，同时最大限度地将这一范围内所有重要建筑之间的空间关系表现清楚。

这幅图稿的绘画风格，用笔的特点，与梁思成留存于世的诸多素描手稿如出一辙，我毫不怀疑画者就是大师本人。在这幅图稿上，除了有天安门、端门、午门以外，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故宫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西侧的中山公园（社稷坛）、西路的武英殿、西华门、西南角楼、东南角楼、天安门内的东西两侧朝房等建筑（群）。最令人折服的是，图稿中对所有建筑物的交代，既有主要形体特征的描绘，准确位置的布放，又符合构图的透视原理，建筑物之间的比例关系也把握得十分恰当。能够达到这样高标准要求的图稿，即使放在今天掌握了计算机制图设计功能的建筑师面前，也不是一件轻易就能完成的任务，而七十年前的画者，除了一支墨线笔，其余就靠他装满古代建筑元素的大脑和一只具备娴熟表现力的“神手”。

很显然，画者在对故宫中那么多重要建筑的呈现中，把握了“有取有舍”“有主有次”的原则。从取景范围上看，他并没有选取故宫的全部，也没有选取“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区域，而只为人们揭开了“故宫”这出大戏的精彩“序幕”——从天安门开始一路向北，经过端门，进入午门，再穿过太和门，来到太和殿前的广场。戛然而止后，留给观众的是无限遐想。

而在图中描绘“天安门、端门、午门”这三座城门楼时，画者是将“午门”当做重点。一方面，这是作为紫禁城的“正门”地位所决定，午门本身就是皇权威严的建筑体现；另一方面，午门在紫禁城城垣的四座城门中，又是形状最特别，体量最大，高度最高的一座。午门墩台平面为“凹”形，并且突出于南面城垣之外，墩台高13米，门楼连墩台通高近37.95米，墩台上共建有5座楼阁。画者用细腻的笔法将午门的建筑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即对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有着重檐庑殿顶的“主门楼”有所表达，又将四座具有重檐攒尖顶的“阙楼”交代清楚。最不容易的是，克服了由北向南的视向局限性，将午门南侧“凹”形广场的宏大、庄严气氛也尽可能地表现出来。

还有一处重要的建筑细节，那就是午门墩台北面两侧用于登上门楼的“马道”。马道在城台造型上也起到了装饰作用，把墩台陪衬得既有起伏，又有层次感，使城楼气势显得更加雄伟。而画者在表现午门马道时，看得出丝毫没有懈怠，还是尽可能地将南北向“起坡”，东西向“折返”的关系交代得很清楚。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他对于午门的建筑结构体系掌握得非常透彻，再加上其高超的建筑细节表现能力，才能在那么小的绘制范围里，将午门如此复杂的建筑空间关系描绘得“纤毫毕现”，令人叹服！

此外，画者对天安门两侧的太庙、社稷坛，故宫西路上的武英殿等建筑群落，不仅用寥寥数笔勾勒出建筑的大致形状，而且在将这些建筑群落单独提取出来时，也像是一个个精致的建筑小品。经过画者如此精心的处理，不仅完整地再现了各座建筑物的真实布局，也使得整个图稿显得更加丰满。

二 佚作记载了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贡献

通过对这幅佚作的解读，我想说：如果没有对中国建筑历史文化的熟稔于心，没有对建筑规划理论的深刻理解，没有对建筑艺术手法的熟练把握，要想画出如此精彩的故宫鸟瞰图，简直就 是“ 天 方 夜谭”！而能够选取这样的视角表现如此宏大的场景，能够用如此娴熟、精准的笔触勾画出眼前这幅佳作的画者，非“梁思成”莫属！

这样的结论并非口说无凭，在梁思成的建筑生涯中其实早就与故宫有着深厚的渊源，而缘起则是他在“中国营造学社”的重要工作经历。中国营造学社是由中国近代历史名人朱启钤（1872—1964）创立的一个专业学术团体，建立于1930年前后，专注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在其续存的17年间，以一个民间组织的架构，一二十余人的规模，竟然完成了两千余座中国古建筑的调查，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史和建筑理论的研究范式，独力开创了一个学科，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建筑学术史上的一个传奇！

中国营造学社起初设在北京东城的宝珠子胡同7号，1932年7月，因工作人员增加至20余人，原有社址不敷应用，经“商得中山公园董事会同意，迁至天安门内西朝房为社址”，由此与故宫建筑保护结下不解之缘。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的前后，学社聘请梁思成（1901—1972）担任法式组主任，刘敦桢（1897—1968）担任文献组主任。通俗地讲，“法式”就是“图解”，“文献”就是“史料”，两者有区分，也有联系。以“西朝房”为起点，用“图解”的方式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了梁思成的“本职工作”，而且这个工作他一干就是十五年。

“朝房”在紫禁城建筑中，就是御路左右两侧东西相向的平房，在梁思成佚作图稿上的位置就是天安门和端门之间，以及午门广场两侧的联排状房屋，当初主要为朝廷命官上朝前休息之用。直到营造学社迁入天安门内的“西朝房”后，这些貌不起眼的古老房屋终于焕发青春，产生出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而这一切皆是因为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有识之士所从事的前人未有之非凡事业。

屈指算来，彼时的梁思成自192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后，投身现代建筑学理论的研习与实践已有8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梁思成不仅取得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Pennsylvania）硕 士 学 位 ，还 在父 亲 梁 启 超（1873—1929）的引导下，开始走上创立“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艰难之路，引导他的启蒙读物，就是《栋梁》特展上的那本被朱启钤首先发现的《营造法式》。梁思成1928年回国后就在东北大学创设了建筑系，但这显然不是梁思成的终极志向。而中国营造学社的愿景与梁思成的理想高度契合，这个学术研究平台为他创造了最适宜的工作环境，以及接触中国古代建筑实物的最顺畅渠道。

从1932年起到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之前，梁思成、林徽因及其营造学社的同仁们，风餐露宿，艰苦跋涉，在华北地区进行古代建筑的田野调查，发现独乐寺、佛光寺、赵州桥、应县木塔、嵩岳寺塔等宝贵文物，基本摸清楚中国建筑的发展脉络。在《栋梁》特展中，这一部分的展陈内容给观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五年时间里，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还干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他们首次用现代建筑理论与方法调查测绘了举世闻名的故宫，为保护这处“世界文化遗产”作出不可多得的历史贡献。也是得益于此，梁思成才能在他的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中以亲身经验阐述清代建筑的特征与细节，令世界刮目相看。

众所周知，始建于1420年的北京故宫在现存的明清两代官式建筑实例中，是最规范也最具代表性的，对故宫建筑群进行调查研究，无疑是解读中国古代皇家建筑做法的绝佳路径。中国营造学社迁至“天安门内西朝房”后，就一直盼望能对近在咫尺的故宫进行实地调查。

1932年10月，故宫博物院第一次允许营造学社进入故宫，勘察文渊阁楼面凹陷现状，朱启钤、刘敦桢、梁思成三人亲自前往进行工作，并由蔡方荫（1901—1963）、刘敦桢、梁思成拟成《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交由故宫进行修缮。1934年2月，又为故宫对景山的“万春、辑芳、周赏、观妙、富览”五亭作修缮设计。由邵力工（1904—1991）、麦俨曾（生卒年份不详）负责测绘，梁思成、刘敦桢负责拟订修葺计划大纲。经过这两次实际考验，或许是看到了营造学社的实际能力，故宫博物院遂委托他们对紫禁城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

《栋梁》特展中《梁思成年谱简编》（简称《年谱》）“1934年”部分中这样记载，“是年，开始详测北平故宫”。而在《中国营造学社学术活动年表考略》中则有更为详尽地说明：“本年内，营造学社得到中央研究院拨专款委托，对故宫建筑进行全面测绘，留存资料，以防战乱或灾害损毁。测绘工作由梁思成负责，邵力工协助。当时有一批东北大学建筑系学生因‘九一八事变’流亡到北平，梁思成设法安排他们在学社工作维持生计，其中一些学生也参与了故宫测绘。自1934年始，至1937年，营造学社陆续测绘了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角楼等共计60余处建筑。”

这段史实在以往介绍梁思成生平事迹时，虽有人提及但并不作为重点，在《栋梁》特展中也只是一笔带过，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最关键的是：能证明这项“故宫测绘工程”存在的成果，包括数以千计的测绘数据，整理后的测绘图稿，都没有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还是上世纪30年代那场由日本发动的罪恶战争。

在《中国营造学社学术活动年表考略》中“1937年8月”部分有这样的记载：“营造学社经费来源断绝，暂时解散。为保存贵重资料，将重要图籍、文物、仪器及历年工作成果运存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离开北平。”在“1939年8月”部分又有这样的记载：“天津水患，营造学社存放在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地下室的资料全部遭水淹。”这就告诉我们，中国营造学社从1930年到1937年间的所有艰辛付出换得的宝贵资料，最终都因为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水患这些“天灾人祸”而蒙受巨大损失。

在深入了解中国营造学社的这段历史后，我也就完全能够理解梁思成为什么在昆明听到这个消息后，竟“痛哭失声”！那是因为他深知这些资料的无比宝贵，亲身体会获得这些资料所付出之“无以言说”的甘苦。抑或是这段经历给他的刺激太大，也因为当年的一手资料的损失，使得他在后来的岁月里也缄口不提此事，以至于这段“测绘故宫”的详情竟然长时间被掩盖在历史烟尘之中。

好在这段历史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如今，“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的年轻学者在残存的历史碎片中努力拼接，终于将梁思成和他的同仁们当年为保护故宫建筑所做的工作基本还原，让后人有机会对营造学社的这段重要历史加以了解，也让我在解读梁思成佚作时有了不一样的“灵感”。

我忽然领悟到，大师之所以要绘制这幅图稿，肯定是他与故宫挥之不去的“情结”使然，因为故宫于他而言，就像一位带他实际认识古代建筑的“启蒙”老师，念念不忘自在情理之中。我相信，能将那么多不同的古代建筑描绘得惟妙惟肖，绝对是因为他在与这些建筑文化瑰宝“零距离”接触中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我猜测，或许在描绘“午门”时，他想起了在现场和助手相互配合取得测绘成果时的喜悦；又或许在描绘“西朝房”时，他情不自禁地将在这里度过的五年“难忘时光”融入其中……

三 佚作寄托着梁思成的理想

如今，解答梁思成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绘制这幅图稿的问题，似乎完全没有任何直接资料可以借助，称其为“佚作”一点不过分。然而，当我重新沿着《栋梁》特展中《梁思成年谱简编》提供的时间轴，一点一点去解析时，我似乎感觉到离可能的答案越来越接近。

1949年以后，梁思成迅速融入了建设新中国、新北京的洪流之中，他在建筑学领域的广泛影响与深厚的学术造诣被新生的人民政权高度认可。《年谱》中记载：“1950年1月，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这就是说，梁思成生平头一次进入了“理政”的高级别层次。在这个位置上，梁思成以他的学识和理想主动地去“规划”北京这座古城的未来。这一点被接下来的一系列记载所证实：“2月，与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建议完整保存北京古城”；“5月，在《新建设》杂志发表《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反对拆除北京城墙”；“6月，领导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的国徽图案在全国政协会议被通过”。

这些文献记载充分表明，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梁思成热情高涨，积极建言献策，充分表明自己对北京城市规划的态度与立场，其中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更是成为载入史册的文献。他以一位对中国建筑历史有深刻理解的著名学者身份，以一位对东西方文明都有亲身了解的世界级专家学养，认为自己的建议一定可以被国家最高决策层重视并采纳（由他主导设计的国徽图案被通过，应该是他信心增强的原因）。因此在短短半年时间里，梁思成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观点和具体的建议，无论从信息强度，还是从学术价值，都是可圈可点，亮点频频。

在没有人为压抑的心情支配下，在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中，可以想见梁思成的工作激情可以达到何种程度。由此，我认为这幅以故宫为背景的图稿，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阶段创作完成。“整体构思的理性，局部勾绘的清晰，白描线条的流畅”，无不反映出画者心情的轻松与头脑的清醒。有过艺术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佳作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可能产生！

以我的感觉，这幅图稿或许就是梁思成“理想”中北京的缩影。

从1948年解放军请他在地图上标明必须保护的古迹位置这一亲身经历中，梁思成对新政权一定会保护好北京古城的态度深信不疑，因此他在参与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城市规划时，毫无保留地阐明自己“完整保存北京古城”的立场和观点。

然而，对于没有从政经验的梁思成而言，他可能完全没有想到，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社会”等多维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中，后来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事情，梁思成的美好理想最终没有实现……

换个心情再来观赏梁思成的这幅佚作，我还是感到一丝丝庆幸。毕竟大师给我们留下这幅佳作，让后人有机会透过满纸“云淡风轻”的古城风韵，感慨先生当年的理想是多么纯真！然而庆幸终究无法代替惋惜：如果古都风貌能够按大师所愿被完整地保留至今，对这个世界来说，那将会是何等的震惊！

四 结语

历史没有“如果”，有的只是反思！当我沉浸在梁思成的这幅佚作之中，其实并不只是将其看作是一件单纯的美术作品，而是将图稿视作一个特殊时代在大师头脑中的集中反映。在和那些“人物、背景、故事、情感”对话的同时，自然也就多了对历史的几分反思，以及对大师心路历程的更深刻理解。

事实上，梁思成的独特人生经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纪念“栋梁”的终极目的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愿天下有志成为“栋梁”的人们，能够把握好手中的“画笔”，以自己的能力去绘制“振兴中华”理想蓝图的每一笔、每一画。这，才是对大师最好的纪念与尊重。这正是：

筚路蓝缕筑理想，矢志不渝成栋梁；

大师佚作再惊现，不朽精神永传扬！

（2021/9/24 撰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