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北京人都不知道，我们居住的这座城市究竟是怎么来的，它的源头在哪里？寻根溯源，这事要从三千多年前的商末周初谈起。

《礼记·乐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此文说，周武王在剿灭了商朝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走下自己的战车，就忙不迭地褒封黄帝后人于蓟。这是一件和中华始祖黄帝息息相关的事，也是一件与今日北京城息息相关的事，发生在商末周初的周武王之时，距今已有三千余载。

这件事广泛见载于《礼记·乐记》《韩诗外传》《史记·乐书》以及许慎《说文》等先秦两汉典籍。那么，此事怎么会和今日北京城息息相关呢？

从蓟城到北京城

根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周武王所封黄帝后人的“蓟”，就在汉代广阳国的蓟城，即今之北京。郦道元还特别强调：“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即蓟城之名始于“城内西北隅”的蓟丘。《水经注》是一部经典的传世之作，引据浩繁且论断公允，加之郦氏乃范阳涿州人氏（今河北涿州），对近在咫尺的蓟城十分了解，他的上述结论显然持之有故。

在此基础上，著名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经过反复考核和实地踏勘，最终确定汉代广阳国蓟城就在今北京城区，具体方位即“现在白云观所在，差不多正处于蓟城的西北隅附近”。白云观既然在古蓟城的西北隅，那么以此为原点，古蓟城自当在白云观的东南方位，其范围就在今北京市西城区的南半部。

1965年，在北京西郊八宝山发现了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幽州刺史王浚之妻华芳墓，墓中出土了《华芳墓志铭》，言该墓“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这是北京地区历代墓志铭中关于蓟城方位的最早记载，提供了该墓葬和燕国蓟城的相对位置。按照墓中所出晋代骨尺，每尺约合24.2厘米，晋代每里为1800尺，晋的二十里约等于今天的8712米。而由墓地向东8.7公里许，恰好直抵白云观西的会城门，与侯仁之教授对蓟城位置的推断若合符节。

在先秦蓟城故址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有秦汉的广阳城、三国的燕郡郡治、晋至隋的幽州治所、唐的幽州城、辽的南京城、金的中都城、元的大都城和明清两朝的京城，直至今天的北京城。数千年来，历代建筑层层叠叠，早已把先秦蓟城深深掩埋在地下，无法窥其原貌。所幸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栉风沐雨，坚持不懈，不断在地面和地下寻找着它的踪迹，终于发现了一些被黄沙掩埋的印记。

小陶片里有大文章

早在1957年，人们就在考古调查中发现了一处位于广安门南的先秦遗址，出土了先秦时期的陶器及饕餮纹半瓦当。此遗址地处广安门桥南约700米，位于辽南京城和金中都城的中心位置，叠压在附近居民取土时挖出的一个深约2米的土坑之下。通过现场清理，可知这个埋在深处的文化堆积厚达1米以上，而且仍未见底。这个堆积包含了丰富的先秦遗物，有粗绳纹陶片、碎绳纹砖、陶鬲腿、陶豆和饕餮纹半瓦当等。经过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鉴定，这些遗物统属先秦时期，其中年代最早的甚至可以早到西周时期。

这里不能不特别提到的是，苏秉琦先生是中国考古界神一般的存在，他的最神之处不在于学科理论上如何高屋建瓴，也不在于其作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首位掌门人曾培养出多少考古大咖，最神的是，他对中国陶器文化的认知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曾有笑话说，他的大弟子故意把不同灰坑的陶片混在一起，放到他面前谎称说这都出自同一个考古单元。没用多大工夫，稳坐在小马扎上的苏先生就不声不响地把这些不同灰坑、不同时代的陶片清清楚楚地区分开。

这次清理还发现了饕餮纹半瓦当，而这是先秦时期高等级建筑的构件，是列国宫殿建筑的标志性遗物。综合这些发现，现场的考古工作者说：“我们推想瓦当和古陶的出土地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古代遗址——‘燕上都’和它的前身所在地。”即以其为先秦蓟城的所在。无独有偶，1972年，在和平门外又发现了饕餮纹半瓦当，同时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燕明刀货币和细绳纹陶片，也证明了同一个事实。

古井密处即市井

上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在宣武门、和平门、白云观、琉璃厂、新华街、象来街、北线阁、广内大街、校场口、牛街、陶然亭、姚家井、白纸坊乃至西单大木仓等地，发现了成片的古陶井，数量多达数百口。其中尤以白云观以西至宣武门豁口一带最为集中，仅一次探查就发现了130口，最密处在6平方米内就有4口。这些古陶井的制作相当考究，是用陶井圈一节一节迭砌而成的，井底还残留着汲水用的水罐。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物的类型学分析，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水井的年代统属“东周到西汉初期”。这也证实了古蓟城的所在，从先秦时期的蓟城到西汉时期的蓟城，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

按照《水经注》的记载，蓟城一带水路纵横，并不缺乏灌溉用水，何以要开凿如此之多的人工水井呢？说明这里是人口稠密的城市居住区。有一个大家熟悉的词汇，叫“市井”，形象说明了有井就有市、有市就有井的道理。至于这些水井的用途，或者是为了满足居民就近饮用清洁水的需要，或者是为了解决手工业作坊区的供水需求，或者是为了方便大型建筑工地的取水用水，总之都说明了这里是城区所在。

至于为何一些地段的水井竟然密集到了6平方米内就有4口，则应该和古代社会的“改水”习俗有关。按照古代民俗，每当旧井被污染，禽鸟不食其水时，古人就会舍弃这座容易传染疾病的水井而另开新井，称为“改水”，于是便有了这一口紧挨一口的水井。

在上述陶水井密集区以南，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南站、陶然亭、天坛、蒲黄榆、宝华里一带，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战国至汉代墓葬。特别是1973年在法源寺附近，以及1974年在白纸坊以北的地图出版社院内，接连发现了两处战国墓群，也为先秦蓟城的定位提供了可靠证据。此外，1977年在西单白庙胡同路南商业部后院发现了一个西汉墓群，同样为蓟城的所在提供了线索。

综合上述考古发现，考古工作者得出结论：“看来蓟城的位置当在发现瓦井最密集的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从法源寺发现有战国墓群来看，可能蓟城南墙在法源寺以北，而北城墙在西长安街以南。”

为什么说“从法源寺发现有战国墓群来看，可能蓟城南墙在法源寺以北”呢？中国古人向来以死者为大，以先祖为大，故而很早就有了视生死两界为一体的传统。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墓葬区就集中在中期小城的西北部，未出城邑的范围。河南偃师二里头城址，大多数墓葬与城市生活区混在一起，其中最大的一座墓甚至紧傍大型宫殿基址。再就列国都城而言，河南新郑的郑韩故城墓葬既有在城垣外的，也有在城垣内的，其中的贵族墓就多在城垣内。燕下都的墓葬区甚至位于东西并列的两座城址的中心，其中的虚粮冢墓地即贵族墓葬区。大名鼎鼎的周公旦所封的曲阜鲁故城，从西周到东周，八百多年的墓葬基本都在城址内。我们无意说先秦时期的墓葬一概在城址内，因为琉璃河古燕都的墓葬就在城址外。同属燕国都城，琉璃河古燕都的墓葬在城址外，燕下都的墓葬在城址内，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就先秦两汉的古蓟邑而言，其墓葬也很有可能在城址内。

蓟丘与蓟邑

《水经注》已经明确指出，“蓟邑”之称来源于“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在此基础上侯仁之先生又勘定：“现在白云观以西的高丘，有可能即是古代蓟丘的遗址。”那么，这个“蓟丘”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考古线索呢？

根据1956年的考古勘查，今白云观以西确实有一处大遗址，也有一座大土丘。经过初步试掘，可知这里分布着相当密集的陶井，已发现战国陶井36座、汉代陶井115座。在大土丘的地面上，当时散布着很多先秦陶片，几乎俯拾即是，但随着土丘被铲平却荡然无存。1972年，考古工作者对“蓟丘”再次进行了局部发掘，果然发现了一道古城墙。这道城墙的墙基下压着三座东汉时期的墓葬，而按照考古地层学的基本原理，该城墙的建造年代不会早于东汉。于是考古工作者得出结论，判定此处“不可能是蓟城的所在”。此论影响非常大，以致后来但凡言及蓟邑，多数学者均认为：“由后期蓟城留下的遗迹，经考古发掘证明为东汉以后所筑”。

虽然白云观以西的古城墙下压着东汉墓葬，但在进行较大范围的发掘之前，不能说此处的东汉墓下一定没有叠压着更早的城垣和城址，更不能说白云观一带就一定不是古蓟城的所在。

1962年北大考古系邹衡教授带队去琉璃河古城发掘时，起初在城墙夯土里找到了一些辽代陶片，一度判定城邑是辽代的。当邹衡教授1972年再次率领更庞大的考古队到琉璃河古城发掘时，接连挖掘了许多探方和探沟，仍然一无所获，所有人都认为那里绝不可能是燕国都城所在。如果不是琉璃河镇黄土坡村的“老施家”在挖菜窖时挖出了两个“铜疙瘩”，上面还镌有铭文，说不定召公奭所封的燕国到现在都还杳无踪影呢！考古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考古发现只能证其有，不能证其无。

1956年，对白云观以西的大土丘进行试掘时，曾在一座战国陶井中出土了一件汲水用的陶罐，罐的肩部有一则陶文，当时未被释出。后经学者辨识，认出这个古陶文恰是“蓟城”的“魝”字，并提出：“这足以证明战国燕国的上都蓟城，以至于上溯到西周、商代的蓟城，就在白云观以西的‘蓟丘’附近。”在陶罐、陶缶、陶瓮上模印产地的名字，是战国时期的一个普遍现象，而白云观陶罐这个事例告诉我们，此地显然是先秦蓟城的所在。

先秦蓟城终究已被层层叠叠的晚期城邑所覆盖，不会像琉璃河古城那样一直痴痴等待着人们去发现。但综合起来，各种迹象表明，今北京西城区的南半部，应就是“黄帝后人”古蓟城的所在，也就是北京城的源头所在。

（原标题：我们居住的北京城源头到底在哪儿？考古种种迹象指向了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