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北新桥地铁站迎来了高光时刻：首都机场西延线开通运营，北新桥站成为首都机场线的终点站，还能和5号线进行换乘。到首都机场乘飞机的旅客，还可在这里提前完成安检和登机手续的办理。

地铁站D口旁，曾经有一座仿古石桥,多次引发了人们对“北新桥”这一地理概念的讨论。在历史资料中以及老北京的记忆背后，北新桥这一带非常繁华。

如今，新建成的北新桥地铁站A口融合了很多老北京的特色，以传统的四合院金柱大门样式，向人们展现着这一带深厚的文化底蕴。

北新桥一带又有着怎样的精彩往事？不妨借此机会，来一次深度游。

石雀胡同与古桥位置

从北新桥地铁站C口出来，是一条胡同名极具特色的胡同：石雀胡同。其特别之处在于，这条胡同的读音很多人容易读错，长期生活在这一带的老北京才知道怎么读。这里面的“雀”字，发音是“巧”，而不是“确”。这和老北京人称麻雀为“家雀（音巧）儿”是一个道理。这么解释，并不是说这条胡同和鸟类有关联，实际上，“石雀胡同”其实是“石桥”的讹传，也就是说该胡同的本名应该是“石桥胡同”。而这座石桥，就是大名鼎鼎的北新桥。从胡同这个名称，可以证实当年的北新桥确实是一座石桥，而不是木桥。

在地铁D口西侧，曾经复建有一座石桥：北新桥，但它并不是原物，真正的桥体究竟什么样没有人见到过。如今，这座石桥所在之处也被改造为公园，石桥不见了踪影。

查阅清代的乾隆《京城全图》，北新桥周边已经没有任何河道或桥体的标注，只是标注有“石桥胡同”。这说明至少在乾隆年间，北新桥已经无存，而仅仅剩下地名了。据一些老人的口述回忆记载，清末北新桥东北把角的精忠庙前，还有一些桥墩构件遗存，但究竟是否为北新桥的遗存，有待考证。不过，从石桥胡同周边的地名如九道湾、板桥胡同等来看，这一区域的确存在过河流，根据专家们的考证，有可能是当年高梁河的故道。但后来随着金代金口河（也称金沟河）的开凿，高梁河的下游便逐渐干涸了。而元代时，有可能就是在这些干涸的河道周边，形成了新的市区道路，即元大都，才逐渐有了如今人们见到的诸多和水道相关的地名。

颇为有趣的是，关于北新桥这座石桥并不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当年精忠庙里的一口水井，成为老北京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就是老北京口口相传的“锁龙井”传说。民间传说，刘伯温在建北京城的时候，这一带有一条蛟龙兴风作浪，使得这里成为一片苦海。于是刘伯温设计擒获蛟龙，并把它锁在一座桥旁的海眼里。蛟龙问刘伯温什么时候可以把它放出来？刘伯温回答道：“你就盼着这座桥什么时候旧了，你就能出来了。”然后刘伯温将这座桥命名为北新桥，这也就意味着这座桥永远都不会“旧”，蛟龙也就不能再兴风作浪了。这也是北新桥得名的传说。

实际上，这口井并没有传说的那么邪乎，井旁确实有条铁链子。传说中提到，这条铁链子拉不到头，在1957年北新桥扩宽时，精忠庙被拆除，当年的水井也被填平。水井里的铁链子被工人们拉了出来，铁链子确实很长，不过也就是三米多。当然，井底也没有见到锁着的蛟龙。

商号云集享誉内城东北

明清时期，北新桥的商业和相邻不远处的东四比起来，还是有些差距。但如果就北京城东北部来讲，北新桥又是相对繁华的。毕竟这里是交通要道：向北是雍和宫，清代皇室和百姓祈福，北新桥是必经之地；向东有海运仓、旧太仓等仓库；向南则是管理造币的机构——宝泉局所在；向西不远过了交道口便是顺天府衙门，并且交道口也是安定门内大街和东直门内大街的交会处，可谓是交通要冲。如上这些因素为北新桥成为这一地区的商业中心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当年，北新桥的商铺很齐全，居民日常所需的物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比如吴裕泰、万丰号、永馨号茶叶店；增福泉、德成号油盐店；天福斋酱肉铺；元发永、仁和店米面铺；大生堂、志善堂药铺以及当铺、烟叶铺等，应有尽有。

吴裕泰茶叶店是其中的佼佼者。清末民初，北京城里的茶叶店大大小小不下三百余家，每年的茶叶总消耗能达到近400万斤。以当时北京城人口不足200万人来看，这种消耗量还是很惊人的。吴裕泰开业于清末光绪年间，第一家店址便选在了北新桥，正是看中了这里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多少年来，吴裕泰在北新桥的茶叶店都没有变过位置。

当年的吴裕泰茶叶店规模非常宏大，总占地有15亩之多，总体建筑分为八个院落，100多间房，初来乍到者仿佛进入了王府一般。其店铺总体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为茶叶铺，后半部分则是客房、库房等组成的若干个院落，其间还有假山点缀，颇有些江南园林的别致。不过，这座花园式的建筑早已被拆毁。

根据记载，当年吴裕泰茶叶店的茶叶质量好，售价又比其他茶叶店便宜，所以顾客非常多。每年入春后，吴裕泰茶叶店会派人专程到安徽采办茶叶，自己雇人熏制、拼配，因此成本低，货色好。另外，当年吴裕泰里货物齐全，花茶、绿茶、红茶、普洱茶都有销售，这也吸引了大量的顾客。

天福斋酱肉铺也是当年北新桥的一大商号，其位置在如今北新桥地铁口B口附近。它经营的炉肉和炉肉丸子供不应求。炉肉今日已经不多见，当年又称为挂炉肉或响皮肉，炉肉的做法和烤鸭类似，烤好后一般的食用方法，要么是熬白菜，要么就炖粉条。炉肉丸子则是用切炉肉时散落的碎肉加上淀粉做成的丸子，一般也是和白菜一起熬制食用。

天福斋的炉肉炖粉条和炉肉丸子熬白菜，是这一带居民非常喜欢的家常菜，因为他家名气极盛，天天供不应求，生意十分红火，到民国年间，发展为三间门脸。

曾有盛唐时的开元古寺

从北新桥地铁站最具老北京特色的A口出来向西，一派高楼大厦林立的景象，见证着新时期北京城市建设的成果。如果时光倒退到明清时期，在如今天客隆超市的位置，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庙宇——慈寿寺。

说起慈寿寺，很多读者的第一反应是地铁6号线和10号线的换乘站：慈寿寺，一出慈寿寺地铁口就能看到慈寿寺塔，它也被老北京人亲切地称为“玲珑塔”。北新桥的这座慈寿寺虽然没有高耸的宝塔，但当年耸立在大雄宝殿前的一块古碑，记录了这座古寺的历史。

这块石碑名为《开元寺兴造记》，由住持恒安立于明正统十年（1445年）六月。根据碑文的记载，该寺庙兴建于唐代，开元年间改称“开元寺”。根据历史记载，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李隆基下诏，要求各州，“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即要求每个州在州城内的寺观中选择一处位置最好、规模最大的改为开元寺或开元观。由此推断，北新桥这里的这座庙宇，兴建年代或早于开元年间，而且是幽州城（当时的幽州城在今西城区南部一带）东北郊颇具规模的一座庙宇，因此获得以皇帝年号命名的殊荣。改称开元寺后，每到千秋节，即唐玄宗生日（八月初五）那天，都要举行祝寿活动，在那一天，寺庙中要悬挂皇帝的画像，官员们在此行礼、进香。千秋节在唐玄宗时，全国要放假三天，百姓们则借此机会举办各种娱乐活动。

如今，全国仍然有多处唐代开元寺遗存，最为著名的要数福建泉州开元寺、河北正定开元寺以及定州开元寺等，前不久泉州的开元寺，还随着泉州古城其它多处古迹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如今北京唯一遗存的一座开元寺位于顺义区。这座开元寺经过一千多年的变迁，到民国时已经破败不堪，后来淹没在民居之中。前几年，文物部门展开了对于开元寺的修复，古寺焕然一新。虽然建筑结构早已经不是唐代的原物，但至少庙的名字成为历史的见证。

北新桥的这座开元寺，从史料中看，在明代就已经破败不堪，正统年间进行过大修，天顺四年（1460年）更名为惠明寺，清乾隆二年（1737年）重修，更名为慈寿寺。据说乾隆皇帝的母亲崇庆皇太后在雍亲王府为侍妾时曾到此寺求子，后来生下了四阿哥弘历。因此乾隆即位后才大加修缮并更其名为慈寿寺，以报答母亲的恩泽。从此开元寺的名字渐渐被人淡忘。

乾隆时，新修缮的寺庙从南到北共有四进，前半部分基本上按照佛教“伽蓝七堂”的布局，由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和东西配殿组成，除此之外还有最后一进三大士殿以及西跨院的观音殿，规模颇为宏伟。但民国年间成书的《北平庙宇调查》中对该庙的描述是这样的：“各殿宇大多倾圮，现在主持僧松泉，年七十二岁，昏聩糊涂，既不开殿门，又装聋装痴。即问以传某宗派，亦不能作答。”连住持都是如此敷衍，慈寿寺的命运可想而知。如今整个寺庙的痕迹已经很难寻觅了。

当年，行走在北新桥西侧的这条大街上，除了慈寿寺，还有基督教的教堂以及一座真武庙。三座不同宗教的建筑汇聚于此，是当年北新桥一带独特的风景。如今，这三座建筑，只有教堂还有留存，但已经被拆改得面目全非，交道口路口东北把角的一座灰砖建筑，便是当年教堂的遗存。

值得一提的是，北新桥周边还有诸多文化教育类的遗迹。往北，离它不远的方家胡同，有所方家胡同小学，往前追溯，这所小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建于1906年，当时名为北平国民第十七小学，是当年北京城内为数不多的公立小学之一。民国时期，京师图书馆就紧邻方家胡同小学，如今京师图书馆的旧址位于方家胡同小学内。

往南，细管胡同有田汉故居、北京市第五中学，剪子巷有冰心故居，府学胡同还有顺天府学和文丞相祠旧址；往西，有北京二十二中，其前身是创办于1924年的北京市私立大中公学，首任校长为蔡元培，董事长是李石曾。这些都见证着北新桥一带浓厚的文化历史气息。

“赴美王府”写尽如烟往事

从北新桥地铁站B口出来向北，路东的胡同按照由南向北的顺序，依次命名为北新桥头条、北新桥二条和北新桥三条。其中的三条在1965年整顿地名之前称为“王大人胡同”，曾经居住在这里的“王大人”，就是明末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

在大明朝最后时刻，他始终陪伴着崇祯皇帝。崇祯在景山歪脖子树自缢后，王承恩也紧跟着“殉节”。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对王承恩此举大加褒奖，不但在崇祯帝的思陵旁为他修墓立碑，还将其事迹写入了《明史》。王承恩生前的府邸，在清代则摇身一变，成为“理郡王府”。

进入到民国，理郡王家族荣光不再，此时整个家族已经分为四大支，各自占有原王府的部分房产。为了生计，理郡王家族里的人，开始打起各自的算盘，琢磨着变卖祖宅来换取钱物。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进入北京，并更名为北平。之后不久，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看准中国政权交替的特殊时期，派出亚洲艺术分馆负责人贺瑞思·杰恩来到北平，开启了费城博物馆在中国的“购买之旅”。已经破败的理郡王府银安殿一下子被他相中，经商讨，贺瑞思只花费了8200美元（约合今天的81000美元）便买下了大殿，这里面还包括了拆卸、打包装箱和关税的费用。

贺瑞思还找了一位助手，这位助手不是别人，正是末代皇后婉容的英文教师伊莎贝尔·任萨姆。在她的帮助下，贺瑞思于1928年10月初步完成了购买任务，大殿被拆卸后，部件运抵费城。

费城艺术博物馆准备在博物馆内重建这座大殿，不过1929年10月，突如其来的大萧条袭卷美国，王府大殿重建之事便被搁置下来。这期间，始建于1919年的费城艺术博物馆，也停止了其他的工程。1935年博物馆向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寻求帮助，当年11月王府大殿重建工程得以开展。

1937年，理郡王府的银安殿在费城艺术博物馆亚洲馆内开始了重建。重建工程经历了很多坎坷。首先是大殿的两根主梁，每根都有近2000斤重，其它的柱子，每根也有近1000斤重，拼装这些建筑部件着实费了一番力气。可能是忙乱中顾不上细致，博物馆最终拼接成的王府大殿，有两根大梁错了位，这也是后来在进行照片对比时发现的问题，可是想要重新调换位置已经不大可能了。

原王府大殿面阔五间，但由于是被组装在博物馆二层的翼楼中，完全恢复会占据过多空间，因此最终方案是将大殿最两侧的两间改换位置，作为亚洲馆的入口和出口。由于以上原因，人们在费城艺术博物馆中看到的理郡王府大殿，实际上面阔三间。1940年4月5日，费城博物馆亚洲馆和其内所陈设的理郡王府大殿正式对外开放。从此，原本位于北新桥的王府大殿，就这样在大洋彼岸“安家落户”。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人都把这座府邸误认为是明代大太监魏忠贤的府邸，甚至自对外展览开始后，解说词上一直是这样写的。直到近几年他们才将这个错误更正过来，确认是后来的理郡王府。但是在费城艺术博物馆的大殿究竟属于理郡王府的正殿（前殿）或是寝殿（后殿），博物馆没有弄清楚，毕竟当年贺瑞思在信件中并没有谈及。

笔者将1928年的大殿资料照片和绘制于乾隆年间的《京城全图》对比之后判断，这座大殿应当是理郡王府的正殿：银安殿。

费城艺术博物馆亚洲馆除了王府大殿，还有两件非常珍贵的建筑，一件是从北京智化寺拆走的藻井，另一件是一间清代学者的书房。

智化寺原本有三座精美的藻井，分别镶嵌在万佛阁、藏殿以及智化殿的这三座建筑的顶部。1931年，供职于中国营造学社的刘敦桢先生来到智化寺进行考察。他十分期待看到文献中所提到的精美藻井。而实际的结果让他震惊：有两座藻井（万佛阁和智化殿）已经不见了。

后来经过调查，人们了解到当年的实际情况。当时，智化寺难以维持僧人的日常开支，再加上这里的住持沾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僧人们纷纷卖掉寺庙中的财产来换取钱物。恰在此时，费城艺术博物馆的负责人贺瑞思找到了住在智化寺不远处的一位古董商纪三爷，希望购买智化寺的两座藻井。

纪三爷对外称要用这些藻井的构件给自己置办寿材，于是请人将两座藻井拆卸下来，偷偷运到自己家里，而后再将其以更高的价格转手卖给了美国人。现如今，智化寺的万佛阁藻井收藏于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森博物馆，而费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则是智化殿的藻井，智化寺唯有藏殿的藻井留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