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苑地区的历史感兴趣，或许是受户力平先生的启发。户力平先生为北京的一堆地铁站名撰写掌故，其中的一段，恰巧又是我经常乘坐的线路。地铁8号线沿途的“海户屯”、“大红门”、“大红门南”、“和义”、“东高地”、“火箭万源”、“五福堂”、“德茂”、“瀛海”，这些都与昔日的南苑有关。此外，地铁4号线沿途的“马家堡”、“角门西”、“新宫”等，也属于南苑的大圈子。

前不久，当我再次寻访团河行宫的时候，发现那里已经关门闭户很久了，只有围墙外侧那些生了锈的健身器械旁，聚集着一些附近的居民，围个圈儿打牌、下棋。对于这处南苑地区至为重要的古迹，或许已经被不少人渐渐淡忘了。不过，作为昔日皇家之苑囿，这里毕竟经历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于是，笔者萌生了把它记录下来的念头。

元称“飞放泊”，明为“南海子”

历史上的北京地区并不缺水，曾经的南苑地区，乃是永定河下游的潴留湖泽。此地的旧日风貌，或许可比拟而今的白洋淀一带。于是，早在辽金时代，放鹰渔猎，便成为当时的统治者在此地的“传统项目”。

及至蒙元时期，湖泽遍布的南苑地区更成为了统治者们寻找欢乐的绝佳去处。只不过，那时此地尚未出现南苑之名，而是被元廷称之为“飞放泊”。据说，元时的飞放泊一带，百里柳林、人烟稀少。

所谓“飞放”，就是纵鹰隼捕猎的意思。清代吴长元所著《宸垣识略》是记载北京史地沿革和名胜古迹之书，按照书中的解释，每年冬春交会之际，天子都要亲临大都近郊，纵海东青（一种捕鸟能力极强的鹰）于此，这样的活动便是飞放。且因当地多水泊苇丛，所以就被称之为“飞放泊”。而今，在南苑地区仍留下了供海东青晾晒羽毛之用的晾鹰台（大兴区级文保单位）。明朝大学士李东阳在《南囿秋风》一诗中用“落雁远惊云外浦，飞鹰欲下水边台”的诗句，形象地再现了封建帝王在晾鹰台狩猎时的情景。

到了明代，飞放泊的名称开始被南海子所取代。这“南海子”之名从何而来？按照《宸垣识略》中的说法，大体是这样的：“(京师以南)海子内泉源所聚,曰一亩泉，曰团河，而潴水则有五海子。考一亩泉在新衙门之北，曲折东南流,经旧衙门南至二闸，凉水河自海子外西北来，入苑汇之。其水发源右安门外之水头庄，东流折而入海子北墙,至张家湾入运。团河在黄村门内，导而东南，流经晾鹰台南，过南红门，五海子之水自北注之，又东流出海子东南，是为凤河。”从这段资料可以看出，当时此处河流、水泊多，“中有海子三（北海、中海、南海），以禁北有海子”，故而称南海子。

明永乐帝曾下令围绕着南海子修筑土墙，且开设四门：北门为北大红门、南门为南大红门、东门为东红门、西门为西红门。而后于其内又陆续增建了殿宇、行宫与行署，且派官员进行管理。及至清代，南海子改称为南苑，其土墙也被改建成砖墙，苑门也增加至九处。依照王永斌先生在《北京的关厢乡镇和老字号》一书中的说法，这九处苑门是：“南墙中间是南红门，东南是廻城门，西南是黄村门；北墙中间是大红门，稍东是小红门；东墙中间是东红门，东北是双桥门；西墙中间是西红门，西北是镇国寺门。此外，乾隆年间还开了二十余个‘角门’。而且又增建行宫、庙宇数处,使得南苑更加壮丽庄严。苑内还大量增养了鹿、獐、雉、兔、鹅、大雁等各种飞禽走兽。喂养这些飞禽走兽是供皇帝狩猎取乐之用”。

康熙南巡从北大红门始

清代对南苑的管理也有规制。根据《大清会典》中的记载：“设围场于南苑，以奉宸苑领之。统围大臣督八旗统领等各率所属官兵先莅围场布列，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以次（依次）于左，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以次（依次）列于右，两翼各置旗以为表，两哨前队用白，两协用黄，中军用镶黄。驾(皇帝)至围场，合围较猎”。

北大红门一直被沿用至晚清，此乃南海子最重要的苑门，是明、清两代帝王从紫禁城游幸南海子的必经之门。北大红门最早的图像被绘在《康熙南巡图》上的。因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便是从南苑北大红门始发的，所以才将北大红门也一并绘在了画卷的首卷之上。从当时的画卷上看，北大红门是一高两低的三洞门，门楼上为蓝色，琉璃瓦顶，四角飞檐斗拱。

如《大清会典》的记载，于北大红门内，还设有管理京城皇家园林别苑的官署机构“奉辰苑”，以及用于皇帝到南海子行围狩猎更换衣服的“更衣殿”。及至民国北洋军阀时代，奉辰苑官署房曾做过大兴县县衙（清代大兴县衙在东城区大兴胡同内）。待到抗战时期，伪大兴县县衙才由奉辰苑官署房迁到南苑镇的营市街。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奉辰苑官署房还曾作为华北农业垦殖管理处的办公用地，此后又被改为宿舍，且再由宿舍改成民房。直至今日，部分老房尚在，这便是大红门的东门房了。当我前去参观时，发现那里现在是家小宾馆。而北大红门则于1955年8月被拆，只是留下了大红门的地名。

早在清末民初，即南海子对外开放以后，北大红门（此时已经被称为“大红门”）便逐渐成为入京的交通要道。这也使得此地的居民数量陡然上升，进而发展为永定门外的较大村落。现如今，这里是南苑乡政府的所在地。在我很小的时候，叔叔于距离大红门不远的首钢带钢厂工作。每次他驱车赴单位，都要跟家里说：“到大红门去了”。由此，我小时候还以为大红门即首钢，首钢也就是大红门。

随着岁月的流逝，原来的南大红门也彻底无存。我曾在大兴区瀛海庄找寻过南大红门的遗迹，但一无所获。瀛海之名，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清廷准许开垦南苑内的荒地，才由前来垦殖的官民所起。按照户力平先生的研究，此时有直隶省河间府的太监，从老家招募了一批贫苦百姓来此垦殖，进而形成了村落。河间府的古称为“瀛洲”，“海”则代表南海子，于是便有了“瀛海”之名。

今日西红门的市面已经十分繁荣了，以往的古建都已消失在这喧嚣的世界里。挨着肖庄村、临近昔日“大南顶”所在地之马驹桥的东红门，乃是明代南海子所辟四座苑门之一。由于此门规制仅为一个门洞，所以又被称为东小红门。东红门被修建在凉水河的南岸，后因遭洪水冲毁，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由朝廷下令：在海子墙“土墙易砖墙”之时，将其移至凉水河北岸半边桥北侧里许的位置。曾经的东红门位置，则变成了辛屯角门，这是南苑的二十余个角门之一。而今这些角门皆已无存，只留下了马家堡东侧的“角门”地名。至此，不仅明代的东红门已然无存，就算是清代之东红门，也不过是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辖域内的一个若有若无的地名罢了。

早期居民称“海户”

在南苑这方圆一百多里的广袤土地上，自辽金以来河流交错织横，湖泊众多。明永乐时，由于皇家建设南海子，才想着“设海户千人守视。”这便是南海子较早的一批正式居民了。

元末战乱使北京地区人口稀少，明成祖下令从山西和山东等地向北京附近移民，其中有1000户就落户在南海子周边，所以被称做“海户”。他们负责喂养和看守鹿、獐、牛、马等牲畜。及至清朝初年，“设海户一千六百，人各给地二十四亩。”按照王永斌先生的说法：从春至秋，海户们耕种朝廷给的土地，冬季许可他们猎得兔、野鸡、鹅等，作为衣食之用。平时还要练习骑射，遇皇帝来观看操练和游玩狩猎时，必须站齐队伍接受检阅和帮助围阻猎物。这些海户实际是封建朝廷治下任人驱使、没有人身自由的部分居民。

海户们是边屯垦边为朝廷服务，所以，海户们聚居之处被称为“海户屯”。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南郊地区仍有至少三个地方被称作海户屯：东红门附近的海户屯，大红门附近的海户屯，以及大兴区的海户新村。

待南苑被废弃之后，清廷又将其中的土地卖给大官僚和宫中太监，并改为庄园，这些海户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为庄园主服务的庄客。当然，由于人数有限，这些原有的海户们是耕种不了太多土地的。于是，庄园主们便从直隶、山西和山东等地招募一批贫苦农民做庄客。此时，南苑地区的居民大为增多。

及至民国，随着原有庄园主所依仗的势力土崩瓦解，他们的庄园也大多衰败下去，曾经的庄客们，摇身一变成了自由农民，这些自由农民每个聚居点就是一个村落。村落名称，就是根据南苑地区的原有庄园或地形特征等被人们约定俗成叫起来的。比如，据传是内务府大臣荣禄的庄园“德茂庄”，据说是某大官僚所购置的“和义庄”，按照民间说法将“奕字营”谐音改成的“亦庄”（也可能是“义庄”的谐音）等，不一而足。

庙宇共有十余座

有清一代，在南苑的辖域内，曾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庙宇十余座。得文史大家郁寿江先生的考证，我了解了最出名的几座。

曾经位于小红门内侧偏西的元灵宫，其址乃是而今朝阳区小红门西南的凉水河畔。这座宫观始建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重修。根据史料记载，元灵宫规模极大，殿宇建筑宏丽，是南苑域内最大的一组道教建筑群。此宫山门三楹，南向，额曰“宅真宝境”。入内，便是朝元门。门内有元极殿十二楹,圆殿重檐，置门二十四，类似天坛祈年殿之制。元极殿身后，为元佑门，门内为重檐凝始殿五楹。凝始殿前有两座配殿，东配殿是翊真殿，西配殿是祇元殿。可惜此宫观，在“庚子国变”之后逐渐荒废，终至彻底无存。

位于小红门内旧衙门行宫西侧的永慕寺，始建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为孝庄太后祝厘之所，寺额系康熙帝手书。始建时，孝庄太后已经去世将近三年。永慕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重修。其大殿五间，康熙帝题写匾额曰“香云法雨”，乾隆帝题写对联曰“心珠朗映大千界；性海常通不二门”。

德寿寺在永慕寺东侧，始建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它是与旧衙门行宫同时被敕建。此后，德寿寺毁于大火，直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才重新修建。由于德寿寺与旧衙门行宫毗邻，顺治帝、康熙帝等驻跸南苑时，经常来此瞻礼。及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德寿寺获得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这次修缮的结果，令德寿寺建筑群宏伟富丽，成为南苑众多寺庙中规模最大的。德寿寺前东西二坊对峙，山门内大殿五间，御书额曰“慧灯圆照，善狮子吼”。大殿两侧的东西配殿各三间。大殿前矗立着巨碑二座,通高7.5米，分别镌刻《御制重修德寿寺碑记》、御制诗章及宝鼎歌，宝鼎则亦在大殿前。

德寿寺西南不足一公里处，有座关帝庙。此庙始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至1566年），及至清乾隆三年(1738年)重修。庙宇共有三层殿院，山门南向。位于德寿寺东南二里许的是水佑庙，又名仁佑庙。该庙始建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大殿曰延真殿，大殿东西各有一座配殿，东配殿为协佑殿，西配殿为弘育殿。

在今晾鹰台北侧三公里开外，也就是东高地东南中兴庄变电站内，曾有一座宁佑庙，此乃南苑地区的土地庙。该庙乃是清雍正八年(1730年)世宗皇帝为“祀海子土地之神”而敕建。根据史料记载，宁佑庙有山门三楹,大殿三楹，后殿五楹，东西御书房各三楹。大殿中悬挂着雍正帝御笔题写的匾额“薰风布泽”，另有乾隆帝御题匾额“福疆蕃育”。

此外，在南苑的辖域内，还有其他庙宇多座。其中，包括关帝庙四座、七圣庙四座、真武庙与龙神庙各两座，以及药王庙、龙王庙、马神庙、地藏庵、菩萨庙等多座。

团河行宫占地最广

及至清朝中叶，三山五园的景观已初见规模。无论是康熙帝还是雍正帝，他们都以三山五园作为自己的生命归宿。康熙帝去世于畅春园，雍正帝西归于圆明园。然继位的乾隆帝却并没有彻底冷落南苑。就在乾隆四十二年（1771年），朝廷还对此皇家猎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建。一座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行宫亦由此诞生，这，便是留存至今的团河行宫了。

团河行宫实乃有清一代占地最广、规模最大的行宫建筑群落。其位于南苑西南之黄村门内侧，宫墙周长约2000米，占地26公顷。此行宫被划分成宫廷区与苑林区两大部分。

根据史料记载，团河行宫内的宫廷建筑区被分为东西二所。在经过护宫河的石桥之后，迎面可见一对铁狮居于西所大宫门之两旁。铁狮铸工精细，栩栩如生。大宫门的左右，分别为东西朝房与御茶房、寿膳房。待步入大宫门且再入二宫门后，迎面乃是由太湖石堆砌的假山，上镌刻“云岫”二字，其为乾隆帝御笔。假山下有三洞府，互相连通，两旁是东西配殿。转过云岫峰北行，是第三进“璇源堂”，殿内额题“时与天游”，这里乃是乾隆帝的书堂，他经常在此接见臣僚，处理日常事务。

至于行宫东所，在其二宫门以内。宫门处有一对麒麟抱鼓石，入宫门后则是清怀堂，此乃太后的寝宫。寝宫身后的殿宇被称为储秀宫（与紫禁城内之储秀宫名称一致），其被用作后妃们的住所。

乾隆盛世之际所营造的这座团河行宫，曾拥有各类殿宇、房舍六百余间。自乾隆时代开始到光绪诸朝，但凡皇帝谒陵（赴清东陵、西陵）、围猎、阅兵等，皆以此地当作第一等重要的驻跸之地。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之“庚子国变”。

今日的团河行宫内，被保存最好的，便是清乾隆时期的御碑了。其碑身四周镌刻者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至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御制团河行宫诗作四首。御碑亭西面的碑文，或许就是传说中于南海子早已失传的《罪己诏》。

“庚子国变”致团河行宫遭难

“庚子国变”发生的那年八月初，侵略者们于南海子焚烧寺庙，射杀苑中禽兽。在南苑驻守的清兵不堪一击，闻风而逃。英、日等国侵略军先后把行宫中的珍宝劫掠一空，且将带不走的名瓷、石雕等尽行捣毁，从而使团河行宫遭受到严重破坏。

及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担任陆军检阅使一职的冯玉祥，于南苑组成检阅使署，且派属下部分军队在团河行宫内驻防。冯部驻军期间，曾于宫中东湖东岸石板房一带，为兵士修挖浴池；其又在团河行宫东所宫殿区内兴办被服厂。

1924年夏，冯玉祥在团河行宫北部买地，为阵亡官兵修建昭忠祠。当地群众把这片坟地称为“冯玉祥义地”。根据当地老人回忆，昭忠祠早在七十年前便已废圮，只存留下祠堂门口的一对铁狮，此铁狮便是团河行宫东所大宫门前的那一对。

1936年，宋哲元率领二十九军军部、三十八师师部与特务旅驻防在南苑。“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攻南苑二十九军防地。因兵力悬殊，南苑被日军攻占。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率领部队向北京城内转移时，受日军阻击，不幸牺牲在从南苑至大红门的公路上。在炮火声中，团河行宫又遭到了严重摧残。及至1942年，日军为了修建南苑机场与廊坊、黄村及南苑火车站等战略工事，又开始大规模拆除团河行宫内的遗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南苑机场。南苑机场成为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大型飞机场之一，每天有约百架飞机在此起降。与此同时，团河行宫内的残存建筑终于被拆个干净，宫中的树木也被砍伐大半。

新中国成立后，团河行宫遗址于1957年被划归北京市园林局作为绿化用地。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团河公园兴建以前，行宫遗址处尚存古柏一百五十九株，虽历尽沧桑，却始终傲然挺立。

（作者：高申 ，文中照片为高申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