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梦知
前段时间，《北京晚报》副刊刊登了一些回顾北京老茶馆的文章，这勾起了我的思绪。我是做民间文化工作的，积累了大量老北京民俗和风土人情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就涉及老北京的茶馆。已有的回忆类文章中，公园茶社还鲜有人渉足。我现将中山公园茶社的历史钩沉，删繁就简地写出来，读者可从中一览那些茶社的旧时风貌。
现在的中山公园是明清两代的社稷坛，是皇帝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国家祭坛。民国初期，时任内务总长兼市政督办的朱启钤先生提出将社稷坛改造为公园的议案。经过他的奔走呼吁，1914年10月10日，北京的第一座公园——“中央公园”（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正式向民众开放了。这是北京城的一大盛事，老百姓兴高采烈地走进了明清两朝的皇家禁地。
开园初期，园内仅有社稷坛和拜殿两处景观。朱启钤带领董事会募捐了几万元，致力于公园的人文建设。朱本来就是古建专家、实业家，精通此道。他先营建了东面的来今雨轩，那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大堂建筑。原本是用作董事会俱乐部，后出租给赵升承，开设了来今雨轩茶社。同时又在公园西面建成了春明馆、上林春等传统建筑，分别承租给商户经营，开辟了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三家茶社，这是中山公园茶社的起源。
“三代茶社”各有侧重
在中山公园的茶社中，来今雨轩是规模最大、品位最高、文化最厚重的茶社。它是当时的政界领袖、文化名人、社会贤达等品茗、社交、集会的场所。特别为人称道的是，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革命先辈都曾在这里聚会。他们一边品茗，一边探讨着革命救国的道路。这座不大的茶社曾留下了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文化史上许多改变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的印记。这儿的茶水曾经浸润过半部民国史，介绍它的文章以前刊登过，但真要完整介绍，可以写半部书。在此我就不饶舌了，我只想介绍一下鲜为人知的公园西面的三座茶社。
这三家茶社依次是“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由于这三家茶社的定位不同，经营方式不同，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茶客群体。“春明馆”是一座清茶馆。所谓清茶馆，就是以供应清茶为主，不备餐饭，仅供应一些小茶点。来此的顾客主体是城里的市民，多是前清的遗老遗少和上岁数的老年人，是一家品茗聊天的茶室。这里散发着浓厚的怀旧情调，所以人们称“春明馆”是老人堂。
“长美轩”的茶客则以知识界、教育界人士为主，作家、编辑多，文人雅士也不少，主体是“白领”阶层，从岁数看多是中年人。他们在这里高谈阔论，贯通古今，纵横捭阖。这里透着一股书卷气，被人们称为“公园懂事会”。
而“柏斯馨”是青年人谈情约会、饮茶品点的好去处。来这里的是一水的年轻人，朱颜红粉，因此人们把“柏斯馨”称为青年会。于是，爱调侃的老北京人，根据这三个茶社的茶客身份、年龄、辈分，形象地给予了：爷爷辈儿茶社、爸爸辈儿茶社、孩子辈儿茶社的三个绰号，这就是“三代茶社”。而由于这三个茶馆的定位不同，因此他的茶客辈分不同，身份不同，他们各自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同伴，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即便没有谁立规矩，他们也不会走错门的。“春明馆”的老先生绝不会去孩子辈儿茶社品茶，而“柏斯馨”里的青年人，也是不会进“春明馆”的。在同行是冤家、商场如战场的年代里，这三家茶室同在一起，不但没有拼个你死我活,反而和平相处，互相提携了几十年，不能不说是商业界的一个奇迹。
关于这三代茶社的绰号，不仅仅是人们口口相传，而且也留下了只言片语的文字资料。有诗为证，常熟杨潜庵先生曾赋诗云：“春明馆聚老人星，长美轩中髩尚青，茗座也分三部落，朱颜红粉柏斯馨。”这首诗道出了三个茶社不同茶客的类型。咱们先从爷爷辈儿的春明馆说起。
春明馆是“老人堂”
“春明馆”位于中山公园西面的绘影楼以西。它的店名很雅，其匾额“春明馆”三个大字由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手书，高悬于正门之上。大门两旁的那副楹联更有诗意：“春雨杏花江上客；明湖杨柳晚来诗。”两句字头即是馆名。而室内正面墙上还挂有一副对联：“名园别有天地；老树不知岁时。”这副集泰山《石经》的对联也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春明馆”的自然环境。
“春明馆”有西房五间，其前窗卸下即成敞轩，外面的景色一览无余。它属于清茶馆和棋茶馆的混合模式。这里除供茶水外，还卖一些精细的小茶点，如豌豆黄、山楂红之类。另外备有围棋、象棋等供茶客对弈消遣。1917年在西面新建的商业房完工后，又租一间开设了分号“一味庐”茶点社。就这样，它的营销范围不断扩大。
作为一个大众化的茶馆，“春明馆”主要面对普通市民。像来今雨轩那样的高档茶社，普通市民去得较少。因而来“春明馆”的茶客多是四九城里一些上了岁数的小市民。身着长袍马褂儿、福字履、小帽头儿的清代遗老遗少是主体。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按月领取俸禄、衣食无忧的部分旗人，以前他们吃饱饭后无所事事，终日以泡茶馆为乐。民国后他们的俸禄断了，被迫自谋生路。有些心灵手巧的人，就从事了手工业制作。那些无一技之长的人，只能找些卖力气的活干了。那些宅门大院的特权阶层，既无一技之长，也放不下架子去干力气活，只有吃祖宗留下的老本，靠变卖家产过活。这些人从特权阶层跌入到普通百姓群中，昔日手里揉着铁球或提笼架鸟，昂首阔步走进大茶馆的风光不再，只有屈尊来这大众化茶社。但仍旧俗未改，熟人相见还是抱拳作揖，请安问好，礼数一样不少。一聊起来能从顺治爷一直侃到同治爷……要不就是赵四哥昨天在天桥淘到一个蛐蛐罐，是赵子玉亲手做的。对面那位马上就跟上：“那算什么？那五爷昨天刚在白塔寺庙会上花三块大洋买回了蛐蛐文子从苏家坨逮到的‘长须猛将’，全须全尾，叫起来犹如金钟,简直神了。”这伙人谈着谈着，又从蛐蛐罐聊到了蝈蝈笼子，没完没了。而在那边的桌上，围着几个养鸟的，都在夸自己的宠物，有的说他的八哥会讲人话，标准京腔。有的说他的百灵叫的好听，学什么像什么。还有人说他家的画眉羽毛怎么个美，人见人爱。都说得有板有眼，条条是道。当时如果记下来，就是一部《养鸟经》。而一般茶客整天聊的话题还是那堆陈谷子烂芝麻：什么京城的五行八作、贩夫走卒……大都是些往日的生活琐事，难免流露出对昔日的怀旧之情。而这些人都是些年事已高、老气横秋之辈。所以这里也是北京城京味儿最浓之处。难怪当时被人们尊为“爷爷辈儿茶社”。
北平和平解放后，该馆由陈润韶承租经营中餐茶点。1949年6月，一位修藤椅的工匠因夜间用席片熏蚊子，不慎酿成火灾，从此“春明馆”破产停业了。
长美轩是“懂事会”
长美轩茶社位于西坛门外，租用“上林春”12间房经营。中山公园西部新的商业用房建成后，长美轩又租用了一部分开设雅座。其茶室设备与春明馆相差不多，只是压桌碟儿、小茶点不是豌豆黄、山楂红之类，而是以玫瑰枣、小蜜饯为主。再加上黑白瓜子等，也属于清茶馆类。
长美轩最大的特点是它有浓厚的文化氛围，店中备有许多书刊并订有报纸，供茶客阅览。除茶点外，主要经营川黔菜肴，其名点有三鲜蒸饺、火腿包子、鸡丝面等，整桌的菜肴和零星小卖都颇有名气。而最为著名的是“马先生汤”，那是店中特色名肴，据说是马叙伦先生传授的。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在餐馆食谱上以名人名字命名的菜品。北京乃人文荟萃之地，这种现象更多。如东坡（苏东坡）肉、马连良鸭子等。北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三种名人菜肴，即“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此外还有“胡博士鱼”等等。而“马先生汤”为马叙伦首创。
马叙伦先生是文化名人，当过北大教授、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新中国成立后，马叙伦先生历任教育部部长、高教部部长等职。在学术上，他著有《石屋余渖》、《石屋续渖》等专著。他是研究古汉语的专家，是令人尊敬的学者。殊不知，马叙伦先生还是一位美食家。他对华夏饮食文化也有极深的研究。他在家中喜欢自己动手制作各种名肴，而且他喜欢按照《随园食单》等古籍的记载烹制。
“马先生汤”是如何传授给长美轩的呢？《石屋余渖》一书中记载：在北京时，曾游中山公园，歇在长美轩并进中餐。因此菜馆无好汤，他便开出若干作料，叫厨师按常法烹制，又称“三白汤”。何为“三白汤”？三白者，即白菜、嫩笋、豆腐也。因皆为白色之物，故得此名。原料看似简单，做法却十分复杂。不但主料要选最好的，还要配以雪里蕻等二十余种佐料。此汤烧制后味道极为鲜美，之后，此馆以先生大名命名为“马先生汤”，供应四海游客，遂成名肴。到此品尝者无不称誉，因此也引来大量客源。
长美轩是当时社会名流茗谈雅集之处，光顾者以文化界人士居多。鲁迅曾数次于此饮宴，而其他文化名人如沈从文、朱自清、林徽因、朱光潜等喜爱在这里品茗雅聚，开会议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次著名的文人聚会。
1936年的一个春日，大文豪沈从文邀请林徽因、朱自清、杨振声、朱光潜、李健吾等著名作家在长美轩聚会。沈从文安排这次聚会是为了讨论《大公报》两项活动的有关事宜。因为这一年，《大公报》为了扩大在读者中的影响，搞了两项活动：一是出版《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由林徽因负责小说的选编工作；二是设立一年一度的“大公报文艺奖金”，每年奖励一至三位作者，主要聘请京沪两地与《大公报·文艺副刊》关系密切并有一定影响的作家担任裁判委员，林徽因是裁判委员之一。
大家在谈笑中商定了本年度的获奖人选及奖金分配后，林徽因给大家谈起了由她负责的小说选编工作的情况。小说集的作品已基本确定有老舍、杨振声、沈从文、萧乾、李健吾、蹇先艾、沙汀、张天翼、凌叔华等25位作者的30篇小说入选，这是从近三年来《大公报》副刊的数百篇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在选编过程中，林徽因有许多感受。她说这本小说选集是三年来南方、北方新老作家创作的一次“联合展览”。她希望读者拿到这本书，就能对当今的文学状况有一个综合的、感性的认识。
1936年8月，林徽因选编的《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面市后很快售罄，仅隔三个月就又再版，这成为当时文坛的一件盛事。
来长美轩的茶客除了上面提到的文化人外，还有教师、文秘、公司职员等白领阶层。每到下午四五点钟时，一些白领便提着公文包，叼着烟卷，三三两两到这儿聚集，而且几乎是每天必到。他们喝着茶，有的看书看报，有的聊天。聊的话题可不像春明馆中那些老人们的“老闲篇”。长美轩的顾客谈论的多是政论时事、国内外新闻，或是“德先生”（科学）、“赛先生”(民主)的话题。突显出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担当。他们也交流工作业务以及单位、学校发生的事情等等。对于政治，往往还要加以讨论和评价。于是有些人称他们为“公园懂事会”，又因为来这里的茶客大都是中年人，这里又被称为“爸爸辈儿茶社”。
1941年1月，由于长美轩茶社长期欠租金不还，公园令其退租迁出。后由另一商人承租，改用房屋建筑“上林春”之名开业。新中国成立后，“上林春”的经理为徐养竹，1952年因拖欠房租，被公园解除租赁关系，并停业迁出。
柏斯馨是“青年会”
柏斯馨茶社与长美轩相邻，它面积较大，房屋达15间，其中4间为厨房。室内陈设和春明馆相似，不同的是它里里外外透着一股洋气。柏斯馨茶社主营西式茶点，除了茶之外，压桌碟、小点心都没有。有的是洋味的咖啡、柠檬水、冰淇淋、啤酒等。茶点为咖喱角、火腿面包等。总之是个很时尚的茶社，当时是洋派人物聚集和青年谈情说爱的首选。
柏斯馨茶社经营的是西式茶点，岀入的是新潮人物，人们自然把“柏斯馨”这个有点古怪的名字理解为“洋店名”。包括一些老北京人也这么认为，其实这是望文生义。
据苏州著名作家包天笑先生在回忆录中说，“柏斯馨之名，源于《诗经》的一句‘松柏斯馨’。因为中央公园内古柏参天，满园皆是。”由于公园西面少有松树，于是去掉了“松柏斯馨”的“松”字。店名是否出自此处，已不可考。单从字义上讲，也好理解。斯：这里；馨：香气远飘。“柏斯馨”之意就是：这里的柏香远飘四溢。所以“柏斯馨”不但不是洋名，而是地道古雅的汉语名。
说到茶客，老北京城内外的茶馆中最热闹的就要属“柏斯馨”了，来这里的女茶客最多，这在老北京茶馆中是极其罕见的。因为在刚刚结束的封建社会中，歧视妇女之恶习根深蒂固，历来都严禁妇女进入茶园戏园。清代不但禁止妇女进入茶园，更禁止妇女外出看戏。民国以后，这些陈规陋习被逐渐打破，珠市口的文明茶园楼上专门开辟了妇女坐席，从此开创了一代新风。但即便如此，太太小姐们跟家长进入茶馆也很拘谨，很低调。而到“柏斯馨”来的时髦青年人可不同了，摩登少女挎着洋装帅哥堂而皇之地来此就座，高谈阔论，毫无顾忌。此外，还有那些阔家的小姐少爷们，在洋学堂念书的学生们，都是这里的常客。而且茶客中除了本地的年轻人外，还有远至上海、东南沿海各地的外地青年人，他们到京城是一定会来这里玩儿的，就像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东京的银座一样。柏斯馨一室之内，男女杂坐，成双入对。除太太小姐外，胡同姑娘也接踵而至。椐资料说：“因为这是西式茶点，吃杯‘礼拜六’，要盘‘咖喱角’之处……说说话，稍坐一坐，见着熟人，打个招呼，就回来了。”正如诗句所说的：“茶舍回眸说旧京，朱颜红粉柏斯馨。”
柏斯馨茶社的生意日渐兴隆，人满为患。满则溢，最后溢到客厅外面开设的露天茶座。来这里的茶客都是青年人，所以人们又称柏斯馨是“青年会”。比照前两个茶社的顾客年龄，柏斯馨茶社当属“孩子辈儿茶社”了。
那些时髦的红男绿女们来到这里，他们的话题既不是春明馆里的老生常谈，也不是长美轩里的纵论天下，而是社会生活中的时尚话题。比如华尔兹、探戈之类“快三”、“慢四”的交际舞，以及最新上映的电影《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三笑》等。然后再评论电影明星，比如周璇不但演技绝佳，歌也唱得醉人，不愧是“金嗓子”。时不时再哼上一段流行电影歌曲，像《天涯歌女》、《四季歌》等。而茶社也会揣摩年轻人的心理，投其所好。专门订了文化娱乐性的电影画报，《良友》、《三六九》等杂志，《新民晚报》、《益世报》等报刊，供他们阅读欣赏。
当时外地的时尚青年来北京，都喜欢光顾柏斯馨。而柏斯馨也延伸到了外地，上海也曾有过经营西点的柏斯馨，在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上。经营的也是西式茶点，包括白兰地、奶油蛋糕之类。当然，其是不是北京柏斯馨的分店，已无据可考了。
柏斯馨茶社虽然充满了现代气息，但缺少了传统文化氛围。不过，发生在柏斯馨茶社的一件文人趣闻值得一提：诗人林庚白和画家林风眠曾在柏斯馨茶社赏雪斗诗。一位是七岁就能写诗的神童，精通中国古典诗词的诗人；一位是画坛大师、美术教育家。两人在雪后来到这里，一面赏雪，一面斗诗。五言古诗联珠，一共联到120多韵，轰动了当时的北京文坛。
1937年1月，柏斯馨茶社改由商人田阴轩承租，他在原址开设了集士林咖啡馆。虽然改了名，但经营方式和内容没变，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并入了瑞珍厚饭庄。原来的营销方式和内容大为改观。1970年，瑞珍厚迁出了公园。
现在，中山公园的“三代茶社”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通过文字留下它们的往昔景象。可喜的是，历史文化最为厚重的来今雨轩茶社，经历了百年沧桑，风风雨雨，赓续至今。新中国成立后，来今雨轩的归属曾经历了多次变更，直到2004年正式立项，确定在原址上恢复来今雨轩的原有经营方式和茶社定位。至此，来今雨轩又回来了！